------写在百名平民将军落马和高考40周年之际

今年12月是中国大陆于文革后恢复入学考试整整40周年。大陆官方推出了纪录片<<高考一九七七>>, 许多人认为高考改变了个人命运, 当然也为后来的改革和开放奠定了人才的基础。 回顾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 每个朝代想生存, 都必须掌控知识阶层, 连外族统治者也不能例外, 包括大元和大清。晚清末年, 朝廷的军政已为汉族的文官所控制, 涌现出曾国藩, 李鸿章到袁世凯等这些”学而优则仕”的治国栋梁。

中华民国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也没忘记培养人才。除了大学内迁，也动用公款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至内战完结，已在美国储备了约6200位学子。毛时代的“新中国”为动员这批留学生回国，许愿封官，做了大量宣传工作，约有1200名左右学生历经艰辛回到了祖国。众所周知，除了参与发展“两弹一星”的人员， 几乎所有的归国者最终都受到了整肃，自杀或被杀者众多。国内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没好日子过，但工农家庭出身的平民子弟仍有上迁和改变命运的机会。除了”学而优则仕”这一途径，参军转干也是平民子弟脱离“低端人口”的选择。因为普通民众人仍有向上流动的空间，机会相对均等且有一定的透明度。虽然有“六四运动”等发生，但中共政权仍然受到部分底层民众的支持。

但二十年来，尤其是近五年，中国社会已演变成权贵资本，封建专制和苏俄邪教结合的怪胎社会。“低端人口”已成为被专政的对象，不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子弟无发展机会，连过去40年靠学习和参军趴高的工农子弟也被大量整肃。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出身于工人家庭，中学成绩优异，毕业于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邓时代，他有了上迁的机会。而刚自杀的张阳上将，也是平民子弟。而巨贪巨腐的所谓“红二代“或“红三代“却高枕无忧，不但把持了各级党政军的要害位置，还剥夺了“低端人口”的生存权和自由迁徙的公民权。

中共打压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造就了一大批“假的真博士“或”真的假博士“充斥门面。中共19大，21个现任政治局委员中, 大慨仅有4人的学历未注水。有人报道19大前夕, 84%的省市一把手实际上仅有初高中学历。这些事实并非偶然, 而是走专制集权愚民之路的必然结果。对顶层来说, 肚内墨水多的人, 不太容易掌控, 而且极有可能成为煽动民乱的黑手和组织者。”读书无用论再次降临中国，真是一个多难的国家。

我曾多次回忆过自己的下放和高考过程。这几年又掌握了更多的资料，现补充发表。从出生到现在, 每一年都会有照片留下, 连艰难的文革早中期间也没有例外。遗憾的是这两年间, 未能有机会拍下任何照片, 仅能以此文纪念那些流失的岁月。离开农村十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我随当地行署领导及他的秘书再次访问小南庄。刚刚经过洪水蹂躏的土地一片萧条，当年住过的高级茅草房已被大水淹没。全村老少见到我，朝着我和陪同的人员痛哭流涕，他们要向“县里的大领导”告状。大家非常尴尬，望着这群衣衫不整的乡亲，我们不想添麻烦，婉拒了留下吃晚饭的恳求，在夜幕中悄悄地离开了。文中提到的小王，90年代开始在县城街上卖冰棒，自食其力。小南庄的现况不清楚, 但她已成为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四十年前的乡村高考记

  中国大陆于1977年正式恢复大学入学考试，延绵千年的现代版科举制度终于得到恢复。历史上“学而优则仕“和”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古训深入到许多国人的骨髓，但文革期间是个例外。大约有超过十年的时间，“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论调支配着整个社会。任何埋头红宝书以外书籍的人，或者对科学知识有渴望的言论，都有可能遭到精神和肉体的批判或迫害。现在听起来不可理喻，但在那个年代是全社会的共识。初中一年级，我已感受到去农村生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将来。记得文革中期，在一个零下30多度的严冬日子，我与许多同学清晨在马路边站了两个多小时，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一群扛着背包的大哥大姐通过时，我竭力想从他们的脸上找出对未来盼望的心情，可是失望了。大家早已冻僵，挥动着不由自主的小手，却喊不出声音出来。那些匆匆而过远去的背影，把一片孤独和迷茫留了下来。

  为了躲避下放到严寒地区，俺后来随爹妈去了南方。初中还未毕业，突然发现班上好几个同学失踪了。 一个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在离开前悄悄地告诉我，他要参军了。老师装作不知道，但大多数同学都带着羡慕的目光谈论这些事情。可是也有意外的时候。一个平时和我较多交谈的同学，突然遇到为官父亲的去世，他被组织安排去参军了。 临走时，他眼里滚动着泪水和我告别，显然他不想放弃学校的生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些同学的消息。

  作为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后代，我对军营没有神秘感， 更没想过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生走向社会。祖父辈是民国时期的早期大学生,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父母的两个家庭都无任何人停止学业, 祖父还在敌后参与开办了抗日中学。文革时期的高中，不停的“开门办学”和搞政治运动，没有多少文化课。但我心底里还是向往着一张高中文凭，有啥用却说不出来，这毕竟是文革时期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母亲当时担任征兵工作的体检主管，家里的门槛都被踢破了，但却无人提起让我参军的事。十多年后，我常为那些离开的同学惋惜，但听说有人后来上了军校。

  文革后期，新政策已开始施行。比如家中可留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但我没想过留在城里，去广阔天地看一看的诱惑力太大了。高中二年级，在学校安排下我们集体去农村“开门办学”，睡山沟，走夜路，吃咸菜。与见到的五彩缤纷世界相比，劳累和困苦早已忘在了脑后。那些是至今都让人回味的日子。当然，没学过多少数理化。

  那时候还有一个新规定，下乡第一年可获补贴800元，第二年600元，第三年400元。在农村的每年最低口粮不少于600斤，这实际上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知青仅下乡几年，这些待遇还是相当诱人的。

  告别城市的日子到了。我把所有的中学课本和作业本归类摆好，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书架上。老爸看到后，叹了一口气，我们相视苦笑了一下。我当时想，这些都该是纪念品了。因为我确实在祖父家，看到了父亲的中学读物。 当时它们已经属于非法的封资修东西，已经经历了从抗战到文革的几十年岁月。

  1976年2月16日的早晨，和一群年轻人被集合在市中心广场， 我正好是17岁半。同几年前看到的欢送场面一样， 戴上了大红花，受到首长们的一一握手问候。当汽车驶离的时候，生死离别的场面出现了。 看到许多人，尤其是女同学和父母抱头痛哭。我暗自庆幸，多亏没让父母来。环顾四周，发现我是全车唯一没有父母陪伴的知青。

  汽车到了公社，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的欢迎。由各级干部陪同，走山路把我们送到了知青点。这时涉世不深的我还不知道，公社已传遍了：“来了一个没父母的知青”。

  我们同来的三个人组成了新知青点：一个有三个隔间的茅草房。这是全村最高级的建筑，由村民们集体兴建。所有村民的草房全是稻草覆盖，而我们用的是稻田边的荒草。后者数量少，防潮防腐， 经久耐用。

  傍晚的时候，来到了小南庄。一个比我们大约5, 6岁的老知青早已在草房里等待了，他叫我们称他为小王，话语虽多但态度冷淡 。包括碗筷在内，所有生活劳动的必需品早已准备好。似乎已了解我们的情况，他开口便说，自已在本大队落户8年了，是县城的初中毕业生。我们的心都咯噔地跳了一下，彼此互望却说不出话来。小王接着说：“今晚是大队要我来的，怕你们不习惯，陪你们度过第一个夜晚”。天黑以后，小王仍在谈他的经历。煤油灯下，可以看到他悲伤的眼神和无助的表情。用现在的词表达，就是负能量满满。他不停地叹气：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同期来的知青都找到门路离开了。。。折腾了一天，没听他讲完，我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小王已坐在床头，拼命地抽烟。他看着我，满眼疑惑：“你昨晚睡得很香啊？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不着呢！” 见其他两人没醒，他又追问：“你的父母呢？”记不清楚我的回答了，显然他流露出怀疑的表情。

  早饭后，公社“五七”办主任来访。他宣布我为知青点组长，又顺便问起了父母的情况，并突然问我：“为什么他们不送你来？”“他们工作忙，没空”，这是我的回答。我注意到小王吃惊的表情。

  第一年非常幸苦， 我们也没少干偷鸡摸狗的事，但村民们不以为然。我们那间茅草房成了队里开会的地方。一年后在这间房里，因为各大家族间找不到互相能接受的人选，我被社员选举为生产队会计。终于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喘气的机会。那时候乡下也有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悠职，但没有关系帮忙，想都别想这些好差事。

  其它的知青点，离我们都有几里路。农闲的时候，大家常互相探访。那个和父母抱头痛哭的女生，如今已生活自理。有一天，大队开会。公社书记突然宣布，这个女生为新任的本大队党支部书记。过了一个多月，又宣布她入党了。这个提拔顺序，把大伙笑弯了腰。后来传开这位知青在县里有很强的关系网。

  在乡下了解外界的方式只有两种：通信和有线广播。每封信要十多天，最后的投递点是大队部。老母亲的来信少不了“安心扎根”这类话。终于有一天，老队长拿着拆开的信，冲着大伙说：“他要在这儿待一辈子了！”。到了这个时候， 我看得出来， 咱们三个学历最高的高中毕业生已是全队100多老少的负担了。 我通知家里不要再来信，这样与外界的联系就仅剩下小喇叭了。那是一根铁丝，连接公社的广播站，它每天会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和放几段样板戏。

  我们的村庄被河流围绕，外出需要人工摆渡。每到这时候，我们都抢着撑船。船上常见到从河南逃荒来的灾民。30多年后才知道河南数个水库崩塌，洪水泛滥的往事。

  77年的秋天，父亲和一位长辈分别来访，通知要高考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我才几岁。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对高考仅有模糊的认识。大家的心态是一样的， 上大学肯定还是要凭关系，有好的表现和通过政治审查。作为生产队会计，我认为在夏秋双抢和生产结算时离队会影响政审。拖了很长时间，在家人的反复催促下，我匆忙返城，仅带回了所有中学课本（农业和工业基础知识）及作业本，没有找到一本可供考试用的书籍。至于各类各样高考参考书的出现，那是1978年及以后的事情了。

  回城后得知，文革十年积累的适龄高考青年近3000万。很多地区实行了预考等筛选工作，以减少考场的压力。最后正式上场的仅有570万考生，录取人数约为27万。事实上，全国整体适龄青年中被录取的机会低于1%。 相对来说，留城青年有明显的资源和时间优势进行复习，大多数的下乡知青却面对着更残酷的竟争局面。

  在抢收抢种期间，我们三个人每天都拼到半夜，回茅草房后还要在煤油灯下苦读。仅有几十个夜晚的复习时间，到了年底，我们三个终于走进了闭卷考试考场。如果没记错, 那是1977年的12月9和10日。 终生难忘，而且以后也未经历的场景。持枪的民兵把守着每个教室，戒备森严, 严防考题泄露和考试舞弊现象。

  漫长的等待开始了。有一天上午，正在田里干活。公社有线广播开始反复呼叫“考取大学”者的名单， 共有7人被“录选”， 包括老知青小王。全公社有200多位来自各地的知青，大家的神经都紧绷起来，社员们也在反复比较各大队的录取人数。听到我的名字后，全生产队欢呼起来，二话不说有人把我推向了去公社的路上。在通往公社的3，4里山路，许多乡民停下农活，指指点点，微笑地向我挥手。那时候周围的乡民都能叫出知青的名字，毕竟这些知青是外来人，是他们日常谈论的话题。我当然清楚，没有经过政审和体检，不可能确定本科，大专和中专的最后录取名单。到了公社，才知道这仅是立即去县城报到体检的名单。与此同时，公社召集“老中青”代表在候选人外出时进行政审。几十年后， 我才得知，当时基层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来源于上面的严格督促。这毕竟是文革后举行的第一次高考，尽管各省的考试和招生形式是不同的。

  听说考试初选者中，仍有3-7成的淘汰率。虽然是队里的四把手，我还是放心不下政审，便找到了一把手的队长。那个年代，为争取早日脱离农村，很多人找关系，互相拆台的事也不罕见。 老队长拍着胸脯，讲着一口粗话，向我保证：“谁敢政审时乱讲话， 我找他祖宗八代麻烦。。。” 我也要求团支书和妇女队长，记录政审时, 在场代表的发言。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家巴不得少一个分口粮的人，只是当着知青面不好意思讲出来。

  体检回来后不久，一个副队长送来了本科录取通知书。看得出来，他喜忧参半，大慨正想着新的会计人选吧？ 公社里还有两人分别收到了大专和中专通知书。 有意思的是刚上任的本大队党支部书记，收到了那份大专通知书，小王没有被录取。我和书记本来就熟悉，突然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大家嬉皮笑脸口口声声地叫着“书记，书记”，让她很尴尬。这样的结局，大家皆大欢喜。应无疑问，我和书记有较多的复习时间，都赢得了人生的转折机会。

  在一连串的聚餐之后，我移交了会计工作。正好两年，还是2月16日，我离开了农村。一周后回到了学校，是文革后首届77级大学生。离开小南庄时，队里几乎所有的乡亲们抢着帮我挑行李，朝包里塞土特产。汽车要离开了，小孩们随着大人在后面追叫着：“会计， 要记得回来看我们啊！” 远远的，我突然发现了人群中的老知青小王。他深沉的目光和挥动着的双手让我的眼睛凝固了。。。直到今天，我还在为他默默地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