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00年前后，我在价值观念上还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主义者，相信西方的普世价值，相信西方的 普世制度最终将一统全球。实际上，受过顾准思想熏陶、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冷战失败的我 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难不接受自由主义，而视共产主义为空想。 但是，我的自由主义信仰有点不够“纯粹”，因为我同时认为，自由民主的实现还要讲条件、顾现 实、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也不能说，只要有了自由民主，就什么问题都能 解决，一切好东西都会水到渠成。我当时认为，宪政民主确实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国最终也要走 到那一步，但宪政民主制度的有效建立，须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前提，即经济发展到相当程 度，人们收入的普遍增加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由金字塔型变为橄榄型，中产阶级成为主导性力量， 社会矛盾大为缓和；没有这个条件而拔苗助长，结果很易淮橘成枳；同时，不发达国家在走向中产 阶级社会的过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和中央政府-- --就是因为这种思想的不“纯粹”，我与一些“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发生了争论。在多次的争论过 程中，思想逐渐发生变化。现在自我审视，从那时到现在，大的思想调整有两次。 第一次是2004年顾郎之争前后，看了黄纪苏先生的文章《高高低低话平等》，很有触动，发现原来 嗤之以鼻、视之为痴人说梦的社会主义，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于是思想开始有所左转。黄文的主要 意思是：确实，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就现状而言是空想，但平等毕竟是好的，是可欲的，而现状又已 经极不平等，现在，我们不要求马上就有多么平等，只要求比现状相对平等一些，这总是合理的吧？ 如果说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平等现在不可能实现，那么一万年后总有可能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朝 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可以的吧？----这种承认现实、立足现实的论述，很有说服力。更重要的 是，文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比较意识”和“比较性竞争”，这可以说是解读人类历史奥 秘的一把钥匙。其内容大约为：人始终处于与他人的比较之中，一是希望自己比他人更好，二是看 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差距大的话，就会产生不平，希望抹平这种差距；所以，人时刻处于“比较性 竞争”的漩涡之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社会理论，我认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 发展、变化的最大心理动因。 这一次的思想调整，并没有使我否定自由主义的价值，只是在原来右的价值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左 的价值因素，对自由主义有了更多的反思能力。 第二次是2008年发生的西方危机，使我开始怀疑西方普世价值及其社会模式的“最终性”：今天的 世界各国，是不是都必须走向西方式宪政民主，历史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出口？因为与马克思主义一 样，西方的普世价值理论也同样宣称自己的绝对性，所以，它同样必须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 适性作为自证的前提；一旦在实践中遇到挫折，其理论本身就面临危机。结合中国以不同方式、不 同路径，保持了长达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不断进步的事实，显然，西方模式有点相形见绌。在 这种经验事实面前，有理性能力的人不得不反思：是不是必须不顾眼前事实和客观趋势，仍然先验 地将西方模式设定为未来唯一的正确出口？虽然上一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现在看来只是昙花一现，但难道就因为如此，就必须判定这一次也一定是昙花一现？毕竟，人们对 西方模式的信任，最大原因还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舌绽莲花，而同样也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一直 高歌猛进的事实。然而现在，西方的这种进步势头似乎正在逆转。
更进一步地思考可发现，历史经常变向，而不是奔向原来以为已经确定的出口。不妨假想一下，如 果盛唐时期的中西交流很充分，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认为，盛唐的发展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方向， 并从中提炼出一些普世价值，以之改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那么很可能，工业革命不会在西 欧发生，人类今天的历史也会截然不同。 所谓理论的适应性，不仅包括对现在国情的适应性，也包括对未来变化的适应性。既然历史是经常 变向的，就谁也不可能真正知道未来是什么样，那么，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所描述的前景是必然的， 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因此，中国完全可能从自身的优势和经验出发，走出一条新 路，为人类历史找到新的出口。说到底，自由主义也只是西方局部经验的产物。如果说，因为自由、 民主、人权等都是好东西，在价值和感情上不愿意放弃，那么，可以把它们都整合到新的价值体系 中，只是未必还能占据优先、核心的位置。毕竟，自由、民主、人权的优先性，是由西方话语体系 论证和赋予的，它既非与生俱来，也非天赋、神授，所以，绝不是不可改变的。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调整只是量变，第二次就堪称质变，它彻底动摇了我原来的价值根基。但与中国 学派一样，我对于自己新价值的深度构建，还有待时日。现在，只能说自己是个邓小平主义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