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美国，中国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恐怕是未知数。因此，抗战结束，中美处于蜜月期，中共对美国也很有好感。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一边倒”向苏联后，美国就成了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仇视、鄙视、蔑视美国的“三视”教育运动应时而生


　　老高按：中国民众对某个外国的好恶，经常发生180度转变。转变之轻而易举，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扪心自问时，就感到大惑不解。
　　从小到大，中国人对美国、苏联、越南、朝鲜、日本、印度、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从正面情感（热爱、钦佩、亲近）一端，到负面情感（憎恨、厌恶、鄙弃）这另一端，来回跳跃，有时甚至在爱恨两极做多次跳跃，跳过去又跳过来，又再跳过去。
　　我大惑不解的，倒还不是跳跃本身，而是以我当时对人有限的认识来看，人们观念上的跳跃转变还都挺真诚——只有极少数人是功利地隨着党报社论的调子转，“党叫爱谁我爱谁，党让恨谁我恨谁”；多数人的爱憎是发自肺腑，是真的从内心将原本最恨（爱）的某国，移到了最爱（恨）的另一端。
　　我父亲就是一例。自打我出生到我成年，20年间他就从亲美到反美，再从反美到亲美，转了两个180度。在我看来，还并不是言不由衷。
　　中国大陆历史学者、专栏作家洪振快先生发表在财经网的一篇文章《中国人心态何以短短几年从亲美变仇美》，探讨了这个问题。


　　中国人心态何以短短几年从亲美变仇美

　　洪振快，财经网

　　从1945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短短的几年中，中国人对美国的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从亲美变成仇美。
　　1943年，抗战艰难时期。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题名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中说：“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客观地说，假如没有美国，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胜利，恐怕是个未知数，至少，抗战不会八年就能胜利。对于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援助与贡献，当时中国国内各阶层对美国普遍都有好感。《新华日报》的文章是给国内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看的，这篇评论文章显然能赢得读者的心。储安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塔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这个看法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应该具有普遍性。
　　因此，到抗战结束时，中美处于历史上的蜜月期，包括中共，对美国也很有好感。还有美国的档案揭示，当时美国想在远东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作为其盟国，扼制日本，牵制苏联，维持远东和平秩序。美国的设想是在中国搞美国式的民主，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竞争，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角色一样，为此主张国共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对此，延安是欢迎的，毛泽东也是兴奋的，故而在1945年4月24日的中共七大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要自由选举产生正式的联合政府。
　　然而，国民党既不愿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中共也有更大的政治抱负，由此合作难成，联合政府计划无疾而终。进而国共鏖兵，共产党倒向苏联，美国为扼制苏联而支持国民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一边倒”之后，美国就成了最凶恶的帝国主义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政治动员及所搞的“三视”运动，彻底改变了大部分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秘密入朝参战。
　　在做出入朝参战的决策前，中央高层存在意见分歧。著名党史专家逄先知在所著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一书中提到，在10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不赞成出兵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说得简单点，是美军强悍，参战的胜算不大。
　　如果对比1950年时的中美国力，可以发现实力更为悬殊：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2／3，工农业生产总值高达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而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人民币574亿元，钢产量不过81万吨。另外，美国还有最具威慑力的武器：原子弹。
　　由此可知，当时“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是正常现象，它不仅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社会上也同样存在。为此，需要一场社会动员才能打消大家的疑虑，而“三视”教育运动应时而生。
　　所谓“三视”，指的是仇视、鄙视、蔑视美国。其具体内涵，1950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解释得比较清楚。该报道介绍一份《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标题是‘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这部分说明美国……正在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所以全中国人民都应该仇视它。第二部分的标题是‘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说明了美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民主及文化的堕落情形……第三部分的标题是‘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这部分说明了美国政治上的弱点及军事上的弱点，说明了美国必然失败的道理。”
　　“三视”教育的目的是清除社会上存在的亲美、崇美和恐美心理。这种心理，尤其是在与美国关系较密的一些人士中，如民族资本家，留美的知识分子，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教会学校师生等中间普遍存在。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当时是辅仁大学校长。辅大有天主教背景。陈垣在12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文中说：“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
　　据当时一份要求在全国开展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可见“崇美”“恐美”被看作是错误心理，而“亲美”则被看作反动思想，性质比“崇美”“恐美”更严重。
　　“三视”教育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国各种媒体大量刊载相关文章。一份调查统计，1950年全国出版的比较重要的147种期刊中，第10期、11期抗美援朝的宣传文字约占16％的篇幅，其中综合时事类期刊更是占了35.5％。《人民日报》特辟《抗美援朝专刊》，从1950年12月4日到1954年9月5日，共出了190期。文联动员作家运用各种艺术形式－－诸如电影、戏剧、曲艺、歌曲、诗歌、小说、绘画等，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连队、街道则利用黑板报、墙报、宣传画、报告会、座谈会、控诉会、声讨会等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三视”宣传。
　　“三视”教育运动塑造了一代人对于美国的认知。至此以后，美国在许多中国人（大陆）心中的形象，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文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反动的、最野蛮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的死敌”。
　　“三视”教育运动所形成的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1951年7月1日朝鲜停战谈判消息传到北京后，“很多群众对媒体中称李奇微为‘将军’、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甚为不满”，因为据“三视”教育中接受的观念，李奇微乃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表，又怎能尊称其为将军呢？新闻稿件和发言稿中，到处都是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刺激性的词语”，1952年5月周恩来曾指示要“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直到1972年，中国政府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中国的普通群众“在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当他们在报刊上看到毛主席与“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言和”的时候，他们普遍感到惊愕，以致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动员是成功的。从此以后，仇美心理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大陆）。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不清楚，他的心理是历史塑造的，而不是基于对现实美国的理性、客观认知。正如同美国人对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不理解而对中国人存有偏见一样，许多中国人因历史塑造的仇美心理及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视角出现偏差，而对美国存有偏见。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是理性的社会心态形成的基础，也是社会平稳转型的前提。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客观、理性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并不容易。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一月图片主题：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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