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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方社会的主要矛盾
送交者: 调侃军政 2017年11月13日11:38:1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关敏

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不是劳动者与老板的矛盾即穷人阶级与富人阶级的矛盾,而是掌权集团与广大民众的矛盾即官民矛盾,这是由权力性质决定的。

 

因为任何社会都会产生管理与被管理的权力分化,治人和治于人的现象必然存在。在民主政治确立之前,管理社会的官僚阶级是当然的统治阶级,而不是哪个阶级的附庸。

 

民众的物质利益与官吏的物质利益是此消彼长,矛盾着的。司马光说:“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用一个公式表示:民众的物质生活=国民总收入—官吏的物质生活。官民矛盾是最重要的社会矛盾,王朝更替、制度变迁,全部历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

众所周知:权力意味着腐败,贪官污吏的权力意志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永恒的。在原始时代,部落酋长就是一个正式的官员了,他拥有对人民征税的权力。这样,就出现了官民矛盾——酋长希望多收税,人民希望少纳税。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公民大会,由公民大会讨论表决。这就诞生了权力公有制社会!由于权力是管理众事的公权,必须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不能偏袒任何个人和集团,所以,权力“不得谋私”!此时,官民矛盾不突出,但公权力依然与人民利益存在冲突,官员的决策可能不符合人民的要求,这就需要公民大会的宪政制度来制衡。然而,由于人性的贪婪,官员的腐败,公权力异化为掌权者的私权,掌权集团成了特权阶级,对无权的人民专政;使权力为公的原始民主社会异化成了权力私有化的家天下社会。特权就是超越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制约的、少数人享受的特殊权利;特权最根本的属性就是人与人的不平等。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就是特权阶级,是少数统治者;他们比一般人的自由更多。他们的额外的自由是靠着牺牲他人的自由而得到的,这显然会进一步地激化了官民矛盾。

在东方社会,暴力或权力决定一切。因此,不应以财富多寡来对人群进行划分;应以权力关系划分人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即官民两大阶级。中国传统上则把人按照才能的高低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官” 阶层,另一个是“民” 阶层。孟子把官僚集团和人民集团的对立,称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也就是说,官民间的分野和官民间的矛盾是人类的普遍规律。

 

在中国神话中,父辈压迫子辈,子辈不仅不造反,反而处处忍让、逆来顺受、起敬起孝,典型的如大舜。这说明了中国在原始社会就是通过“孝”这个制民术来缓解官民矛盾的。孝道演进的结果是:无权阶级成了奴隶,特权阶级建立了权力私有化的专制制度。

 

在官本位的专制社会里,官僚不代表其他阶级,而是自身构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有着高高在上的地位和为所欲为的权势。古人对“官”曾有这样的描述:“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读着这一首短短的打油诗,闭着眼镜就可以想象得出官儿们威风八面、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的傲然形态。与官相对应的百姓则截然不同了,他们只是在官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任凭呵斥、欺凌和奴役的“黔首”和“蚁民”,如今已演化为屁民了。

 

中国老百姓怕官,大都活得像罪犯。老百姓见官,就像老鼠见猫、绵羊见虎、妇孺见蛇。所以,在中国人的今古贤文中,多有教诫子孙谨言慎行的箴言。如“伴君如伴虎”、“官大一级压死人”、“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不管,无事早归”、“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是非只为多 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忍的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近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莫谈国是,须防隔墙有耳”、“见官莫向前,官来无好事”……可见,中国古人生活的是何等地无奈、何等地压抑、何等地阴暗!

 

为了巩固皇权,历代王朝不断地分散削弱各级官僚机构的事权,使之上下相制,内外相维,官僚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下面一组数字可作证明:唐贞观初年(627~630)中央政府文武官员643员,高宗显庆年间(656~661)九品以上官员达13465员,至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达369787员。唐国家财政支出中,“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北宋太祖时(960~976)内外官约13000员,仁宗时(1023~1064)为20000员,至徽宗宣和元年(1119)达48075员。宋人蔡襄认为当朝“兵冗为大,其次又有官冗”。赵匡胤通过政变上台时,禁军不足20万,100年后翻了3番有余。《水浒传》里称宋都东京有“八十万禁军”,其实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已经达到125万禁军。庞大的军费开支最终给北宋百姓带来不堪承受的负担,成为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除了“朝廷命官”膨胀外,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唐代初期,“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谓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唐律疏议.卷第九》);但到唐玄宗开元17年(729年),“杂色入流”官员每年任命2000多人,为明经、进士及第人数的20倍。再如明朝初期,“松江一府坊厢中,不务生理交结官府者1350名,苏州坊厢1521名。此等之徒,帮闲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其名凡六。不问农民急务之时,生事下乡,搅扰农业。……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到洪武中期,朱元璋下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起取天下积年民害”运动,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共900余名,削减幅度高达3/4,以此推算全国的吏役人数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清末,“国家任命的正式官员人数还不到2万名(按编制文官9000名、武官7500名),但实际上带有功名的士绅约为125万之多”。清人侯方域曾惊叹说:“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县殆不止千人矣”(《清朝经世文编.卷24.吏政十》)。这样,“国家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稀也”。

 

总之,一切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规律性,因而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是惯有的通病。因此,“朝廷多一政令,百姓多一奸欺;朝廷多一章程,百姓多一奇巧。无怪乎世道之大非,民情之日变,而愈治愈难也”(清黄元吉《道德经注释.第七十五章贤于贵生》)。 恰如胡如雷所说: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制造的庞大的政府“就好象一个还没有成年而且身体羸弱的人勉强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铠甲”,表现出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与经济上的极端落后分散这一对中国皇权专制社会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由于官员膨胀,致使农民的实际税费负担很沉重。中国农民的耕地是国家的国土,皇帝是国家的代表,农民自然是皇帝-官僚体系的臣民或子民,依附于国家。在漫长历史中,中国农民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被视为牛马之属而囚禁在笼子里。古代的州官称“州牧”,做官称为“牧民”,把老百姓视为“会说话的牲畜”。中国百姓虽然人数众多,但力量微小,这种微小的民间力量和强大的专制力量间的差距,好比鱼翁与鱼鹰的关系:鱼翁用根绳子将鱼鹰的脖子系住,让鱼鹰饿着肚子凭着本能捕鱼。鱼鹰捕到了鱼,但因脖子上系着绳子而无法下咽,鱼只好被渔翁掠去。这样,鱼鹰周而复始地一条鱼一条鱼地为鱼翁劳动着,直到渔翁心满意足了,才会将他们脖子上的绳子解开,让他们下咽几条鱼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中国的百姓们就像这些没脑子的鱼鹰,既不知道通过立法来限制政府,又不会组织农会来保护自己,只知道凭着动物似的本能去辛勤地“捕鱼”,他们在捕鱼的时候,总是认为“鱼”会下肚,但最终“鱼”总是被蹲在一旁的“鱼翁”——专制政府掠走……百姓们不管多么勤劳,最终仍然是一贫如洗。

 

儒家主张轻徭薄赋,反对“苛政猛于虎”,主张“民贵君轻”,就是为了缓解官民矛盾,以维护官僚特权阶级的永久统治。因为民能载舟覆舟,所以,儒家告诫帝王要爱民、要轻徭薄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帝王的根本利益。可是,专制者贪得无厌,不可能有什么节制和理性。自秦始皇以来的每一位“天子”,哪个不是“金口玉言”?哪个不是独夫民贼而搜刮民脂民膏?君不见,孟子曰:“善政得民财”;班固说:“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轻徭薄役”只是一相情愿的空想或少数统治者的恩赐。轻徭薄赋不过是扬汤止沸,不受制约的权力不断膨胀,造成赋税和兵役不断加重,到后来必然是“黄宗羲定律”;人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农养不了政。

 

载舟覆舟,总是舟(官)压迫水(民)。民性若水,水性至柔,但水到不平处也要喧哗。这“不平”的喧哗必掀起滔天巨浪,这滔天巨浪就是农民起义。在亚细亚社会,国家很难说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说它是压迫所有臣民的工具反而更贴切。在中国,私人的土地房屋无法抵抗官权(王权),老百姓的物权只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虽有阶级的分野,但所有阶级在官府王权面前都是奴才,因而2000多年来,一直是官民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是“民变”,而非“佃变”,是官逼民反造成了绵延不绝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也大部分由地主与其庄户共同组成。中国的历史上爆发过千百次农民起义,数量之多堪称世界之最,都是“民”反抗“官”的斗争,用谭嗣同的话说,是人民“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呈“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之状。最典型的有陈胜吴广农民起义。

 

特权阶级是人类史上最为反动的阶级。因为任何权力都有越界犯规的倾向;权力越集中,野蛮的成分就越多。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不论是什么人,不管声称代表谁的利益,一旦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吃民无数;掌握了至高权力的特权阶级必然堕落为吃人阶级。老虎吃人,可“苛政”比老虎吃的人更多;蛇咬死人,可赋税咬死的人比蛇咬死的人更多。即使在废除了“王候将相”、贵族等级的法国大革命时代,不受制约的“人民权力”依然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可见,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险过洪水猛兽,比狮虎蛇豹更凶残。

 

霍布斯把国家权力比喻为可怕的怪兽——圣经故事里的利维坦,指出:利维坦之所以无比强大,是因为它具有区别于其它一切社会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垄断了暴力。西方民主制就是驯服利维坦。霍布斯尚未预料到200多年之后极权社会的产生。他没有想到,这个理应驯服的利维坦,在东方被武装为人类历史上超级的恐怖之神。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囚禁,在于把掌权者关进笼子;而不是贫与富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合法致富是没错的,剥夺有产者毫无道理;要打倒不是资本而是特权阶级。解决贫富矛盾的办法,是通过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从而建立起点公正的发展平台,制定略倾向于穷人的政策。自由主义的伟大也就在这里:只拿权力是问,不以贫富论理。因为前者解决了,后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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