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缺乏制约、缺乏监督的权力结构，为政治强人打开了一扇后门。这种大走回头路的趋势，也与中国亟欲改变形象，走向全面现代化，试图承担全球治理大任的强烈愿望格格不入。这样的“中国模式”若输出到全球，实难说是“世界之福”


　　老高按：中共十九大举行，我们这里有谁正儿八经地研读过会议文件和会后文件吗？恐怕有也不多——党八股实在很难让人感兴趣。我也没有认真读过，这几天尽忙别的去了。今天读到《世界日报》前天的社论《习近平从党领导一切 到“万能主席”》，中间有段话吸引我的注意：十九大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强调全党要“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
　　“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真敢开牙！
　　真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白纸黑字？
　　我半信半疑。查去查来，没有查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但是在新华网上查到一篇新华社10月27日的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说是“公报”，也不算离谱。这篇报导，果真有《世界日报》所引的那段话，还不仅如此，区区两千言，八提“习近平”。全篇的意思，就是要全力以赴加强习近平的领导。
　　▲会议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从根本上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根本利益。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首先是中央领导层的政治责任；
　　▲中央政治局要带头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
　　▲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即上述那几个“意识”——老高注），坚定“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老高注），主动将重大问题报请党中央研究，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并及时报告落实的重要进展……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
　　▲把着力点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上，……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
　　▲要推动全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上面说了“中央政治局要带头树立”，这里是要求“全党牢固树立”。——老高注），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次政治局会议，任务就是审议两个政治局文件——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和实施细则。

　　习近平把这两个文件放在团团围坐的政治局委员面前，人人心服吗？未必；有人口不服吗？岂敢！委员们很清楚，举手同意，形同宣誓：我“自愿”套上了习大大的笼头，今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得严守规矩，若有越轨或者被习核心视作“越轨”，就是“自作孽不可活”，享受请君入瓮的待遇——但是到了这个政治局会议室的场合，是不可能提出哪怕再婉转、再含蓄的不同意见的，不必像十九大全体会议会场上让几个角落此起彼伏地喊“没有”“没有”“没有”——听到一声接一声的“没有”，如果我身在现场，肯定毛骨悚然；好在身隔万里，只觉荒诞可笑！
　　这是一个现代政党？撇开那些堂而皇之的党八股辞藻，上面这些“会议强调”、“要坚持”、“带头树立”、“牢固树立”……等等，是让人们想起了毛时代？还是想起了上海滩？想起了西西里？
　　我不由得想起历史的一幕：31年前，在一次中央全会上，陆定一站起来提出不同意见，引起激烈争论。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工作人员宣读后（我相信每个与会的中央委员面前也都会放一份），胡耀邦问：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在文革前素以“左王”著称、1956年时甚至反对“双百方针”、毛泽东后来斥其主政的中宣部为“阎王殿”的陆定一，出乎意料地要发表意见。他说：
　　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是苏联提出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什么定义。
　　陆定一接着又说，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通知》撤销所谓“二月提纲”，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搞的，是背着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说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现在觉得，这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别的我都赞成。
　　陆定一的发言，有多种大同小异的版本，上面他的话和胡的插话，出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
　　可以想见，在中央委员的全体会议上这番话激起轩然大波！王兆国、江泽民、胡锦涛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自然没有他们说话的份，恐怕他们当时都屏神敛息，大气都不敢喘。
　　万里发言，同意陆定一的意见。杨尚昆、余秋里发言，主张保留。薄一波也赞成，还说，代表宋任穷赞成保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陆定一、万里的意见，博得一些掌声；杨尚昆、薄一波的发言，也博得一些掌声。
　　最后邓小平说话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第一件做了什么事？就是人大通过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叫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什么首先做这件事？就是说明现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坏我们安定团结局面的。看来，反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紧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写这个。
　　邓小平还讲了很多。这篇即席讲话不短，但可能事出仓促，并不严谨。例如，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第一件做了什么事？就是人大通过决定取消宪法的一条”，阮銘就指出，完全不符合史实。全国人大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1980年4月8日的事，那时粉碎“四人帮”已经将近四年了。
　　不过在当时那种场合，没有谁顾得上这类失实。邓小平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邓小平讲话之后，政治局常委赵紫阳、陈云、李先念简短表态：保留这个提法。最后全会表决这个决议，一致通过。当然，这个文件也与中共其它绝大多数文件一样，写完了，通过了，随后束之高阁，无人理会，是“write-only”。
　　重提这段往事，我想问：今天在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还能出现这样“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的事吗？陆定一与周扬一样，文革前整人无数，经过文革，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赢得人们的尊敬，也在历史上留下他们最后挺直了的背影。而十九届政治局通过这样的规定时，有这样的人吗？会有这样的人吗？
　　转载《世界日报》前天的社论，供大家深思。“旁观者清”！


　　习近平从党领导一切 到“万能主席”

　　社论，《世界日报》2017年10月30日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在世时，一直反对有人吹捧“邓小平理论”。他曾说，“不要讲什么‘邓小平理论’十分伟大、绝对正确、包罗万象。它既不是博大精深，也不是完美无缺。”因此中共推迟至1997年9月举行的15大，即邓小平辞世七个月后，才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前后经历约20年。
　　然而刚闭幕的中共19大，却把执政五年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些讲话，捧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写入党章，还掀起全党学习热潮，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纷成立研究中心，跌破海外不少观察家眼镜。
　　在中共语境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两层涵义，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二是“习近平思想”。“习近平思想”是什么？精髓其实就是一个“斗”字，用他在19大报告中的话说：“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习近平的“斗争”哲学，与邓小平的“猫论”和“韬光养晦”、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不折腾”都背道而驰，却源自毛泽东的“与人斗其乐无穷”。五年来，在国内，他的政敌都被斗垮了；在国外，周边邻国都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如何选边站而挣扎。
　　“习近平新时代”又是什么？从19大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可看出端倪。公报强调全党要“聚焦到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上”。这样表述，川普总统在致电恭贺习近平获得“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Extraordinary Elevation)时，概括得十分精辟。简言之，这是由习近平一人大权独揽，不提接班人的“新时代”；这是“党就是习，习就是党”“党领导一切”的“新时代”；这是一个一人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许“妄议”，反对习，就是反对党的“新时代”。
　　中共中纪委向19大报告中，首度把周永康、孙政才和令计划贴上“野心家、阴谋家”和“严重政治隐患”这样明显带有权斗性质的标签，有如不打自招，自曝过去五年以反腐之名把大批官员掀下马的实质，就是党内利益集团之间的权斗，这无疑严重削弱了“反腐”的正当性。
　　而新组成的19届中央政治局，则是一个由“习家军”绝对控制的政治局。新晋政治局委员中，有称颂习近平为“英明领袖”、“新时代总设计师”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有赤裸裸表示对习近平“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有把习思想比作“思想灯塔和精神北斗”的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实在难以想像怎会有民主气氛，怎会有客观和理性讨论国家发展大计的空间。
　　有人说，习近平独揽大权的“新时代”，是借鉴俄罗斯总统普亭推行的“超级总统制”，即“强总统-软议会-弱政府(总理)”的格局。但实际上这种强人政治早就植根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体制中，它的外在形式就是对强势领袖的个人崇拜。
　　它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和亿万人的命运都寄放在一人手上，把亿万人的大脑都统一为一人的大脑。“毛时代”的教训不可谓不深。所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总结那段历史时曾说：“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列，莫此为甚。”可惜的是，这段代表邓小平、胡耀邦一辈人对“文革”惨痛教训反思的警世箴言，已被彻底抛到九霄云外。
　　中共19大尽管未恢复毛时代的“党主席制”，然而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已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在自创十几个领导小组并自兼组长后，19大上又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可望再增加一个“组长”新头衔，使他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万能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这种缺乏制约、缺乏监督的权力结构，为政治强人打开了一扇后门。这种大走回头路的趋势，也与中国亟欲改变形象，走向全面现代化，试图承担全球治理大任的强烈愿望格格不入。这样的“中国模式”若输出到全世界，实难说是“世界之福”。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一月图片主题：集市）

　　当今世界，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集市。在我们插队那会儿，赶集也没有完全绝迹。我到美国来之后，也曾经多次到集市上摆过摊——没赚到钱，却增添了人生体验。这个月的图片，我们就来一一展示各地的集市，其中有政府正式认可的，也有社区自发组织的。今天这一张，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紧靠着众多名胜景点的一个集市上拍的。事后一看，感觉居然很有油画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