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总统早就指出：朝核问题是中国问题。一语道破了朝核问题的实质。朝核问题应该叫做“中朝核讹诈”问题。

不过中、朝双方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双方的实力也相差太大。朝鲜与“势与核武共存亡”是为了“自保”，而中国自始至终支持、姑息、纵容、协助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打“朝鲜牌”，增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一句话，中国企图用“朝核问题”绑架联合国、绑架国际社会。

随着朝鲜这只中国后院的看门狗越来越疯狂，中国不得不做出姿态，要撇清自己长期以来与朝鲜的“一奶同胞”关系，除对朝鲜展开“经济制裁”之外，几乎停止了与朝鲜的“高层沟通”……

最近，有媒体引述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表示，北京与平壤的高层沟通已经停止，并对此情况感到担忧。另外，据报道，如朝鲜于太平洋进行氢弹测试，危险性比以前进行过的任何试验都巨大得多，而要制止该类试验的危险性亦相当高。

中国方面表示，因朝鲜进行一系列的核试及导弹试射，北京与平壤的高层沟通已经停止，并对此情况感到担忧，中朝双方高层之间有意义的沟通已被切断。

数月以来，中国方面多次强调，朝鲜问题并非因中国而起，各方必须共同解决问，撇清自己与朝核问题的关系，把朝核问题说成是美国、朝鲜相互“斗嘴”、刺激对方引起的。中国反倒成了“正人君子”，土匪流氓国家的土匪流氓嘴脸，一览无余。

日本共同社报道，朝鲜于上年一月中曾与美国进行非正式磋商，要求在美朝间建立“相互保证毁灭”战略，以谋求对等关系；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慈成男当时曾出席。报道分析，这是朝鲜为了让国际社会正式承认其为核武器拥有国，而对美方想法进行试探。美方亦有向日韩两国政府进行通报。

报道引述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该次磋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以晚餐会形式展开；朝鲜当时表示，今后将继续开发核武，并指出通过拥有即使受到核武器先发制人的攻击、也能采取报复手段的核战力，能防止美朝之间爆发核战。

美方当时就强调，为保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朝鲜半岛无核化不可或缺；美方指出美朝之间核战实力过于悬殊，不可能构建类似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MAD战略。

另外，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如朝鲜真的兑现于大气层进行氢弹测试，其危险性比朝鲜历来作出过的举动都大得多，而要制止该类试验的危险性亦相当高。报道表示，当进行大气层氢弹测试时，试验地点的民众将会面对严重风险，而且放射物亦会随风到处飘散，对民众及环境带来影响。

朝鲜为回应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制裁之时，金正恩似乎要通过大气层氢弹测试的言论，制造环境或人道主义灾难的恐惧；有专家表示，未清楚朝鲜是否具备这个能力，如朝鲜成功试射载有核武的导弹的话，就证明他们已解决发射核武所涉及的技术问题。

但五角大厦前武器测验负责人、核科学家菲利·科尔就表示，如果试验失败，朝鲜将会面临巨大风险，如核弹落入邻国、或在境内发生爆炸等事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周发表声明，指川普不断作出恐吓和威胁，他将考虑采取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应对措施，要对方为妄言付出代价。朝鲜外长李勇浩其后表示，金正恩所指的超强硬措施，可能是在太平洋进行氢弹测试。

上面提到的“美朝相互保证毁灭”战略、“美方指出美朝之间核战实力过于悬殊，不可能构建类似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MAD战略。”是怎么回子事儿呢？

下面有关历史上中、苏核威胁、核讹诈的历史，可作参考：

上个世纪70年代，中、苏之间曾有过一次“珍宝岛之战”。

之后，苏联在远东和蒙古的军事活动大幅增加，苏军在罗布泊四百英里处设置侦察核基地收集气象数据。苏联官方媒体统一口径，声称对“现代冒险家”应予摧毁性打击。八月十三日，三百多名苏军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越过边界，全歼一个营的中国边防巡逻队。

八月十八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代表受命探询美国政府对于苏联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态度。八月二十日，基辛格向尼克松总统报告此事。随后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令人惊异地表态：虽然中国一直是两个共产党大国中更加好斗的一个，但事实上苏联比中国的危险更大，从地缘政治来考虑，如果中国在苏联的攻击之下“一败涂地”，将提升苏联在亚洲的势力并损害美国的全球利益。苦于没有常规渠道让中国高层了解苏联的打算和美国的态度，美国政府决定在媒体上公开披露此事。

八月二十八日的《华盛顿明星报》登出消息，称苏联将发射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核设施和北京等重要城市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而此前一天，中共高层亦从其他渠道了解到苏联正在向东欧国家试探核打击中国的态度。九月六日，美国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宣布：“如果他们（指中苏两国）的争吵升级为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深表关切”，在冷战时代的语汇中，“深表关切”意味着美国不会坐视不理，这相当于对苏联攻击中国的意图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直到此刻，挑起事端的毛泽东才慌了手脚。这位一向叫嚣“要准备打仗”、“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伟大领袖”其实根本没有做好任何战争准备，事到临头，他终于领悟到“一颗原子弹下来要死好多人”并不是一件轻松惬意之事。

一九六九年的九、十两个月注定是建国以来中共高层最恐慌也最忙碌的两个月：除周恩来之外的所有高层领导人（包括刘邓陶等被打倒的中共老干）被紧急疏散到全国各地，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大中城市夜以继日狂挖人防工事——所谓“深挖洞，广积粮”，工厂、高校立即外迁，近百万部队、四千余架飞机、六百余艘舰船被分散隐蔽。林彪先斩后奏发布了令毛极度不快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他甚至主张在北京断水，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

走投无路之中，此前一直对苏联政府爱理不搭的中国政府终于放下了身段，应苏方要求由周恩来总理与参加完胡志明葬礼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简短会晤。周恩来开门见山要求柯西金解释苏联将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传言，但柯既未证实亦未否定，更没有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周向柯说了一大堆不符合文革风格的软话，“你们说我们要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很低），你们最清楚。……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

事后再看，主要得益于美国的公开警告，其次是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外交，使得这一场战云密布的“中核危机”渐渐缓和，并最终和平收场。这场危机是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最接近爆发核战争的尖峰时刻。对于毛政权，这场危机有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再也不要大大咧咧、随随便便地把“核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挂在嘴边；而他也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看到了中美亲善合作的可能前景。毛认识到中国没有本钱既“反帝”又“反修”，此后，中美高层实现了直接接触，中美和解的热度和速度大大超过了苏美缓和的进度，全球冷战格局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