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一下我同柴玲关于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争论:上周末，我还同小封一道在麒麟金阁吃饭。我没感觉我们吵架啊。我跟小封之间不过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讨论而已。

再说了，兄弟阋墙与内，老子打儿子，最高统帅将副统帅象打鸟一样地给灭掉，在中国似乎都是家常便饭了，这些似乎都是注入中国人骨髓中的优良品质和传统中国文化了。我当年也同你一样，一见到有人当街吵架就兴奋，就围观，生怕没打出血来。也许这些传统近些年估计会少些了，那完全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後患。虽然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我们的心还是中国心，中国的那些优良传统，在我们身上还是多多少少会有所体现的。

我对柴玲和封从德一向尊敬有加，对他们在89年期间的胆识和作为也格外钦佩。90年在秦城监狱时，听到他们夫妇已经成功逃亡，曾经为他们高兴得一夜未眠。但是，虽然我们同被列在六四的21人通缉令名单上，我也一向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我更不用共产党的通缉令作为我划清敌我友的界限。

记得在96年我刚到美国时，曾经在西方主流媒体造成了一段时间的轰动。一次柴玲带着一位波士顿环球报的女记者朋友来见我，说是要整一篇有关居住在波士顿的中国著名流亡人士的长篇报道，并说主要是要报道刘刚、柴玲、沈彤和王军涛。我一听说要同柴玲、沈彤一起拍照上报纸，立即坚决拒绝，我也几次拒绝柴玲带来的她那位女记者朋友的采访。军涛几次劝我给他们一个面子，让他们也有机会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再露一回脸，我还是坚持不愿同他们一道在媒体上露脸，并劝军涛也不要同他们一道上新闻。军涛没有听我劝，同柴玲、沈彤分别接受了那位柴玲朋友的采访。结果在第二天的波士顿环球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注销了一副占了将近半个版面的柴玲抱着她的那个波斯猫的巨照，另一张沈彤站在他豪宅网球场旁的有巴掌大的照片则登在柴玲和波斯猫的脚下，而王军涛的一张有二寸大小的坐在他家寒酸不堪的破旧楼梯上的照片则被登在位于後面的某一版的不显眼的地方。我忘记了那篇报道的标题，但我真想给那篇占了几版的报道加一个副标题：中国流亡者的贵族和贫农。

我同军涛有几次类似的分歧。那一次他给柴玲和猫当陪衬，不过是其中的一次。

王军涛一向心慈手软，他身边的朋友几次出卖他，包括他最亲密的朋友向警方提供他藏身的地方并领着警察抓住他，他说依然要原谅他们，还要继续作朋友。96年4月，王军涛的另一位朋友也曾经带着警察去许良英等人家里去抓我，被许先生大骂了一顿。我一听说此事後，便与此人不再来往。

军涛劝我说依然要作朋友。也许是我缺少军涛那种博大胸怀，但我选择朋友的原则一向是宁缺勿滥。

在96年我刚到美国时，小封还在法国巴黎，但几次追着我要谈一些历史问题，我都闭门不见。在那一年的一次由军涛组织的新泽西会议上，小封并未受邀开会，但他由白梦开车接送，特地赶到会场，说是专程与我见面谈话，被我婉拒。要求晚上到旅馆同我面谈，也被我谢绝。

我不愿去争论谁主撤谁不主撤的历史旧账。我一向认为89年的运动自绝食开始便成为布朗运动，是不可控热核反应。我那时的主要目标便是将学生撤回各学校，实行校园割据。但我从来不坚持说这就是上上策，谁又知道，如果在广场上再割据几天，就可能发生向作家郑义等人所期望的那样的庆典似的成功革命呢？後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登上苏联红军坦克，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澳塞斯库被自己的嫡系军队就地正法，完全证明坚持广场也有更美好的结局，只是概率有如中路透彩一样，而且是要以遭到敌人血腥镇压为代价。

大家都知道是我当时最坚决要求撤出天安门广场，并因此在联席会议上同郑义，郑棣，陈明远，及香港的丘延亮发生冲突。他们几位坚持要永久占据天安门广场，每次因为我提到撤字就联合起来禁止我发言。郑义在会上指责我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再提出撤出天安门广场？现在广场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郑棣在会上说我是除了吃饭就是讲撤了。丘延亮则说，只要学生坚持广场，来自港澳台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就会源源不断。实际上郑义，丘延亮，和陈明远都是我请去开会的。後来，我在会後逐一地说服甘阳、刘苏里、包遵信、张伦、老木、闽奇等人，才使得我们主撤派在联席会议上渐渐占上风，也才使得我在5月27日能够再一次提出于5月30日撤出广场，得到了上述人的响应和支持。但也有人提出要坚持到6月20日，被我们否决。会後，不同的人都按照本人的意愿去解释执行不同的撤出计划。

5月27日会後我立即到了广场落实撤出方案，发现柴玲又变卦不同意5月30日撤出广场计划，并说是李禄的意见。我立即将李禄找来单独谈话，给他讲明5月30日撤出广场实际上是战略转移，是由广场割据转为校园割据，那时会保障外地声援学生在北京的衣食住行。

李禄戴着墨镜，不点头亦不摇头。我想我没有说服他。随後我同刘苏里便着手安排在纪念碑上举行的关于五月三十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动员大会。我让刘苏里主持，让王丹念联席会议起草的十点声明，我让吾尔开希重点强调一下这一个月来北京民主运动所取得的重大成功，强调我们的民主运动会尽快向全国各地延伸。

在王丹和吾尔开希讲话时，我草拟了一个字条，主要写了这次大会後将进行由天安门广场出发的民主大游行，目的地将是北京的各大学校园。我同时将全国的八大地区与北京的八大学校对应，比如说华北地区同北大对应，要求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都参与到对应的北京高校的游行队伍和以後的校园集会活动。要求北京各高校保障外地来京学生的食宿。我将我草拟的这份撤出方案，交给柴玲，让她照着念一遍就行。

张伯笠也要求讲了几句，他不过是又借机宣扬一通他自封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的身份，声称要坚持占领天安门广场。

我让刘苏里安排柴玲讲话。柴玲站起来，一手持话筒，另一手拿着我的字条。她并没有按着我的字条宣布大游行路线和各地区进驻北京各高校的方案。而是说：“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不是我们广场指挥部的决定，也不是我们坚持在广场的广大学生的意愿”，说到这里，她用手指着我，又指指刘苏里和甘阳，继续说：“而是他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的意见”。

这时我听到广场上一片喧哗，她後面再讲什么，我就全然不知了。我当时只是想，在纳闷，这丫头也真会煽动，也真够老辣的，想不到在这最後关头被这丫头给耍了。我还想，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再世，也没有这丫头这胆识这能量啊。我让刘苏里尽快宣布大会结束。随後，甘阳似乎是担心我们被激怒了的外地学生围殴，立即拉上我和刘苏里撤到政法大学的帐篷内，甘阳还是气得直哆嗦，他猛然站起来，说了一句：“我去抽她丫的。”说完就向帐篷外冲，被我和苏里左右抱住才将他拦下。并不住地劝他：咱们好爷们不同女斗。

我相信，有了这一段经历，刘苏里、甘阳，都会和我一样，再见了柴玲，都会有一种吞了一颗苍蝇的感觉。

我敢说，如果六四的结局是像罗马尼亚那样的意外成功，封从德和柴玲将是名垂青史的英雄。他们今天也一定会指责所有要求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人为右倾退却。不管怎么说，我不认为我当时的撤就是唯一正确。而事实上我不曾将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我一直都认为是我在89年的最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