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

开篇之前先要复习一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前封建社会时因为科举制，选择官吏是考试为主，学而优则仕，连中共那种从低层做起的培训过程都没有，所有官员都是草包。但是与现在的中共官员一样的敛财，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衙吏。

时至今日，一个没有个体资本主义即民族资产阶级彻底畅快发展过的国度，要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谈何容易？无论中共承认与否，中国现行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一个怪胎。国家资本主义的比例近年来有极大削弱，转而变成个人财富，进入贪官和权贵们的腰包，也有部分进入了民族资本家的袋子。不过在中国，一般意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非为主流，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比重硕大。政府被那些利用权势谋取私利、牟取暴利的权势集团劫持，为红二代、官二代们大开绿灯。因此滋长贪官污吏，也有一些狡猾的平民商人趁虚而入，虽然没权但是寄生于权利集团，或者拉拢腐蚀权利者和权贵利益者，为自己发家致富，甚至腰缠万贯，腰缠亿万贯，老郭就是这种奇怪体制的衍生物。真正按自己劳动力坚苦卓绝奋斗发家致富的民族资本家(没有原罪者)，九牛一毛，十分罕见。

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建国初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农村的地主阶级，人性得多。一个很小的地主可能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甚至枪毙，其子女也逃不了厄运。然而，以腰缠万贯的荣毅仁却得到了中共的器重，如获至宝，后来还当了国家副主席，真是位高权重呀。

解放初期，中共根据实际国情提出了适宜的政策，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各种表现，采取“和风细雨”的攻心策略，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有了重大的改观，心甘情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上当受骗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探索期，直到完成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在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内心世界经历了痛苦、无奈、挣扎与新生的复杂变化，民族资本家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转变使他们意识到必须服从中共领导，否则一事无成，甚至打入冷宫，成为反革命分子。

在不少人去了台湾和香港之后，剩下了很少的民族资本家开始也是对共产党持怀疑态度，心惊胆战过日子，因为中共的政策可能朝令夕改。荣毅仁在回答作为资本家为什么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说: “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荣毅仁历述他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一直梦想兴办工业，救国图强，发财致富，可是在旧社会受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勒索。虽然经济有一定实力，但是发展不如意。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贷款、委托加工和收购产品，才使企业摆脱窘迫局面，盈利逐年增加。他说: “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 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能有今天?”瑓瑩时任宜昌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原联华绸布号经理项克涛深有感触地说: “作为近代中国最末一代的资本家，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甘愿交出资产，向自己的反面奔，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理解的。这归根到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忍让和政策倾斜。可惜好景不长，资本家的好日子不过几年光景，接下来就是倒霉透了。

1955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荣毅仁先生时说: “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 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屣，没有一点痛苦，决不是资本主义了。

中国长期以来视商人为恶人，小人，无奸不商嘛！可能还不如戏子。共产党心底里并不喜欢民族资产阶级，解放初也只是利用他们。他们总是在政治上被严重丑化的一个社会阶层，特别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应发挥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被人为的抹杀。中共执政后实行所谓的公有制，扼杀了还在发展中的民族资本，掀起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长期批判。尤其是三反、五反，57年反右，然后大跃进，到文革时民族资本主义几乎灭绝殆尽。人们谈资色变，视资本主义洪水猛兽，视资产阶级为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各级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敛财，通过权力寻租、钱权交易，巧取豪夺将人民的财富据为己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官僚资本集团，从而严重混淆了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区别，抹杀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客观存在这一重要的历史现实！

究其原因，原来中国是一个没有真正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国家，而西方尤其是欧洲经历了大约三个世纪的漫长演变壮大了资本主义。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资本主义不能持续传代。第二，中国传统是三纲五常，孔孟之道。服从皇帝是上计。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弱小。第三，中国没有很好的经济和工业体系，让大工业发展。第四，国人循规蹈矩，贪生怕死，富人为了保护财富，不愿意轻易牺牲，更是缺乏造反精神，也是一个原因。

1949年之前只有很少的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基本是一个封闭的小农社会。严重的小农意识、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缺乏现代自由民主理念、是共产主义乌托邦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积淀、封建专制意识根深蒂固、公民意识匮乏的民族而言是不可跨越的发展过程！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就不没有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没有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就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法制社会！

另一个原因是只进行经济改革，没有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得不到有效的法制保障、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受到党国体制的羁绊。而且，各级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寻找个人私利，迫使民营企业要靠向各级官员输送利益获得生存。官商勾结是中国的一大特征，民营企业家无法摆脱的“原罪”，除非不想发财！特别集权体制下官场的派系斗争十分剧烈，一些官员因为找错老板而落马，选择性反腐的奇观。昨天还说孙是革命接班人，今天就遭到双轨。问题是民营企业家也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陪太子读书。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两重性、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半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则成为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凡此种种，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具有两面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具有妥协性，希望改变为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他们大部分是自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既不敢也无力推动社会变革。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在经济上强大起来，但是仍然单打独斗，没有拧成一股绳。他们仍然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如果遭到打击，大部分人戏子逃命，逃之夭夭，没有想到奋力反叛和反攻。他们极少有郭之流可以舍得一身剐，要把小皇帝(73)拉下马。而老郭是个异类，不过他也是为了保命而抗争，为保财、为报仇、为做人的尊严而抗争。不过他也与一般人的民族资本家不一样，也间接的呼吁14亿人必须团结起来，和中共的腐败做斗争，与官僚的黑暗势力作博弈。

郭文贵在这个历史特定阶段的应运而生，郭文贵现象的出现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即使今天不出郭文贵，明天也会出现张文贵，李文贵，刘文贵！特别是“郭文贵现象”会产生一种社会效应，只要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和生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受到文贵的激励和启发，未来中国也许会涌现出更多的郭文贵式的英雄人物！

中国的体制是独裁型，尽管口口声声是人民民主集中制。但是实际上很难实施民主。因为一党专制，一党独打，什么东西都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畸形社会催生了今天的郭文贵现象，可以说郭文贵现象是中国才有的特色。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所以必须付出代价。恶瘤长大必须摘掉。否则国家要亡。

纵观全球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还没有出现过类似郭文贵这样的社会现象！这一切都是中共现行体制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有健全的法治体系，依法治国，有法必依，郭文贵就涌现出不来。大家都知道在国内发或者转一个微信都可以坐牢，不是群主干的也要代人受过。中国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也没有起码的新闻自由，一切由党说了算。全民腐败，所有的官员也腐败。不过我们党的反腐是有选择性的，是有的放矢，是为了维护党的统治，也是为了维护那些权贵的利益。正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壤滋润了郭文贵现象。

须知中国不可能依靠权贵资本家来推翻中共，建立民主国家。红二代，官二代是既得利益者集团军，他们即使个别受到打压，排挤，也心甘情愿，忍辱负重，不愿意造反。因为他们自己还有不少亲戚朋友，甚至与权势内部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舍不得呀！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作祟，不可能出来打垮自己的政府。而也是民族资本家的赖昌期之流的倒霉资本家，则是出于贪生怕死和传统思维，服从惯了，也不可能出来叫板政府(深层原因尚需继续讨论)。唯有长有反骨的郭老师胆大包天，与中共唱起了对台戏。这也是一个特例，不是每个人都吃了豹子胆的。我们希望中国民族资本家乘势兴起，大胆革命，形成自己的力量。弥补精英民主人士的经费不足，而且自以为是得意，自成一体，不团结的毛病。中国的民主需要各方面势力的汇合，而不是互相扯台，才能形成政治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