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以来至今，中国无疑都是集权专制，而在民国以前，这种专制可以完全归类于“皇权专制”，就是“君权天授”的“天子”，以原始宗族血缘为纽带所建立的强权专制体制。至于“君权天授”与“君权神授”的区别，我将在本书的第二个部分《从未有过文明的亚洲和中国》里去进行论述。而如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客观事实上依然还是专制的，那么现有这种专制模式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原始宗族血缘关系的，而是以宗族血缘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党派专制”。

宗族血缘是生物性质的，以基因传承本能为基础的，理想主义则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基础的。这二者都是缺乏现实主义基础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此在客观性”，也就是缺乏对此在当下的客观认知基础。文化思想和精神信仰是属于集体的、族群的，中国社会除了缺乏对属于集体意志范畴的精神信仰、文化思想的客观认知，那么，这个族群和集体中的个体同样也是缺乏对于自我的认知的。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真相与真实，而真相和真实正是指向未来的真理和正义的，那么要得到真实和真相，不仅要参照指向未来的真理和正义，而且还要反思过去和历史，这样才能得出现实的真实和真相，在此基础上才能抵达真理和正义，这是一个具有完整的逻辑。而宗族血缘则是停留于原始和历史的，理想主义则完全指向未来的，两者都是脱离了真实和真相的现实的。无论是宗族血缘还是理想主义，根本上就缺乏对真理和正义的信仰和遵从，从而也就丧失了抽象的智慧和探索的意志，同时又缺乏对过去和历史的深刻反思。过去、现实、未来，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完整逻辑，三者缺一不可，所以如果缺乏对过去的反思那么就不会有现实的真实和真相，如果缺乏现实的真实和真相就不可能抵达未来的真理和正义，如果没有对未来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那么也不会有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和客观的反思，同时也不存在进步的动力。我们也可以说宗族血缘就是丛林法则，脱离了真实和真相的理想主义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欺骗，由此，中国现实的政治就是丛林法则加传统文化的虚伪和理想主义的欺骗，就构成了现实政治的真相与真实。

那么中国的政治恰恰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并不具备对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所以我们至今对历史也没有深刻和客观的反思，从而拒绝现实主义，害怕真实和真相。而真正意义的民主制度则是以真理和正义为终极诉求，以社会的公平公正为基本原则，以生命的自由和平等为出发点而建立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从根本上是超越了原始生物性的血缘关系的，但又并不违背人具有生物性的实质，比如西方的商业和经济财富的传承还是基于宗族血缘的，而权力则是归于大众靠选举产生的，根本上政治与权力已经没有宗族、种族等血缘的痕迹。而中国的政治是则是“红色”血缘为基础的，佐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属于理想主义的范畴，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文化思想根源。

我在上文已经论及，从清末到中共建国初期都是革命主义和理想主义，而后来理想主义就被功利实用主义所替代，这是一种必然，由于理想主义的缺乏对真理的信仰和正义的遵循，失去了智慧和意志，没有了真实与真相。当人们失去了真实和真相，那就意味着失去了理性，那么社会秩序的理性意义也就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制也将不复存在，唯有强权暴力勉强维持，但最终也会因为这种秩序根本是违背人性的，是让人痛苦的，所以必然会遭到颠覆。这个颠覆并非等同于真正的革命性的进步，中国历朝历代的颠覆都是起义和造反，这仅是围绕强权意志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的形式。真正的意义的革命，恰恰是因为精神信仰的延伸和发展，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前提下而引发的社会变革，这是推动文明的。而中国的社会改变，仅仅只是朝代的更迭和权力归属的变迁，而精神信仰和思想并没有任何本质性的改变。直到如今，还是轮回于权力角逐和原始欲望的争夺。因为权力可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权者的原始欲望，无论是性欲食欲和占有欲，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满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丛林法则，也就是强权意志，而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非黑即白的文化体系的本身就是专制的，缺乏对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不具备对平等自由的认知和理念，所以也就没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的追求。中国非黑即白的阴阳学说，严格意义上和辩证法有极为相似的地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去予以论述。

简而言之，正是这样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没有真理与正义，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文化思想，导致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走不出强权意志所主导的丛林法则。原本靠原始血缘为基础的皇权君主专制虽然谈不上文明，至少在人的生物性层面还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而现在原本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的党派专制，现又沦入了功利与实用主义，极尽虚伪、贪婪、野蛮的实质与境地，这不仅仅只是不接纳人类现代文明的问题，而且是直接反人类现代文明的，直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阻碍与敌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社会未来将会遭遇的灾难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并且在我看来也是无法逃避的一种必然浩劫。

在中国，无论是前期的国民党还是一贯以来的共产党，只要没有反对党存在的体制，都是党派专制，只要是党派专制其思想和文化都是来自于强权意志的结果。虽然都是专制，专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从国民党专制到共产党专制时期，中国的政治基本上都是在集权和极权的二元模式之中轮回。党派专制的集权，就是由该党派少数人进行权力分占，而极权则是权力绝对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集权是一个群体的，而极权则完全是个体的，比如建国之前，共产党基本是集权制，党政军权力分别占有，而到文革则发展为极权为毛泽东一个人占有。随后，毛泽东死后他的极权又被重新分配为新的集权，而到了习近平时期以反腐为名拿下大半常委，权力不断集中，又开始从集权走向新的极权。

极权的本身就等同于灾难，无论是纳粹的德国，还是前苏联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充分证明权力的绝对集中只会造成灾难，而不可能缔造文明。权力越是集中那么极权现象就会越发严重，极权程度越高那么造成的社会灾难就会越是巨大和深远。正因为专制的根源是因为愚蠢造成，而愚蠢则是因为没有对真理的信仰和对正义的遵循，也不具备真正的智慧和意志，所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与法律。极权只有弱肉强食的强权意志和丛林法则，只有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只有始终围绕原始和野蛮的欲望而展开的一些列搏杀。所以，集权只是理想主义的虚构，因为脱离了现实的真实和真相，没有真理与正义的引领，缺乏理性思想的塑造，是随时都会幻灭的，也是虚伪的。而集权的最终归属，还将回到权力斗争的现实和真相中去，直到发展为极权，造成社会大面积的灾难，然后随之崩溃。

至于极权崩溃之后是否走向文明呢？其实不然，中国经历了文革，但并没有象罗马尼亚那样走向多党竞选制的民主制度，而是再度回到集权专制。所以，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经历的灾难远远多于西方社会，但一直都处于轮回和原地打转的状态，这其中的根源依然在于中国社会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问题。我敢说，如果中国社会族群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得不到彻底的改变，那么这样的灾难将会伴随这个族群直到灭亡那一天，并且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的进步。

社会体制是一个族群集体意志的体现，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意志的结果，而中国人往往喜欢把历史功过归于某一个人，而无法进入更深层次关于文化和信仰的探讨。事实上，是精神信仰决定了文化思想，文化思想又塑造这个社会的人格精神以及建立了社会秩序。所以在这种文化思想之中，就只能造就这样人格精神，也只能是这种体制，这就是集体意志的体现。进而，在这种体制中谁掌握了权力对他个人或许很重要，但对于整个社会其实并不重要，不是张三就是李四，但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都逃脱不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根本就在于这个体制的人，普遍都是专制思想，都被强权意志所左右和裹挟。

近年，无论从封锁互联网、整顿网络言论、大肆删帖封号等言论管控，还是加紧经济控制、对异见分子的打压、国际关系的紧张，以及大拆基督教的十字架、抓捕人权律师等等事实来看，充分证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倒向了极权。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反腐的名义斗倒了大批的高官和常委，逐渐获得了绝对的权力。所以，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从集权到极权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了，而是从集权到极权正在进行的现实真相。大批的高官倒台，九大常委半数被拿下，这些原本被分占的集权逐渐往一个人手里集中，逐步进入极权时期。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走入极权，那么就是中国新一轮灾难的开始，这个灾难引发的临界点最终将会表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之上，也就是说当中国的经济崩溃就是极权的临界点，也将是中国社会全面崩溃和灾难的大爆发到来。

从集权到极权的二元专制模式，不是因为某一个人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这个人无论是谁都并不能决定集体意志的社会体制，仅可能影响到专制的程度与个别事件之上，而根本不可能成为决定或扭转历史的必然条件。因为，中国社会的集权和极权的二元模式的根本是因为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所导致的整体性问题和系统性问题，而不是某个人的特殊行为导致的。就中国社会现实来看，恰恰又是处于从集权专制到极权专制的发展趋势，但集权专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的集权专制文化和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呢？又是如何发展和进行的呢？这种发展在现实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这些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权力角逐，欲望与利益》中去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