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基本假设是统治者永远都想要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压力，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压力让其无法忽视，一旦镇压将会付出巨大成本时，威权统治者会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延续


　　老高按：1987年，胡耀邦被逼下台之后，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之所以能够争取到邓、陈“双峰政治”几个政治集团的共识，在秋天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推出中共体制重大改革的方案，有一个重要促成因素，是那一年早些时候的7月15日，蒋经国下令台湾地区解除戒严令，于是党禁报禁随之都解除了，使台湾发生划时代转变。
　　蒋经国在辞世之前的惊人一举，一直为热衷于中国宪政转型的人士关注，视之为伟人、典范，不少人希望中共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习近平等历届掌门人，拿出远见、迸发胆魄，见贤思齐。
　　对于蒋经国为什么能够作出惊人一举？分析解读的文字已经汗牛充栋。不过昨晚读到台湾媒体人、专栏作家张铁志《再论蒋经国为何选择自由化》一文，强调“只有仔细考察七十年代蒋经国刚掌权时所尝试的改革措施，我们才更能理解他在1987年做出的巨大决定”，我感觉能认同他这个看法（此前已有不少文章提出类似观点），这个思路推动我们从更广的层面来思考，是否能作为大陆前景的借鉴。推荐于此供大家分享。
　　45岁的张铁志，原籍河南、生于台北，曾担任《旺报》文化副刊主任、《新新闻》副总编辑，曾给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众多报刊如《中国时报》、《信报》、《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及《东方早报》等大众传媒担任专栏撰写者。
　　张铁志这篇文章叫“再论”，并介绍台湾的薛化元教授此前写了篇《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有机会我也应该找到薛教授的文章。


　　再论蒋经国为何选择自由化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铁志

　　关于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论是早期国际上的学术研究，或者在台湾，乃至在大陆与华人世界，都有着极大争议。有人认为，蒋经国是一个良善的改革者，尤其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做出了和邓小平截然不同的决定：政治自由化，让两岸在九十年代走向完全不同的政治旅程。这个看法意涵着，要是当年小平像小蒋一样就好了。但也有人认为，这个看法（或主观期待）是忽视了当年蒋经国面对的社会力量是不得不在各种压力下，与其问当年中国为何没有蒋经国，更重要的是看社会力量与政权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政权内部的权力问题。
　　台湾的薛化元教授日前撰写了一篇《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精彩地分析了蒋经国在1987年面对的国内外压力（以及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本文希望做出一点补充，进一步往前看七十年代他刚掌权时所尝试的改革措施，以更理解他在1987年做出的巨大决定。
　　政治学的基本假设是统治者永远都想要保持政治权力。面对社会要求改革的压力，他会考虑镇压成本与容忍成本何者较为巨大。一旦民间压力让其无法忽视，一旦镇压将会付出巨大成本时，威权统治者会考虑实行某种改革，来维持政治权力的延续。
　　在台湾，战后二十多年的半极权统治之后，到了197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面临来自内外的重大压力，威权体制出现裂缝。在台湾内部，国民党内出现人才老化问题，因而从六零年代后期他们开始思考人才甄补的议题，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以及结合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力量。此外，1970年的岛内“保钓运动”代表新生代对政府不满，并且转向要求言论自由、政治改革，国会全面改选的议题也被提出。
　　对外，先是1971年尼克松访问中国，该年下半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失去国际支持，并与美国关系面临重大转变。国民党政府深知“反攻大陆”无望，必须向岛内寻求更多的正当性，才能巩固政权。
　　蒋经国于1972年接班，担任行政院长。但在1970年4月26日，当他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美时，在纽约遭到两位台湾博士生黄文雄、郑自财开枪刺杀，虽然刺杀失败，但对蒋经国带来极大震撼。只是，很难知道这对他两年之后的改革起了什么作用。
　　面对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危机，他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后，标举“革新保台”，在内阁中大举任用台籍人士，如政务委员李登辉等。国民党的中常委之中，本省籍比例从六零年代的百分之十左右，到1972年增加为14％，1976年增加到22％，1979年33％。可以说，蒋经国试图改变国民党的性质，推动“党国体制的本土化”，来强化政权正当性。
　　但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反对力量的新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是1972年开始的定期选举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党外民主运动开始逐渐成形。虽然政治打压不断，但他们开始逐步以组织化方式参与选举、创办杂志，例如成立以“党外”之名的全国性网络。1977年的选举，“党外”在全岛串连，赢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这场胜利让他们逐渐成为一个非正式的政团，但也让蒋经国和国民党意识到，不可如此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的有限改革，只是为了修补威权统治正当性的危机，而不愿意看到政治权力被挑战。
　　因此，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压制行动。1979年1月，警备总部在1月21日以“涉嫌参与匪谍吴泰安叛乱”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当时的高雄县长余登发父子。翌日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齐集高雄桥头乡，发动示威游行要求释放余登发。事后，余登发被判处八年徒刑，桃园县长许信良被停职两年。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党外运动在高雄举办一场示威游行，事后对党外主要人士展开大逮捕，八名党外领导者在军事法庭上被以叛乱罪判刑，其余三十三人亦被判刑二到六年不等，是为“美丽岛大审”。
　　很明显，面对越来越组织化的党外民主运动，主政的蒋经国决心要彻底镇压当时反对运动的主要领导精英。但是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时的镇压造成的恐怖气氛并没有吓退反对的力量。当八零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异议声音开始吶喊，且在1980年底举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势力取得良好战果，整体得票率比七零年代更高。尤其，几位“美丽岛”受刑人的家属出来参选，“讨公道”，都高票当选。次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辩护团多人参选市议员也都高票当选。新一代民主运动者让国民党无法忽视。
　　此后，七零年代点燃的本土意识到八零年代出现更强的“自决”理念，各种社会力的觉醒和新社会运动如环境、劳工和学生，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都让执政党面对新的困境，一如薛文所描述。
　　相比来看，这是类似的刺激与反应：面对1972年之前的国内外危机，刚接班的蒋经国采取了有限的政治改革，希望强化政权正当性，但不愿看到政权受到挑战。到了1987年，挑战已然成形，面对的危机更为巨大，他如果要镇压，可能会付出更大的成本，所以采取了局部的自由化改革（但离民主化甚远，言论自由没开放，国会也没有要全面改选），并且换一套管治架构（如新设置国安法），他们接纳了挑战，但仍希望主导整个政治局面。事实证明，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国民党确实藉由各种资源优势和制度设定，成为可以赢得选举的执政党，直到2000年的内部分裂，才让民进党有机会政党轮替。
　　当然，没有人知道，如果是蒋经国1988年没有过世，国民党会不会在解严之后继续改革，又能否持续赢得选举，而台湾的民主会前进或者停滞。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九月图片主题：古镇）

　　滨临亚得里亚海的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Split），是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攀上戴克里先宫废墟旁边教堂的高塔，俯瞰深红浅红、鳞次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