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富人为特权寻找“正当理由”

从美国真人秀节目《家庭主妇》到电影《华尔街之狼》，美国流行文化常把富人刻画成自认为享有特权的物质主义者。然而，娱乐节目和影视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富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行为模式和想法？大众对这一“养尊处优”的群体究竟了解多少？美国新学院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雷切尔•舍曼对50位居住在纽约的富裕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以考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对特权和财富的理解。

针对富人的学术研究稀少

舍曼谈到，尽管各类媒体向来不乏对富裕人群的报道，但对于在当今作为富人意味着什么、有何感受，公众所知甚少。由于难以接触到这一群体，专门考察当代富人及其生活的学术研究较为罕见，现有的少数研究或聚焦于富人的炫耀性消费，或关注富人如何通过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塔夫茨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苏珊•奥斯特兰德1984年的著作《上层阶级女性》。奥斯特兰德采访了居住在美国的36位上层社会女性，请她们讲述自己作为妻子、母亲、志愿者的生活。她写到，尽管这些女性处于性别从属地位，但她们在复制上层阶级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奥斯特兰德展开研究的时期，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上层阶级是封闭的、同质化的，以历代富有的家族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WASP）精英为主。彼时，一流高校几乎只面向白人男性，富裕女性很少为薪酬工作，社会地位基本是靠继承得来的。然而，过去二三十年里，上层阶级在种族和族裔、宗教信仰、出身等方面变得更多元，他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态度从看重继承得来的地位，转向强调通过个人奋斗取得的成就。二战后，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精英院校向更广泛的人群开放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加速器。

富人格外避讳谈钱

舍曼希望了解在不平等日益加深、个人才能越发受重视的今天，富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财富和生活方式。她选择纽约作为研究地点，因为这是一个聚集了超级富豪、高收入行业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舍曼的受访者来自42个家庭，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都已为人父母。这些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62.5万美元，是纽约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12倍，资产净值中位数约为325万美元，是美国居民家庭资产净值中位数（2010年）的42倍。受访者中75%为女性，80%是白人，都拥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绝大多数毕业于精英院校，2/3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现在或曾经就职于金融、房地产、广告、艺术、时尚等行业。这些人中靠个人努力致富的约占50%，财富大部分继承自家族的占25%，既继承了巨额财富又拿着高薪的占25%。这些受访者大多数支持民主党，有少数人自我定位在比民主党更左的位置上；许多人在经济问题上持保守主义立场，尽管他们投票给民主党人。

在美国文化中，与人交往时应避免谈论金钱和社会阶层。鉴于这一点，大多数受访者不愿谈及自己的收入和资产，这也导致舍曼最初很难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访谈中，大部分人称自己不愿与除了配偶或其他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谈及金钱，因为这是非常私密的事。“大多数受访者对我比较坦诚，但也有人拒绝回答金钱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具体数字。”舍曼说。她还感到，许多受访者告诉她的收入或财产数额低于真实数字。尽管受访者普遍不喜欢谈钱，他们大多承认自己在持续思考金钱与生活方式问题，并常与配偶讨论。也有人与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分享这方面的感想。正因为他们在金钱话题上通常三缄其口，一些受访者表示，接受舍曼的采访是一种宣泄和减压。舍曼发现，受访者对金钱避而不谈与他们的矛盾心理密切相关。

特权被合理化

奥斯特兰德的书中没有提到阶层优势给她的受访者带来明显的内心冲突。相反，她们自认为“比其他人好”，在道德和社会地位上表现出优越感，也增强了其居住社区的多样性。舍曼的受访者则与此形成对比，他们对自己的阶层优势远没有那么自满，且常因消费问题进行心理上的自我斗争并与配偶发生意见分歧。在舍曼看来，这体现了因享有特权而产生的道德冲突。一些受访者不认为自己有社会优势，因为他们的目光放在周围与自己同样富裕或更富裕的人身上，即“向上导向”。“向下导向”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承认自己的社会优势，他们的社交圈成员经济实力更多样化，因此拥有更广泛的比较对象。总体来讲，受访者大多对拥有巨额财富感到某种道德上的不安。为缓解这种感觉，他们试图通过隐藏自己的经济实力，尽可能减弱特权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遵循着与外人不谈金钱的社会规范。他们称金钱不会影响自己对他人的评判，但又认为谈论自己的特权容易招致他人的负面评价。

舍曼表示，遵从不谈钱、不炫富、对他人无论贫富一视同仁等文明规范，是受访者对他人、对自己隐藏其享有特权的方式。在推崇“无阶级社会”的美国文化环境下，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选择对阶层差异“无视”并“闭口不言”，同时又在内心挣扎如何在道德层面“配得上”自己的特权。为了感到自己的优势是应得的，受访者试图将自我描述为具有三大特征的“好人”。

第一，“好人”辛勤工作。受访者普遍称自己是勤劳的劳动者，追求自立自足和成就，排斥自我放纵、依赖他人。第二，“好人”是审慎的消费者。在普通人眼中，豪宅、奢侈品、环球旅行、“富养”子女大概是富人生活的“标配”。但舍曼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物质欲望和需求是“基本的”，其消费是节制的、家庭导向的；他们称必要时可以舍弃现有的经济优势，否认对舒适的生活方式有依赖性。受访者相信其财富是应得的，同时自己是“普通人”而非“富人”，属于勤劳、务实、重视家庭的中产阶层。第三，“好人”回馈社会，但这意味着他们承认并感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优势，而不是将其视作理所当然。

舍曼说，受访者对富有“好人”的定义，源自人们对什么是“正当的特权”的普遍看法。“非正当的特权”意味着过度、卖弄、自认为高人一等，且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应得的；“正当的特权”意味着务实、勤劳、审慎、“普通”。这种思考正当性与道德价值的方式已成为一种“常识”：只要拥有特权者以“适当的”方式获得和享受特权，一些人比其他人富有得多的现实就被视为当然。这样一来，特权反而被正当化了。同时，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富人或穷人的个人行为上，而不是导致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过程。例如，公立教育退化、社会福利项目减少、雇主组织打压工会、税收政策向富人倾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