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17号西班牙巴塞罗那发生恐怖袭击，死亡14人，伤者超过120人。同日午夜，巴塞罗那以南120公里的坎布里尔斯也发生恐怖事件，所幸五名袭击者全被击毙。第二天，一向如世外桃源般安宁的芬兰也发生持刀恐怖袭击，2死8伤。所有细节媒体有载，这里都不复述。本人只想大体分析一下，这在欧洲似乎永无休止的恐怖袭击，有没有可能终止的一天。

根据《维基百科》“恐怖活动”条目的记载，本人数了一下，1946-1999年，全世界共发生恐怖活动17起。2001-2014年，共74起。2015到2017年8月20日暂止共发生恐袭251起。其中发生在西方（包括以色列和东欧）共61起。名列榜首的是：以色列15起，法国10起，美国9起，英国、德国、乌克兰各5起。比利时4起。这些国家以色列地处战区不论，法、英、德、比加上美国共38起，是恐袭的核心目标区。

其余190起中175起发生在伊斯兰世界。名列榜首的是：伊拉克25起，土耳其23起，阿富汗22起，叙利亚16起，巴基斯坦15起，索马里13起，也门10起，尼日利亚8起。这前8名7个半是伊斯兰国家。

分析上列简单基本数据，可以肯定的第一个事实是：恐怖袭击绝大多数都由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发动。他们的攻击对象首先是他们同一宗教的大概不同的教派的民众，第二则是他们认定的西方仇敌。疆独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当然也是昭然若揭。

可以肯定的第二个事实是：近年来发生绝大部分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家，都与那里基本上是由于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干涉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深切相关。名列榜首的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三国的失序，由美国和欧洲的军事加政治干预直接造成。因茉莉花革命而失序的还有也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处上述战乱区域的两端，其混乱基本上是间接被上述国家卷入的。

吊诡的一个事实是，在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穆巴拉克等专制者的统治下，那些国家并没有（或极少）恐怖活动。吊诡的另一个事实是：恐怖分子杀害起他们的伊斯兰同胞似乎毫无心理障碍。宗教战争的对象似乎首先应当是异教徒嘛。如果杀掉的也是穆斯林，进天堂也没有困难吗？

伊斯兰极端势力与西方人的无情斗争则还容易理解一些。因为从二战以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故土建国开始，西方人与阿拉伯人/穆斯林就结下了解不开的血仇。阿拉伯人在几次军事围攻以色列均遭惨败之后，走投无路，“生无可恋，死又何惧”的巴勒斯坦难民中间，就诞生了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最初苗头。

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了四次武装干涉，自然与阿拉伯世界的相当一部分人结下了大批新仇。西方联军攻打阿富汗、伊拉克的理由是为了消灭基地组织。干涉叙利亚的理由是推翻暴君阿萨德。结果基地组织没有消灭，阿萨德也没能推翻，反而惹出一个比基地疯狂十倍的“伊斯兰国”。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和数百万的难民。西方人在利比亚打死了卡扎菲，换来的是大批的渡过地中海的船民。这些严重的错误，都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欧洲和中东滋生的极其重要的背景。

请大家注意，在1950年代之前，在伊斯兰与欧洲基督教漫长达1200年之久的已然是十分血腥的争斗中，毫无底线，甚至让不足十岁的女童去做人肉炸弹的恐怖行为应当还是没有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真的是只在那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在巴勒斯坦难民中诞生的极端恐怖主义基因后来就外溢出了巴勒斯坦，蔓延到相当多的一些陷于战乱的伊斯兰国家。不过也请大家注意，极端恐怖分子并不是仅仅来自那些动乱或贫穷的伊斯兰国家。比如9.11的行凶者多数来自安定且富裕的沙特，他们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在欧洲参加恐怖活动的伊斯兰二代移民也有好些来自并无动乱发生的比如摩洛哥等国。经济甚至秩序原因并不能解释所有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员的心理动机。

还有数以千计的欧洲血统的人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蛊惑，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去烽火连天的叙利亚参加“圣战”，更是本人难于理解的意识形态现象。

常听人说：“无神论者没有信仰，行为容易失去底线。而宗教徒心中有信仰，因此就有底线。” 对此本人不能完全苟同。比如，无神论者的确可能因缺乏对来世报应的畏惧而增加刑事犯罪的可能，但是他们也不会为了虚无缥缈的来世的72个处女而去做恐怖分子呀。

笔者认识非常多的穆斯林朋友，他们都是善良的正常人，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带给他们宗教的污迹也是痛心疾首。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解释，为什么恐怖分子绝大部分都有一个特定宗教和地域的背景。如果这个千真万确的重大事实都完全不能陈述，那我们又怎么可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略？

笔者看见西方各国政府都在忙于制定各种对付极端恐怖主义的治标办法，比如多修监狱，建立感化中心，严密监视可疑份子，在敏感地点加派警察，修建路障，阻止“圣战”分子归国等等。但是治本的办法真是少之又少。仅仅靠这些治标措施，就想让欧洲的恐怖活动销声匿迹，恐怕还是太过的一厢情愿。

本人设想中的治本办法由近至远，至少有这样5个。

第一，如果欧洲的经济能够改善，让移民们能更加顺畅地融入欧洲社会，极端势力的可能的社会基础范围自然就会缩小。但是欧洲的经济大局要能够快速明显改善又是谈何容易。

第二，竭尽全力阻截从危险动乱地区进入欧洲的难民/移民。为了善尽人道义务，可以把安置移民的海量经费尽量捐出给叙利亚周边的国家比如黎巴嫩、土耳其，甚至就在叙利亚境内的边境地区建立由联合国/国际和平部队管理的大规模安全区来临时安置大量战争难民。这样，在局势安定以后，他们才能顺利地回国重建家园，而不会对欧洲造成无法承受的移民压力。

第三，相关各方应搁置各种争议，集结足够力量，尽快结束对IS的战事，让叙利亚和伊拉克恢复和平。从此时起，西方应停止对中东地区的一切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硬干预，而应全力以赴支持政府主导的叙利亚和谈。各种反对势力都必须放弃武装。毕竟一个国家只能有一支归政府指挥的合法军队。要明白，即使阿萨德是一个卡扎菲式的独裁者，没有这个独裁者的叙利亚绝不可能比现在的利比亚更好。除了阿萨德，当下的叙利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让这个国家恢复秩序。

第四，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谈必须有一个真正的结局。基础当然是联合国支持的两国方案。以色列必须在约旦河西岸的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被占领土上做出足够的让步。只有那个地方出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可持续的和平局面，蔓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愤懑无奈情感才可能慢慢宣泄，极端恐怖主义才会失去最大的源头。

第五，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困难才是那里不得安宁和向外移民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件事情解决起来难度极大，且并不全然都是西方人的责任。比如那几个极度富裕且安定的阿拉伯产油国不发展实业就并不是西方人的刻意。但是西方人至少在帮助那里恢复秩序而不是把那里搞得越来越乱这一点上是可以出力的。一旦动乱停止，秩序恢复，中国人就有机会出力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等待机会可以修进中东。中国人不喜欢打仗，但论起搞建设，那可是现今世界当之无愧的第一把好手呢！

如果以上五条都能大体做到，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何愁不能弭平。不过本人很遗憾地预估，西方能把这五项任务都基本完成的可能性并不大，形格势禁的地方还太多。如此这般，西方人恐怕是有很大的风险要和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继续长期地缠斗下去了。

（本文作者系法国历史学博士刘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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