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问题与中东局势

〔提   要〕库尔德问题是中东地区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反映出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其实质是民族不平等而引发的库族反抗及争取独立建国的斗争。库族独立建国努力与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四国维护国家统一形成尖锐矛盾。库族独立运动历程充斥曲折与苦难。1991年海湾战争使库族独立运动焕发生机。2011年爆发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及叙利亚、伊拉克乱局使库族独立运动呈现崛起势头，直接关乎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的统一与分裂，对土耳其徐图坐大中东构成掣肘。美俄及各自地区伙伴竞相利用库尔德问题，以维护自身利益或增扩博弈筹码。展望未来，“库尔德斯坦”独立建国虽受到内外因素制约，然而伊北、叙北库族仍执意推进，恐将对地区格局形成强力冲击。

〔作者简介〕 董漫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库尔德问题是中东研究领域的一个老话题。以往国内外学界对其进行过不同角度的研究，主要探究其历史学、民族学以及国际关系史价值。近年来，“库尔德斯坦”独立建国的思潮与运动迅猛发展，已经成为牵动地区格局演变的重大因素。针对这一动向进行梳理研究，对于认识当前中东地区大国博弈、地区强国争雄、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相关热点问题走向等，皆具现实意义。

一、库尔德独立运动的基本脉络 

库尔德人[1]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自古至今，库族主要聚居于库尔德斯坦地区（简称“库区”），总面积为39.2万平方公里。该地区横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四国。汇总四国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四国境内库族人数合计约2800万。其中，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被称作“北库尔德斯坦”，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库族人口约1500万；伊拉克北部地区被称作“南库尔德斯坦”，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库族人口约700万；叙利亚东北部地区被称作“库尔德斯坦罗加瓦地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库族人口约200万；伊朗西北部地区称作“东库尔德斯坦”，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库族人口约400万。此外，约有200万库尔德人定居或流落于欧洲、外高、北美等地区18个国家。

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是库族的历史性追求，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便已发轫，其思潮与运动由小到大，从意识形态运作发展为武装斗争。1880年，库尔德民族英雄乌贝杜拉（Sheikh Ubeydullah）领导库族部落武装同时在土耳其东部、东南部和伊朗西北部发动大规模起义，宣誓为建立独立库国而“战斗到底”。[2]该起义遭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恺加王朝的联合镇压，但在库尔德斯坦广大民众中播下世代争独立的火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战败，被迫于1919年与协约国订立《色佛尔条约》。该约规定，库尔德人可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和亚美尼亚以南、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北库族占多数的地区建立自治区或独立国家。这是国际上唯一涉及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的文件，至今被四国库尔德政治势力所借用，成为其谋求建立库族独立国家的主要法理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库尔德斯坦独立运动便成为美苏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的抓手之一。1945年12月，在苏联支持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简称“库民党”）[3]在伊朗马哈巴德成立，分为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委员会，伊朗委员会负责人为卡奇·穆哈马德（Qazi Muhammad），伊拉克委员会负责人为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stafa Barzani）。库民党宣布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选举穆哈马德为党主席和“总统”，巴尔扎尼为库族武装司令，奋斗目标是推翻伊朗、伊拉克封建王朝，最终建立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库民党党纲确定“马哈巴德共和国”为“库尔德斯坦共和国”的初级阶段。1946年8月，库民党伊拉克委员会缺席选举巴尔扎尼为党主席，从此“老巴尔扎尼”便牢控库民党。1946年12月，巴列维王朝调集重兵剿灭“马哈巴德共和国”，伊朗库民党大批骨干战死或被俘，从此进入蛰伏期。穆哈马德被俘并被处以绞刑，老巴尔扎尼流亡苏联。

1958年7月，以卡塞姆准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卡塞姆在内政和外交领域推行一系列进步政策，包括缓和阿拉伯人与库族的关系，邀老巴尔扎尼回国帮助政府治理库尔德地区。老巴尔扎尼帮助政府平息了摩苏尔复兴党叛乱，但他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推行土改引发党内纷争，遂提拔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等一批少壮派进入党中央领导层助其控局。塔拉巴尼借机拉帮结派，培植嫡系势力，迅速在党内坐大。库民党内部形成两派，即传统派和左派，老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分别成为两派领袖。传统派在老巴尔扎尼的领导下，奉行库尔德民族主义、部落主义、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左派在塔拉巴尼率领下，主张对库民党进行世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改造，引发老巴尔扎尼的警觉。此外，两派在如何与历届伊拉克中央政府周旋的问题上也存有严重分歧。在1964年7月库民党六大期间，老巴尔扎尼设计抓捕了塔拉巴尼及其追随者4000余人，将他们驱逐到伊朗。塔拉巴尼后来利用伊拉克复兴党与叙利亚复兴党之间的矛盾，率追随者进入叙利亚。这次“清党”确立了老巴尔扎尼在库民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1975年，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对库民党武装发动全面清剿，老巴尔扎尼率残部败走伊朗，从此再未返回伊拉克库区，直至1979年客死美国，库民党领导权由其次子马苏德·巴尔扎尼（Masoud Barzani）执掌。1975年6月，塔拉巴尼在大马士革组建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简称“库爱盟”）[4]。以库爱盟成立为标志，伊拉克库族独立运动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库民党和库爱盟分别从境外不断向伊拉克库区派遣干部，恢复基层组织和武装力量。

1991年初，伊拉克北部两大库族势力借海湾战争发动起义，遭萨达姆镇压。4月7日，美英法在伊北划设“禁飞区”，库族被保护起来，两派开始在各自所控区域建立“国中之国”。1994—1997年，库民党和库爱盟在伊北打了三年内战，经美国调停实现“和解”。1998年9月，两派签订《华盛顿协议》，“共建自治区”，延续至今。

受伊拉克北部库族独立运动的感召和影响，土耳其库族于1978年11月成立库尔德工人党（PKK，简称“库工党”）[5]，推举阿卜杜拉·厄贾兰（Abdullah Öcalan）为党首，指导思想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目标是建立独立和统一的库尔德斯坦国家，但可分为“高度自治”和邦联等阶段。在厄贾兰领导下，库工党建立起“人民自卫军”（HPG）和“妇女解放军”（YJA），并从1984年起开展争取独立建国的武装斗争。为有效对付土耳其政府军的扫荡和围剿，库工党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均建立了分支或根据地，并将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区作为战略后方。为防领导集体在土军或伊军清剿中悉数遭遇不测，厄贾兰本人于1979年7月率精干参谋和通信班子潜入叙利亚，遥控指挥库工党在各国的活动，直至1998年10月被老阿萨德“规劝离境”并于翌年2月在肯尼亚被土耳其特工组捕获。厄贾兰被捕后，库工党组建了巴伊克（Cemil Bayik）、卡拉耶兰（Murat Karayılan）、侯赛因（Fehman Hüseyin）三人领导小组，又称“三人团”，拥戴巴伊克为领袖，直至今日。

为策动库工党内讧，土耳其政府不断传播厄贾兰“叛变”、“忏悔”、“向政府提供大量绝密信息”等消息，曾一度奏效。部分库工党高层领导人对斗争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一批基层干部甚至脱党。出于恢复全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考虑，库工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了解厄贾兰在狱中的表现。2007年5月，巴伊克代表库工党中央宣布，厄贾兰在囹圄之中“坚贞不屈”，库工党已经识破土耳其政府的离间计，厄贾兰作为党的缔造者将继续受到全党拥戴，其思想将继续指引该党未来斗争。巴伊克还提出，库工党将同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的库族政治势力构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逐步实现建国梦想。从那时起至今，库工党在四国库区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武装力量已恢复至3万人左右。其最大成就是，推动叙北库族建立“北叙联邦”，宣布成立自治政府，定都卡米什利（Qamishli），并于2014年举行选举，建立了立法、司法等机构，颁布了《宪法》及其他法律，扩编了“人民保护军”（YPG）和“妇女保护军”（YPJ），这两支武装力量构成现今“叙利亚民主军”的主干，并得到美国的支持。“北叙联邦”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由库工党派出，政党形态是“民主联盟党”（PYD）,[6]以掩人耳目，旨在淡化库工党实控色彩。“北叙联邦”社区建设和民众管理遵循厄贾兰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厄贾兰一些重要著作，如《21世纪库工党和库尔德问题》、《文明之根》、《民主邦联主义》、《妇女革命》、《民主文明宣言》、《谈判路线图》等成为“北叙联邦”党政军干部的必读书，这些著作的一系列重要立场和观点在叙北库族民众中亦产生广泛影响。如今，以巴伊克为首的库工党首脑机关已扎根“北叙联邦”，并与伊拉克北部甘迪勒山区根据地保持密切联系与协调，同时指挥土耳其东南部库工党的斗争。

二、库尔德问题成为牵动叙利亚局势走向关键因素 

自2011年初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波及叙利亚并引发战乱以来，叙利亚危机一直没有摆脱巴沙尔去留这一实质难题。巴沙尔去留不仅关乎沙特与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角力，更关乎美俄在欧亚大陆的争夺与利益置换。因为巴沙尔掌控下的叙利亚构成“什叶派新月地带”的中枢，且叙伊（朗）、叙俄是同盟关系，俄伊是友好合作关系。美沙等国欲通过推翻巴沙尔政权而腰斩“什叶派新月地带”，美国在乌克兰陷入战略僵持，均面临一些困难，包括后续手段不足和难以协调盟友配合，这就需要通过利益置换来缓和关系，相互“松绑”和喘息。而巴沙尔政权的命运似可作为美俄利益置换的筹码。俄罗斯是否能一直力挺巴沙尔政权，取决于美国能否在欧亚大陆对俄罗斯做出地缘政治让步。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尚看不出美国让步的迹象。尽管叙危机走向关涉美俄重要战略利益，且美俄均采取了有限军事介入，但双方均力避在叙直接交战。

纵观叙危机六年多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1年初至2014年9月，美国及沙特等国为推翻巴沙尔政权，不惜支持包括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在内的一切反对派，以达到低成本“借刀杀人”之目的，即只要是决心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势力，美沙等国都予以支持。然而，巴沙尔政权在俄罗斯和伊朗援助下顶住了反对派的武装进攻，反对派则严重分化，以“伊斯兰国”和“征服阵线”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威胁到西方国家及其中东盟友的制度安全，迫使美欧及中东盟友不得不将“反恐”置于“政权更迭”之前。第二阶段，从2014年9月至今，美国中东政策（包括对叙政策）经历了由奥巴马时期向特朗普时期的调整，实现了由“反恐优先”向“反恐与政权更迭并重”的转变。2017年4月美国对叙空军基地的巡航导弹攻击以及特朗普等随后的涉叙政策表态，正是如上转变之标志。

应该指出的是，特朗普推行的“政权更迭”，是以不投入大量美军地面部队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倒巴沙尔”（下文简称“倒巴”）进程的主要形式仍是代理人战争，耗费时日。为达成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标，美国至少需要做四件事：第一，驻叙美军（约1000人）作为政治威慑手段，首先阻隔叙政府军对反政府武装的进攻，使反政府武装重整旗鼓，继而对反政府武装实施战场培训，大幅提升其战力。此举旨在推促战场力量对比逐步发生有利于反政府武装的演变。同时，对叙各战略要地和政府军兵力火力配置实施战场侦察，为将来“倒巴”军事行动提供可靠情报支撑。第二，对由库族为主干的“叙民主军”实施政治改造，使其由打击“伊斯兰国”的力量转变为“倒巴”力量。第三，主动改善因2016年“7·15政变”而恶化的美土关系，使土耳其改变对“叙民主军”的立场，并参与到美国领导的“倒巴”阵营中。第四，争取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及约旦等地区盟友加大支持叙反对派的力度。

如今叙利亚战场各路反对派武装的利益取向与叙利亚战乱第一阶段的情况大不相同。此前，推翻巴沙尔政权是各路反对派武装的共同目标，且有不同程度的配合。因战局不妙且美国无力统合，于是反对派武装各寻靠山，在抵抗巴沙尔政权清剿的同时，彼此间抢夺地盘，相互火并。虽然叙境内大大小小反对派武装有上百支，但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背靠美国支持，目前看主要以“叙民主军”为代表；第二类背靠沙特、卡塔尔等国极端宗教势力的财力支持，主要以“伊斯兰国”和“征服阵线”为代表；第三类脚踩几只船，包括接受美、沙、卡支持，但主要投靠土耳其，如“叙自由军”和“土库曼旅”。

从实力及所控区域看，目前最强的是“叙民主军”，约有8万多武装人员，主干是库族武装“人民保护军”和“妇女保护军”，余部由阿拉伯人、亚述人、亚美尼亚人、高加索人组成，约有1万人。“叙民主军”依托“北叙联邦”根据地生存发展，范围不仅囊括整个罗加瓦地区[7]，还将地盘延伸至阿勒颇、哈赛克、拉卡、代尔祖尔等省部分地区。目前，“叙民主军”已经发动夺取“伊斯兰国”临时首都拉卡的战役，将其并入“北叙联邦”的意图明显。如此看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领导下的“叙民主军”已成为影响叙利亚局势未来走向的关键力量。

从政治诉求看，“民主联盟党”首先致力于将“北叙联邦”变成国中之国，并坐大做强，打击“伊斯兰国”和推翻巴沙尔政权仅仅是其争取美国扶植一个途径。无论巴沙尔是否被推翻，“北叙联邦”都恐难被外力所灭。叙利亚“碎片化”如今已是事实，未来的叙利亚能否再次一统尚未可知。 

三、库尔德问题关乎伊拉克的统一与分裂 

伊拉克北部是库族独立运动最早兴起且最具影响力的地域。1991年海湾战争构成库族独立运动的转折点。因美英法在伊北划设“禁飞区”，使得伊北库族武装从此得以摆脱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清剿。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中央政府再也无力干预伊北库区事务。

伊北库区分别由库民党和库爱盟控制和治理，首府是埃尔比勒，库区自治政府及立法、司法等机构常年在此办公。其中，库民党掌控杜胡克和埃尔比勒两省，库爱盟掌控苏莱曼尼耶省和迪亚拉省大部。此外，两党长期争夺塔米姆省、基尔库克油田、尼尼微省、摩苏尔外围的控制权。1998年9月两党签订《华盛顿协议》后，“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得以固化。萨达姆政权在2003年被推翻后，两党就国家和库区治理权力分享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统一职由库爱盟专享，库区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总理等职由库民党独占。因此，伊拉克前总统塔拉巴尼和现任总统马苏姆均为库爱盟领导人，库区自治政府主席小巴尔扎尼、副主席阿里、总理伊德里斯·巴尔扎尼（小巴尔扎尼侄子）等都是库民党领导人。

库民党和库爱盟在伊北瓜分“势力范围”的主要依托是各自拥有的武装[8]，二者规模相近，战力不分伯仲，且不逊于伊政府军。目前，自治政府统辖36个旅，总人数达35万，库民党和库爱盟各指挥18个旅。库区自治政府可向伊中央政府索取军费和武器弹药补给，数量有限，两党平分。为支撑各自武装，两党均有获取外部军援的渠道。库民党与土耳其关系良好，因为该党控制了伊北主要油田并向土耳其售油，同时配合越境土军清剿伊北库工党，于是土耳其成为库民党武器弹药的主要供应方。此外，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对伊拉克什叶派政府有敌意，出于牵制伊中央政府的考虑，积极向库民党提供资金支持，用于库区发展和武器弹药的黑市采购。库爱盟的武器弹药主要来自伊朗和叙利亚，因为该党与库工党构建了合作关系并在伊北为库工党提供庇护，同时积极支持“北叙联邦”及“叙民主军”。出于制约土耳其的考虑，伊朗和叙利亚一直支持库爱盟。诚然，自美国公开支持“北叙联邦”及“叙民主军”后，伊朗对库爱盟的支持有削减，巴沙尔政权则停止了支持。伊朗没有完全中断支持库爱盟，不排除其有与美国缓和关系或讨价还价的意图。

虽然库民党和库爱盟有深刻历史恩怨且彼此防范，但双方最大的共同利益是最终建成独立民族国家。这一重大诉求不因双方背后的支持者不同而被放弃。虽然现阶段库民党与土耳其关系密切，但土耳其对库民党仍保持高度警觉，二者相互奉行“合作加防范”政策，因此库民党与库爱盟及库工党的关系近年来不断改善。此外，库民党与库爱盟高度警觉伊中央政府借“反恐”名义将触角深入库区。2014年6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崛起后，为应对共同威胁，库族武装与政府军构建了合作关系，联手打击“伊斯兰国”。自2016年10月政府军发动摩苏尔战役以来，库族武装沿摩苏尔西北至辛贾尔山区一线展开部署，名曰“切断‘伊斯兰国’西窜路线”，实则防范政府军侵蚀库族领地，并寄望政府军与“伊斯兰国”两败俱伤。

尽管伊拉克战争后国内权力、利益和资源分配格局对伊北库族有利，但库族仍执意搞独立。2016年6月，库民党与库爱盟经过谈判，就2017年9月25日在伊北库区展开独立公投达成共识。一旦独立公投获得通过，不仅将使伊拉克分裂，且将引发中东各利益攸关方的深度介入，甚至可能会成为刺激中东格局变化的导火索。 

四、库尔德问题牵制土耳其坐大中东 

土耳其既是中东强国，更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支轴国家”（geo-political pivot），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地缘政治作用。此外，土耳其在北约、经合组织、伊斯兰和突厥世界已形成长期性重要影响。土耳其历代政治家、历届政府和主要政党都致力于重振奥斯曼帝国时代辉煌。中东曾被奥斯曼帝国统治600多年，故土耳其对中东情有独钟，多年来在中东投入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资源，试图成为中东事务的主导方之一。然而，土耳其角逐中东的努力一直不顺利，最大制约因素就是库尔德问题。因为，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难以忘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屈辱历史，都对土耳其在中东的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举措保持警惕。几乎所有的中东大国、强国都深谙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软肋”，都基于自身利益与需要加以利用或借重，以阻遏土耳其坐大中东。美俄等域外力量亦重视将库尔德问题作为与土耳其打交道的政策工具。

土耳其境内库工党尽管曾遭遇党首厄贾兰被捕的挫折，但在土耳其东部、东南部1500万库族中仍有较牢固的社会基础，其根本原因在于库族经济、政治、社会地位不仅事实上低于突厥人（主体民族），且低于其它族群。首先，土耳其政治和国体设计拒绝承认库族民族属性，1924年宪法将库族称为“山地土耳其人”。其次，历届土耳其政府均尝试对库族实行同化，但至今未果。尽管1982年宪法第10条规定各种族一律平等，但序言强调“土耳其民族意志至上”，实际上指的是主体民族意志至上。因无法根除库族反抗，从20世纪80年代起，土耳其政府调整对库方略，从一味镇压和同化转为软硬兼施，试图逐步化解库尔德问题对国家发展和振兴的巨大牵制。1991年，厄扎尔总统推动修宪，取消对库语广播和出版物的禁令。1992年，德米雷尔总统宣布承认库尔德人为少数民族，并承诺政府将支持库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为实现“2023战略愿景”[9]，于2009年出台了对库族的一系列怀柔政策，包括增加库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投资，允许用库语开展竞选和造势活动，特赦那些已向政府“忏悔”的库工党被俘人员等。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库尔德人的民族歧视问题。

针对土耳其政府的政策调整，库工党也进行了方略调整。基于库族独立运动在四国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库工党在渡过因厄贾兰被捕而出现的内部混乱期后，确定了“在叙利亚北部加快发展，在伊拉克北部构建库族统一战线，在土耳其保存实力，在伊朗实施蛰伏”的战略方针，为此多次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停火协议，将主力大部转进伊北和叙北，陆续在土耳其成立了“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党”（KCK）、“和平民主党”（BDP）、“民主地区党”（DBP）、“库尔德斯坦自由民主大会党”（KADEK）、“人民民主党”（HDP）等外围组织，尽量避免以库工党名义开展政治活动或作战行动，同时缓和与“库尔德自由之鹰”（TAK）等其他库族政治势力的关系。在上述外围组织中，“人民民主党”在2015年6月选举中进入议会，获80席；在同年11月选举中获59席。2015年7月，土耳其政府单方面撕毁停火协议，重新对库工党展开清剿。库工党依托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山区，以小规模游击战方式与政府军周旋。土耳其政府军扫荡并没有吸引库工党主力重返，库工党仍将主要政治和军事资源用于“北叙联邦”的扩展，同时指示一些政工干部潜伏下来，继续开展群众工作。 

五、库尔德问题撬动美俄在中东的博弈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东事务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被美国视为在中东的最大竞争对手，挤压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构成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中东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长期以来，美俄在中东的角力阵营分野鲜明。美国既需要欧洲盟友配合，更要依托地区伙伴体系，主要由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约旦等构成。俄罗斯基本没有域外伙伴配合其中东战略，域内则主要依靠伊朗和叙利亚与美国抗衡。美俄角力与沙特和伊朗间的地缘政治及教派纷争相交织，又与巴以、阿以矛盾相叠加，从而催生出当今世界最复杂的“中东问题”。所谓“域外大国角逐中东”，其主线就是美俄角逐。

2011年爆发的西亚北非动荡和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是推促美俄在中东角逐升级的两大因素。西亚北非动荡同时对美俄在中东盟友体系造成冲击。对美国而言，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是一大损失，不仅表现为穆兄会短暂执政，更表现为埃及元气大伤，今后较长时期内难以在阿拉伯世界发挥领袖作用，直接影响到美国中东战略难以在阿拉伯国家中得到群体配合。虽然塞西将军于2013年推翻穆兄会政权符合美国利益，但短期内埃及难再崛起。对俄罗斯而言，利比亚和也门政权更迭间接损害其利益，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面临危局则是美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下的狠手。而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遭遇美西方严厉制裁，俄罗斯周边环境恶化，普京强国兴邦的战略努力受到牵制。为扭转战略被动，俄罗斯于2015年9月高举“反恐”旗帜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乱，将巴沙尔政权的命运作为与美国博弈的赌注，尝试与美国在欧亚大陆进行利益置换。如不能成功，俄罗斯可能继续力挺巴沙尔政权，在中东给美国出难题，使美国无法集中资源推展亚太和欧亚大陆战略。中东牵涉美国重要利益，美国绝不会拱手相让。这就造成了美俄在中东展开重点较量的态势。

当前，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所要实现的目标是：第一，使中东在经济上服务于“美国优先”，特别是美国地区盟友要为拉动美国经济、增加美国就业做贡献，如多买美国商品，动用主权基金多买美国债券，增加在美国的投资等；作为交换，美国为地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但地区盟友要购买美国的“安全服务”和安全产品。第二，使中东在安全上为“美国优先”服务，特别是美国地区盟友要继续打击恐怖主义，配合美国限制穆斯林移民赴美，以使“美国更安全”，同时大量购买美国武器装备，增加防务开支。第三，确保以色列绝对安全。第四，动员地区盟友配合美国更迭巴沙尔政权，腰斩“什叶派新月地带”。第五，使埃及、约旦等地区盟友尽快恢复元气。

针对美国中东政策目标，俄罗斯的对策是：第一，加固与伊朗、叙利亚的伙伴关系，重点是延长巴沙尔政权的寿命。第二，利用美国与土耳其的矛盾，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与土耳其继续改善关系，牵制美国中东战略的推展，特别是使美国难以实现在叙利亚的政策目标。第三，寻机改善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扩展俄罗斯在中东的回旋余地。第四，利用与以色列的特殊渊源，拓展俄以合作领域，促使以色列在美俄之间发挥斡旋作用，帮助美俄在欧亚大陆或在中东达成利益置换。

从美俄各自的政策努力方向看，双方当前的博弈焦点是叙利亚问题。纵观美俄中东角逐历程，几乎所有的地区矛盾和热点都被充分利用过，包括阿以冲突、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阿拉伯世界动荡、伊拉克战争后遗症、利比亚战乱、也门战乱等。现在叙利亚乱局中的库尔德因素凸显，引起美俄高度重视，双方均努力将此问题作为彼此角力的工具。

从实力、战力、影响力角度看，库族“北叙联邦”所辖武装力量是所有反政府武装中最强的，成为美俄竞相争取的对象。从库族在叙利亚生存历史看，他们与阿萨德家族并无深仇大恨，因为无论老阿萨德还是巴沙尔都一直是将库尔德问题作为制衡土耳其的筹码。这也是库工党及其衍生政党和武装能在叙利亚扎根并壮大的原因。自叙利亚陷入战乱以来，“人民保护军”和“妇女保护军”等库族武装虽然也与叙政府军爆发过多次战斗，但初衷是将“西库尔德斯坦”境内的叙政府军赶走，目前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以“人民保护军”和“妇女保护军”为主干的“叙民主军”之所以与“伊斯兰国”殊死搏杀，是因为“伊斯兰国”企图征服“北叙联邦”。[10]从库族武装作战范围看，其并未超出“西库尔德斯坦”边界。叙北库族政党及武装最高政治理想是创建独立民族国家，“北叙联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巴沙尔政权接受“北叙联邦”已是“国中之国”的事实，叙北库族政党及武装不会执意参与推翻巴沙尔行动。对于这一原则，库工党领袖巴伊克、民主联盟党主席萨利赫、“叙民主军”发言人塔拉勒·赛罗等均有明确表述。而巴沙尔是否接受库族在叙北立国，成为影响叙北库族政党及武装政策走向的关键因素。如巴沙尔政权对俄罗斯长久支持有信心，则会拒绝库族独立要求；反之，为求政权延寿则会默认。

由于特朗普政府奉行更迭巴沙尔政权与“反恐”并举方针，暴露出政策着力点自相矛盾、不可兼得的特征，令俄罗斯获得争取叙北库族武装之良机。自美俄同时打击“伊斯兰国”以来，俄罗斯也向“北叙联邦”提供了军援和人道主义援助，使叙北库族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保持对叙北库族影响力，对俄罗斯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可借此调控俄土关系。俄土关系在埃尔多安挫败2016年“7·15政变”后显著改善，但在埃尔多安2017年4月底重新要求巴沙尔下台后又罩阴云。为促使土耳其再次放弃“倒巴”政策，俄罗斯加大了向叙北库族示好的力度，同时也准备在“北叙联邦”前途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利益置换。2017年5月4日，俄罗斯牵头与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境内划设四个“冲突降级区”，刻意避开“北叙联邦”，为今后分别与美、土磋商叙北库区问题预留出回旋空间。其二，可在叙中央政府与“北叙联邦”间充当和事佬，使叙北库族武装不参与美国指挥下的“倒巴”行动。

目前，叙利亚境内主要反政府力量的现状是：“叙自由军”、“土库曼旅”等“倒巴”态度坚决，但力量太弱，构不成对巴沙尔政权的致命威胁，且受土耳其而非美国掌控；“伊斯兰国”、“征服阵线”等恐怖组织战力强悍，“倒巴”态度坚决，但为美国打击对象，也是俄罗斯和叙政府军的打击对象；唯有“叙民主军”实力雄厚，战斗力强，但对巴沙尔政权态度暧昧。如上情势暴露了美国“倒巴”窘境，反衬出俄罗斯对叙政策及军事存在的灵活主动，更彰显库族势力影响叙利亚局势未来走向的独特作用。从更广角度看，美俄涉土、涉伊（拉克）政策也愈来愈需要对库尔德问题加以利用。

六、结语 

库尔德问题源自相关国家和民族对库族的歧视，以及库族为争取平等地位而展开的反抗，最终催生谋求库族独立的思潮与运动。西亚北非动荡引发中东地区各类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直接冲击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地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部分国家爆发战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借机肆虐，域外力量不同程度地干预地区局势走向。在此背景下，库族独立运动乘势而起，并被域外大国和相关地区强国所利用，成为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动能。

因库族独立运动出现崛起势头，叙利亚已经“碎片化”，且未来能否保住国家大一统充满变数。伊拉克什叶派政权与伊朗关系密切，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关系不睦，国内经济、政治、教派、社会、安全危机远未消除，国家治理尚未步入良性轨道，而库族已扬言搞“独立公投”，对伊拉克中央政府构成巨大考验。土耳其作为有宏大抱负的地区强国，已经深度介入叙伊乱局，但尚未取得重大地缘政治斩获，原因在于库尔德问题的牵制和大国、强国对此之利用。展望未来，库族独立运动还将获得新的动力源泉，但也面临主要来自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巨大制衡。

[1]　关于库尔德人概况可参见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4 (Third edition)，亦可参见“Who are the Kurds?,” BBC, 14 March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9702440; “Syria - Kurds,”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http://minorityrights.org/minorities/kurds-5/。（上网时间：2017年6月26日）

[2]　See Hakan Ozog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 Evolving Identities, Competing Loyaltie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p. 74-75; Wadie Jwaideh, The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5-79.

[3]　See M.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London: I. B. Tauris, 2011, pp. 219-246; N. Entessar,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24-52.

[4]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7, pp. 242-297.

[5]　See Joost Jongerden, The Settlement Issue in Turkey and the Kurds: An Analysis of Spatical Policies, Modernity and War,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7, pp. 57-71.

[6]　See “Crisis in Syria Emboldens Country’s Kurds,” BBC News, 28 July 2012; “Syrian Kurdish leader: We Will Respect Outcome of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ARA News, 3 August 2016.

[7]　罗加瓦（Rojava）地区的库语含义为“西库尔德斯坦”，包括今“北叙联邦”的阿夫林、贾济拉、科巴尼、沙哈巴四州，中心城市有卡米什利、阿夫林、科巴尼、曼比季、泰勒里法特等。

[8]　库民党和库爱盟统辖武装力量均自称“Peshmerga”，意为“敢死战士”。

[9]　“2023战略愿景”由正义与发展党于2003年提出，其设计师为土耳其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前外长和总理达武特奥卢。该愿景核心内容是：在20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使土耳其经济和综合国力步入世界前十，并拥有独特的国际规制塑造力和话语权。虽然达武特奥卢在2016年5月5日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但“2023战略愿景”仍是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内政与外交的总目标。

[10]　根据巴格达迪于2014年6月29日颁布的《建国宣言》，“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最终建成须经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征服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含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灭亡以色列；第二阶段，“改造伊斯兰世界”，推翻一切世俗和“叛徒”政权，占领麦加并定为“永久首都”；第三阶段，迫使一切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皈依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建成“哈里发大帝国”。第一阶段是基础和重点，第二、三阶段可做“前期准备”，包括外线扩张，如筹建呼罗珊、马格里布、西奈、车臣、也门、阿富汗等“省”（wilay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