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联合政府”，1949年中共建国，设计形成的，就是一个清一色的局面，暂时给“同路人”李济深他们几个人堂皇高位，只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要是柳亚子知道了这些内情，他还会嫉妒李济深，以致“牢骚太盛”吗？


　　老高按：拜读中国现代史学者傅国涌的一篇短文《到那时还能容你再革命吗》，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中央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一段故事，有些意思，在此转载。
　　以前我在一篇博客文章《我的革命就是对的，革我的命就是错的？》按语中说过：
　　革命，到底有没有合法性、正当性？
　　——说有？那今天有人要革命，当局就不应该镇压了？
　　——说没有？那红色先辈不应该通过革命夺得天下？
　　看来只能这么说：在中共看来，自己革命有合理性、正当性，别的任何人要革中共的命，就没有合理性、正当性。——可是这个回答能說得服天下人吗？……中国五个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组织观看由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的舞台艺术片《白毛女》。那么，今天贫苦农民能否有样学样，照着剧中的喜儿和大春那样办，拒不还债无罪，暴力抗争有理？
　　看到这里，肯定有读者说：这不是个理论问题呀，这只是个实践问题！对，古代书生和现代学问家都争不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只能是出现这种局面了：“谁的拳头硬、胳膊粗，谁的革命就是对的”！革命成功者，垄断话语权，宣布只有自己的革命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其他人想革自己的命都没有正当性、合法性。谁真要革他的命，就得比他拳头更硬、胳膊更粗，打败了他，你再宣传你革他的命如何具有正当性、合法性——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毛泽东信誓旦旦对黄炎培说的“打破周期率”呢？那只是窑洞里给人描绘的“中国梦”呀！
　　我在按语的最后写道：“这是自古以来的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出来什么理论呢？从理论上说，究竟什么样的革命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什么样的革命没有正当性、合理性？”“恭请我们这里的读者网友——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左派，还是中间改良派——给我启蒙。”但该文下面的网友跟帖，赞同“丛林法则”的不乏其人，说：“弱肉强食，生物世界如此，人类社会何尚（尝）不是？”“本来就没有对错，胜者为王！只要造反派无法聚集人力物力，根本就永远没戏！”他们的看法也就是上面我在按语中表述的“谁的拳头硬、胳膊粗，谁的革命就是对的”。
　　傅国涌先生文中所说李济深表态“我会再革命的！”事实证明，终究是一句空话——他病逝于1959年，是否有心“再革命”无法验证。顺便说一句，他的儿子李沛瑤，后来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6年2月2日在自己家中被卫士张金龙用菜刀砍杀身亡。
　　傅国涌的文章刊登在《上报》上。《上报》是台湾的一家网媒，最近一度名气大涨，是因为据说披露了7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的指令“四个不惜代价”：“不惜代价保护陷入风口浪尖的高层领导；不惜代价清洗中共党内反对势力；不惜代价应对十九大前后的外部压力；不惜代价镇压内部不稳定因素。”
　　凡是熟悉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文件文字风格的人，都很难相信这四句话的用词、表述方式，真是习近平的原话。这样毫无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包装的话，更像是黑老大对三五个甚至一两个最亲信的马仔的赤裸裸的真心话，哪里像在所谓“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这样有相当人数规模的场合的指示？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确实是习近平的原意，不过因为这次会议禁止记录，因此在口传过程中，乃至在台湾这家网媒编辑过程中，原话被按照各自的语言习惯处理、多次变形而走样了呢？
　　这种可能性，我看确实不能排除——换句话说，“四个不惜代价”虽非原话，却是本意。看中共最近的一系列举措，似乎“四个不惜代价”都能得到验证。今天得悉：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贴吧——中国三大公共网络平台、自媒体平台成为整肃对象——国家网信办下令下属机构，对这三大平台“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等法规立案调查”。
　　自称最“革命”的中共，正在全力以赴地防止、禁绝、扑灭一切革命。


　　到那时还能容你再革命吗

　　傅国涌，《上报》

　　按毛泽东的意思，在武力上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就要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共产党政权，连表面文章也不想做了。


　　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柳亚子虽然收到老友毛泽东的赠诗：“牢骚太盛防肠断”。他的牢骚却没有因此平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李济深在新政权居高位不服气。1949年9月举行的政协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期间柳亚子找夏衍说，“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原名李济琛。——老高注）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20年代的历史？”如此敏感的言论吓得夏衍赶紧把话岔开。此前当他听说毛泽东4月3日在香山接见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就发过这样的牢骚：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
　　如今，他虽然也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一，而李济深却是副主席之一，他对这样的安排不服。所以，夏衍说“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可爱的浪漫主义诗人柳亚子要是知道中共对李济深的真实看法，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牢骚了。这样的一个政治秘密，他不可能知道，李济深也不可能知道。
　　金雄白回忆，当李济深还在香港领导“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将要北上之前，还曾相信自己将来会出任联合政府的主席。为此，他的两个老友李思浩（做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袁良（做过北平市长）托金氏带信给他，提醒他：一、就政治立场来说，现阶段的中国还不宜于实行社会主义；二、以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希望他不要凭一时的意气而应郑重其出处。记者出身的金与他早于1927年相识于沪，当面问及：“你决定与中共合作，是不是出于反对国民政府的那一个为最主要的原因？但我希望知道的是，是你到底为了什么要反对？”他回答：“我反对长期来的专制独裁”。金说：“假定你要去参加共党组织，但人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或许还会远过于别人。如其有一天，你亲身体验到这样的处境时，你又将如何？”他沉吟了几乎有五分钟之久，才迸出一句：“我会再革命的！”金说：“到那时，还能容你再革命吗？”他就黯然无语。（注一）

　　1949年形成的就是清一色的局面

　　这番对话固然只是金氏个人之回忆，却颇令人意思（疑为“深思”之误——老高注），李济深长期不服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下，屡次忤逆蒋之意，最后走上与中共合流之路。他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当然不会像柳亚子那么天真，对毛泽东会由衷的倾倒。但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中共对他只是暂时利用。就在1949年11月15日，他当上副主席不久，周恩来在约见苏联大使罗申时，提到李济深、张澜所担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征意义，他们“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而“暂时受到我们的信任”。1951年4月25日，刘少奇对罗申说，李济深“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有明显的敌意”。（注二）
　　李济深显然想不到，从一开始，他就只是一个棋子，并不受到信任。即使，这个地位也是在斯大林的主张下，要不然，按毛泽东他们的意思，在武力上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就要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共产党政权，连表面文章也不想做了。
　　1954年，李济深改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储安平1957年关于“党天下”的那篇《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也不能说完全洞见了其中奥妙：“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
　　其实，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联合政府”，1949年形成的就是清一色的局面，暂时给李济深他们的高位，也只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要是柳亚子知道这些内情，他还会嫉妒李济深，以致牢骚太盛吗？

　　注一：《记者生涯五十年》，147—148页
　　注二：分别见罗申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问题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俄国档案影本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45；罗申关于整风等问题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俄国档案影本存沈志华处，编号SD09855。转引自高华《历史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508页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本月图片主题：沧海）

　　摄于美国迈阿密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