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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演义五一: 火候已到命红卫兵公开喊倒刘
送交者: 调侃军政 2017年08月09日09:10:0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红朝演义五一: 火候已到命红卫兵公开喊倒刘   不满陶铸让红桃四瞬变黑桃三

巴山老狼  著

第七篇:  中华民族第三次大劫难  文化大革命狂飙(上)  从炮轰刘少奇到“九大”

第五十一章   火候已到命红卫兵公开喊倒刘   不满陶铸让红桃四瞬变黑桃三

就在红卫兵们把中国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于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把目标公开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会议,其内容就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会原定开七天,由于许多到会官员对毛泽东的文革很不理解,结果开了二十天。

鉴于会议初期许多发言者没对毛泽东的文革表态支持,十月十六日下午,毛泽东特意安排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陈伯达的报告高度评价毛泽东支持煽动的红卫兵运动:“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文中引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此前毛泽东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不让《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传抄,不准公开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这此会议后,毛泽东的大字报传到了社会,红卫兵开始张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很快成了最时髦的革命口号。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大会上作检查。

刘少奇的检查主要谈了几个问题: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中所说的“五十多天”的问题。刘少奇按毛泽东的口径,沉痛地承认错误,承认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二、按照当年自己整彭德怀等人新账老账一齐算的办法,主动地将历史上自己犯的错误罗列出来,以示检查的诚意。三、寻找自己犯错误的原因,由于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错误估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检查初稿本来早已写好,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为此专门批示:“少奇同志,检查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

 毛泽东的批示和颜悦色,给人以做了检查就完事的印象,看不出其中有什么杀机。而且就在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还说:“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糊涂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的。……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此时的毛泽东装出一副要“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的样子。毛泽东比戏子们更会伪装。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再次发表讲话说: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接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地  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彻底的改变。”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来看,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了。”

 毛泽东这些讲话又与在刘少奇检查上的批示内容完全不同。

十月十八日凌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大街上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同日下午,清华大学贴出了打倒修正主义的总头目刘少奇的大标语。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向毛泽东送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邓小平。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贴出大量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

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派》的大字报。

……

但此时毛泽东又指使江青出面说:“现在搞他们不合适。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随后派陈伯达去制止红卫兵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进入十二月份,形势已经出现了令毛泽东可喜的变化。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经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活动,工人已经成立了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经中央文革的煽动,工人、农民、市民都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组织,公开倒刘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作了许多有关倒刘的重要指示:

“要批判《论共产党员修养》,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

“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

 “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改变。到那个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过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有关刘少奇、邓小平问题的报告,他说:“刘、邓的问题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影响很大。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是被动,而是主动地让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不是挡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要批判当权的党。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

 请注意林彪的“批判全党、批判干部”的运动一说。此话一出,中共各级官员难逃一劫!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秘密指令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成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称“中央办公厅丙组”。几个月后改成“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称“五○四”组。周恩来任组长。刘少奇夫妇的问题已从一般意义上的打倒变成了秘密处死式的政治谋杀。

就在专案组成立的当天,毛泽东密使张春桥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目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谋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张春桥对蒯大富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很猖獗,现在不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十二月底,江青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等人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在江青、张春桥的策动下,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组织六千多人的队伍,在北京大街上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以广播车为先导,所到之处即刷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标语。广播车喊着“全国人民起来,彻底打垮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是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口号。此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标语和大规模的游行漫延到了全国各地。

这首次“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示威游行的时间是毛泽东生日前一天,这精心的安排是为毛泽东的生日献上了一份政治厚礼。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四岁生日。与往年生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要人赴宴不同,这一年的生日只有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几个要员们参与。席间当众人举杯共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毛泽东举杯答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毛泽东这个魔鬼发动的文革目的不止打倒刘少奇等人,还要将全国人民拖入内战深渊!

为配合倒刘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指使陈伯达一手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造“天下大乱,全面内战,夺权,斗走资派……”的舆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发表社论声称:“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革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共高层内斗中,时任中共第四把手的陶铸又莫明其妙被打倒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五、六三天的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林彪主持,毛泽东未露面。

十二月六日的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发言,攻击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中共第四号人物陶铸,指责他“用生产压革命,压制文化大革命。”这既是给陶铸一个警告,也是发出了一个信号:陶铸已失宠了。

陶铸于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在军校内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三年被捕入狱,一九三七年因抗战而释放出狱。先在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中任职,一九四五年随共军挺进东北,先后任共产党辽北、辽吉、辽东等省委书记,后又在林彪军中任纵队政委,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先后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六六年五月奉调中央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破格提拔陶铸,成了中共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

陶铸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关键会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上调中央,其意义非同寻常。由于陶铸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有矛盾,起用他的目的就是利用陶铸作为打倒刘少奇的工具。

陶铸失宠的最先起因大概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上毛泽东指使夫人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陶铸在会上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但陶铸以刚进中央,对情况不了解为由拒绝了。但毛泽东此时对陶铸还是抱有厚望,会后让陶铸高升为四号人物。

提升陶铸不仅是一种信任,而且是对他的一种严峻的考验。

但陶铸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

十月一日国庆时,陶铸为了让邓小平在报导中见报,指令下属搞“换头术”。(本来没在天安门上拍有邓小平的照片,用剪接手法将邓小平的头像换在了别人头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陶铸又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路线错误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他们是打不倒的,他们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很不赞成有些人给他们张贴大字报的作法,这和中央的精神是不一致的。你们要问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我是要保的。”

后来在上海的安亭事件(后面将介绍)中陶铸又对毛泽东的意图不理解,不准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要抓革命、促生产。在接见红卫兵造反组织时,又说这个不能打倒,那个需要保护。这与毛泽东的“开展全国全面内战”的方针大相径庭。其人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

陶铸的高升很突然,陶铸的倒台也令人吃惊。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江青、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时宣称:陶铸背着中央文革小组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要将其揪出来。而就在此时陶铸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接见群众造反组织,向他们发指示!

当晚九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开足音量,高喊着“打倒陶铸”的口号。并宣读了江青、陈伯达的讲话内容。就这样,堂堂的中共第四号人物瞬间就倒台。

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就陶铸问题发表讲话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的讲话列举了陶铸的罪状,说明了下台原因,且带有对陶铸个人品质的贬低,不知陶铸是否就象毛泽东说的那样不老实?

自此以后,陶铸的名字就与刘少奇、邓小平紧紧相连,“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陶铸由“红桃四”瞬间变成“黑桃三”。陶铸倒台使毛泽东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扫清了打倒刘少奇和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员的障碍。

陶铸被打倒后,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一年后,《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大笔删改的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陶铸又被扣上“叛徒”帽子。此时被关押的陶铸悲愤万状,写诗一首:“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陶铸两年后身患癌症,凄凉地死去。

在此要书一笔的是林彪。在陶铸被毛泽东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后。林彪居然把陶铸召进家门,不但多方安慰他,更劝他“要忍耐,要等待。”

 在一片打倒声中,中共高层的贺龙又倒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在军委会议上说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 ,由此成了打倒对象。红卫兵遂揪斗贺龙。弄得贺龙东躲西藏。因周恩来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贺龙逃到周恩来家中隐藏。但此时周恩来已经被毛泽东封为“贺龙专案组组长”,又怎敢护着贺龙?周恩来好言哄着贺龙把他转移到北京郊区某军营。几天后,周恩来对大群红卫兵说:贺龙是个三反分子,要把他抓起来。随即贺龙被捕。

关于贺龙的失宠,原因也较复杂。官方有多种说法:

其一,兵变说。贺龙于六六年二月调一个团到北京郊区某中学驻扎数月,被毛泽东怀疑想搞兵变,而被捕。与贺龙同时被捕的还有其老部下、衔授大将、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

其二,猜忌说。贺龙在一九六四年访问苏联,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破坏我们的友谊,现在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你们也该把毛泽东搞下台。此事虽然周恩来当即提了抗议,苏联方面也道了歉,但毛泽东由此产生了猜忌,因而把贺龙搞下台。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就是持这种观点。

其三,文革后,笔者在某书店见一杂志上介绍,贺龙在红军时期与蒋介石有过来往,曾一度想投降蒋介石,因蒋介石出价太低,只同意封贺龙师长之职。而贺龙则非军长不干。双方谈崩。毛泽东开国后,蒋介石派出与贺龙联系投降事宜的当事人被捕。特赦后偶然与贺龙见过一面,当时双方均吃惊不小。联系人怕贺龙杀人灭口,日夜提心吊胆。死前将当年与贺龙联系投蒋一事告诉了儿子。其儿子在文革初向共产党地方组织检举了此事,因此贺龙才被毛泽东搞下台。

以上三种说法孰是孰非,不好判断。第一种说法来自于官方,但兵变一说实在是无稽之谈。当时毛泽东为搞文革,已预先将林彪嫡系的三十八军调到北京,就是为防兵变,贺龙以一团兵力想搞兵变实在是天方夜谭。按照当时毛泽东的规定:林彪能调动的军队仅一个师,贺龙和其它军委副主席只能调一个团。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更是规定凡调动军队一个排都要经他本人批准。所以贺龙搞兵变一说实在站不住脚的。第二种说法是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其《大动乱的年代》中的观点,此说似乎也难以服人。因贺龙当即向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报告过此事,中方也提了抗议。再说贺龙能吃几碗干饭毛泽东能不知道?就算借十个胆给贺龙谅他也不敢。第三种说法虽近于荒唐,但这却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人的本性是软弱的,在恶劣的环境下产生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事缺乏旁证。联系人又早已死去,毛泽东为此事整贺龙是有可能的。但永远也找不到真实的证据。贺龙两年后因糖尿病死在狱中。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又为贺龙来个“平反昭雪”。当然平反时又把一切罪过推在了林彪的身上。

其它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员被打倒者就简直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其中被斗死的有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煤炭部长张霖之、卫生部长傅连璋等人。卫生部长傅连璋一九三四年在瑞金曾救毛泽东一命。被关监后,亲笔致函毛泽东哀求说:“我当年曾救过你一命,也请你看在当年的份上救我一命吧。”但毛泽东一个字也不回,不理不睬。傅被活活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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