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舆论宣传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范例（中）

——  中共改革派如何干掉了党主席为首的保守派
  

华国锋成功接班后，“两个凡是”迅速成为由最高领导人“罩着”的保守派极左理论禁区。“凡是”派不仅把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作为真理，而且作为真理的标准。所以，抓住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也就捉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

胡耀邦先生另一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的政治杰作，是早在上任中组部部长之初，就冒着极大风险拍板公开发表那篇突破极左理论禁区的著名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极左理论禁区是如何被突破的？  

一篇重磅檄文在精心准备中

“两个凡是”以中央权威昭告天下之后，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讲师胡福明意识到，他抓住了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但“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的主旨，显然也就是中央的方针。他不能去批社论，更不能反中央。于是，这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哲学研究班的哲思人士费尽心思，用迂回的笔触写了篇理论性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番修改后，于1977年9月初投稿《光明日报》，寄给该报编辑、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这位编辑是学法律出身，已在光明日报社工作20余年。王在一次会议上结识胡福明，发现他对一些问题有独到见解，便约他为《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写文章。 

虽然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私下谈话时，就曾直言不讳地抨击过“两个凡是”，但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挑战这一极左主张还是行不通的。“两个凡是”毕竟是“英明领袖”华国锋的主张！ 

胡福明的文章寄出4个月无任何消息。直到1978年1月下旬才收到王强华回信，还附了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这表明编辑部要采用该文。王强华在信中说：由于他出差，《光明日报》另一位编辑代收了胡福明的稿子。那位编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虽提出了一个崭新论题，但文章引文和解释过于冗长，决定不用。王强华归来，看了该文后认为，文中虽然理论讲得太多，但观点切中时弊，修改后可用。 

王强华又请光明日报社主管理论部的领导马沛文仔细看了胡福明的来稿。他敏锐地意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早有定论，胡文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多创见，其贡献在于精心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击中了要害，对政治斗争有很大现实意义。

于是，编辑部对此文进行了修改，删去冗长的引文及有关解释，排出清样。王强华在信中要求胡作进一步修改，争取早日刊用。胡福明按要求修改后，寄回。 

而就在胡福明找到批判“两个凡是”突破口的时候，几乎同时，北京也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北京这位是孙长江，当时在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前篇已提及，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曾指出，编写党史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孙长江记住了胡耀邦这个观点，也开始思索批判“两个凡是”的最佳突破口。结果与胡福明不谋而合，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这样，在南京大学和北京中央党校，胡福明和孙长江各自都在撰写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人民日报》打响暗批“两个凡是”的第一枪！

胡福明的文章在此后3个月里，又在他与光明日报编辑部间进行了4、5个回合的反复修改，足见该报之慎重。 

而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和副主任汪子嵩，针对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战线上诸多拨乱反正话题，提倡写“千字文”，即一题一文，要求说清道理，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何匡和汪子嵩出了一批题目，让理论部的编辑们自由选择。新调入人民日报社不久的编辑张德成拿到被选剩下的题目“标准只有一个”。据他本人讲：花了几天时间，才把文章写出来。汪子嵩对该文作了许多修改，何匡也作了些修改。“这篇只有一千余字的短文，事实上是当时理论部几位同志的集体作品，主要由我执笔。”该文署名“张成”，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

“张成”的文章一开头，就毫不含糊地亮明观点：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该文还着重谈到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见解：毛主席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请注意！毛主席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评论，虽然通篇没提“两个凡是”，而实际上就是挑战这一极左主张。这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角度，暗批“两个凡是”的第一篇文章。只是该文不是重磅长文，且发在《人民日报》非显要位置，当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该文意味着，除了胡福明、孙长江之外，有更多人找到了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这预示着，之后在中国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关键时刻《光明日报》来了杨西光 

在“张成”的文章发表一周后，光明日报编辑部对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决定在4月11日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并已拼好大样。 

巧合的是，恰在此时，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新来的总编辑是杨西光，一位有多年经验的老报人。杨曾任福建日报总编、上海解放日报总编等职。之后，他升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其当时的职位，只略低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但文革中，当张春桥火箭般窜升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时，杨西光则遭批斗。在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之际，杨西光成为党校首批学员，跟胡耀邦有了许多接触。杨算是胡耀邦的“学生”。 

1978年，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缺人，便建议调杨西光接任。据杨回忆，耀邦同志说，北京四大报刊，二比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就是要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杨西光刚刚赴任光明日报，马沛文就把准备发表的第77期“哲学”专刊大样送他审阅。杨作为有多年经验的总编，一眼就看出，胡福明的文章是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力作。他当即决定：把该文从“哲学”专刊上撤下，他要把此文放在《光明日报》头版推出！ 

同时，他提出更高要求：该文还要作大的修改。文章不能局限于理论问题，应从现实思想斗争的需要出发，要贯穿反对“两个凡是”，加强针对性和战斗性。 

碰巧，此时作者胡福明因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来到北京。更巧的是，恰在此时，有人告诉杨西光，中央党校有位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命题的文章！ 

这“三巧”凑在一起——杨西光上任光明日报老总、胡福明来到北京、杨西光获知孙长江在写同题文章，促使事情发生重要变化。4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没有发表胡福明的文章。两天后的晚上，五位核心人物聚集到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进行讨论。这五位是：光明日报新总编杨西光、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哲学组编辑王强华。 

有杨西光挂帅，胡福明和孙长江两位作者联手，加上马沛文和王强华参谋，汇成一个强大的写作班子，足以合力“攻坚”。杨西光作为总编辑，视野更老道。正如马沛文接受采访时所说，当时他虽然也知道要批判“两个凡是”，但并不知道背后的那些高层斗争。杨西光则不同，他站得比他高，也比作者高。 

在此关键时刻，《光明日报》有人反对发表这篇文章。反对者认为，发表此文，将使《光明日报》“与中央处于对立的地位”！杨西光排除干扰，决意发表。

胡福明回忆当时在北京对文章进行修改的情形：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这篇文章。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往返了三四次。胡福明修改稿清样，到了杨西光手中。在这位总编看来，该文应是摧毁“两个凡是”的一发重磅炮弹，所以，对其寄予厚望，要求也很高。

胡耀邦一锤定音发檄文 

在结束全国哲学讨论会后，胡福明被接到了光明日报招待所。杨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换意见。这位总编还向胡福明“透底”：“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 

因为杨总编把该文看得非比寻常，他反复审阅胡福明修改稿小样，又请马沛文和王强华对胡福明的稿子进行进一步修改，并于4月20日排出新的小样。 

在这次修改中，马沛文在文章中加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用“影射”的手法批判“两个凡是”。他借马恩对《共产党宣言》进行重要修改一事，加以发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杨西光把小样派人送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征求意见。吴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红旗》杂志编委。此后几天，几位主要参与者继续讨论4月20日的小样，并进行了许多修改。杨西光反复斟酌马沛文加的那段话，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两个凡是”毕竟是“英明领袖”的话，不便如此直言不讳地点穿。虽然该文就是为批判“两个凡是”而写，但还是要讲究策略。

经再次修改，杨西光吩咐把新小样送中央党校，再请吴江、孙长江提意见。这时，吴江向孙长江提出一个重要建议：把孙长江写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因为两篇文章都是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如把各自优点合在一起，以加强文章份量。孙长江同意，杨西光也认为这个意见很好。 

由于胡福明已回南京，杨西光请孙长江动手，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一次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说，加上“唯一”两字极为重要。强调“唯一”，那就是说，除了实践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孙强调，“唯一”两字是文章的灵魂，加上“唯一”，使文章提高了一个层次。 

该文发表后，汪东兴果然对“唯一”两字兴师问罪，认为这是“砍旗”！但孙长江找出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其中有一句：“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凡是派这才没话说。 

孙长江对稿子作了不少删改，约一多半段落重写，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文章又加了毛泽东修改自己文章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论据更充分。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针对性明显加强。 

胡福明也认为：孙长江老师下了很大力气，对该文作了多处修改。胡福明之所以称孙长江为老师，这里还有一个巧合：胡福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是该校哲学系教师，曾给胡福明教过课，两人确有师生关系。 

最终定稿的这篇檄文交由中央党校于1978年5月10日在其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先行发表。对此，读者难免有疑问：《光明日报》组织写作的文章，为什么要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呢？ 

除了吴江和孙长江在中央党校工作这个因素，更重要的是，杨西光深知此文非同小可，应该主动争取思想开明的胡耀邦的指导和支持。当时，胡耀邦已升任中组部部长，跟《光明日报》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也就无法以《光明日报》的名义将该文送胡耀邦审阅。但杨西光知道，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事先都要经胡耀邦审定。他当时虽为中组部长，但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于是，这位总编决定先将此文交《理论动态》发表，可以借此听取胡耀邦的意见！ 

另一个令人不解之处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该文，明明本校的长江也是作者之一，却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孙长江对此有个解释。这样加注，有当时不便明说的原因：这篇文章是批判“两个凡是”的，而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理论动态》作为中央党校的刊物有所不便，胡耀邦也有所不便。文末特地注明“《光明日报》供稿”，表示《理论动态》是转载外稿！

由于该文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在发表前照例送胡耀邦审阅。这样，杨西光如愿以偿，争取到了胡耀邦的支持！头一回，胡耀邦在清样上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和一些标点。这表示他同意发表。此文修改后，又送胡耀邦审阅。他看后说：“我认为这个稿子可以了。”他还提出两点修改意见。这意味着胡耀邦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拍板了！杨西光心中也就有了底。
 

檄文如何署名费思量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让杨西光颇费思量。本来，该文修改过程中一直署胡福明的名字，而孙长江独立撰写的那篇则署孙长江的名字。两文合并之后，吴江签发的文本，文前并无署名，文末括号内加了一行字：“《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修改。” 

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该文，也没有署名，但文末括号内注明的文字有所改动：“《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即《理论动态》删去了原尾注中的“作者胡福明同志”7个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中央党校有人（非孙长江）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修改过程中，胡福明没有参加，又来不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仁的，再署原作者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才作了上述改动。 

《理论动态》的主要笔杆子孙长江对于如何署名，倒是丝毫不计较。他还透露，“本刊作了修改”一句，原本是“本刊作了较多修改”。后来删去了“较多”两字，以减轻中央党校的“参与”分量。个中原因如前所述，因为当时华国锋是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是第一副校长，而《理论动态》是中央党校的刊物，发表反对校长的文章，不能不格外小心！“较多修改”意味着《理论动态》深深地卷入了此文的写作。所以，最后把“较多”两字也删去。由此足见当事人的用心之深！ 

但即使如此，该文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还是让华国锋和汪东兴深感不快。后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胡耀邦请华国锋去讲话，华国锋不去；又请汪东兴去讲话，汪东兴也不去。这给胡耀邦造成不小压力。 

按约定，该文次日由“供稿”的《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该报又该如何署名呢？照理，此文应署：“胡福明、孙长江。”然而，总编杨西光却决定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

胡福明回忆杨西光对他谈改署名一事，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作《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我爽快地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 

其实，这并非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全部原因。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写过一篇专门介绍“本报特约评论员”奥妙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一特殊署名的由来和作用。从1978年到1981年，《人民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用了3年多时间，以后则很少用。当时不少其他报刊也用该署名，发表了不少好文章。 

1977年2月7日宣扬“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党中央分管宣传的汪东兴决定、华国锋批准的。他们曾考虑组织一些文章，用社论形式发表，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但这类社论绝难在宣扬“凡是”的同志手中通过。为了绕过这一关，曾考虑作为评论员文章发表，又担心在读者心目中分量不够。想来想去，想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它不必送审，又能引起读者较大关注。

杨西光决定署名“特约评论员”，也是出于两点：第一是富有权威性；第二是可以不必送审。第二条特别重要。本来，重要的文章送审是惯例，但考虑到要送到汪东兴手里，这篇批“两个凡是”的檄文很可能胎死腹中！ 

杨西光这个主意又来自胡耀邦。本来，不署“社论”，改署“评论员”文章，就是避免报审。但是，由于当时《人民日报》已经多次使用“评论员”名义，汪东兴又规定，重要的“评论员”文章也要送审！为此，胡耀邦建议杨西光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胡耀邦说：“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表明不是报社写的，而是社外同志个人写的，可以不代表党报，不送审也就更有理由。” 

遵照胡耀邦的意见，该文章特意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也就未送汪东兴审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推出酝酿达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无数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杨西光本打算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由于那天有华国锋访问朝鲜归来的重大新闻，这篇重磅檄文只能屈居头版二条位置，占了头版下半版，再转第二版。

杨西光深知，要打响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影响力还不够。所以，在该文发表前，他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情况，打招呼。他们也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在当时，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于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此文——通常，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转发。而之所以当天转发，则是担心晚了可能受到凡是派阻挠，转发不成！《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则在次日全文转载该文。由于新华社的转发，此后两天，有20多家省市级大报转载。

公开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石破天惊！这意味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例外！是否真理，只有实践检验说了才算！“两个凡是”的错误就更是不证自明。这种令人脑洞大开的提法，在当时极左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人心目中，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两年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按胡福明的说法，批“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批评“两个主席”——毛泽东和华国锋！文革是毛亲自发动的，其是非曲直也该由实践检验说了算。而实践已经摆在那里：它就是一场大浩劫，是国人的悲剧！指责这篇檄文为文革翻案铺路，也不为过。

一石激起千层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中国思想理论界一场大风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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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文主要取材于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