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东之谜”的大胆探索--兼评中东如何突出重围

中东，广袤肥沃、令人着迷而又困顿难解的土地。巴尔干半岛的伊斯兰化，改写了欧洲宗教、文明与政治版图。然而，阿拉伯帝国遥远的辉煌渐渐淡去，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与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了瓜分豆剖、纷争衰颓的碎片化的中东。2011年爆发的中东剧变，使得阿拉伯世界内部碎片化的加剧与“伊斯兰国”组织乱世中崛起，惊破了中东国家的梦想。中东何去何从?如何破解百年中东发展的难题?这或许就是所谓中东之谜吧。

田文林是我国长期致力于中东问题研究的资深学者。他辛勤耕耘，在梳理过去论著的基础上，从问题与出路这个角度，对过去的作品进行浓缩精炼，改写提升，推出了《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以下简称《困顿与突围》)一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孜孜以求的是一个“世纪之问”，这就是：百余年来中东多灾多难，根源何在?中东如何“突出重围”，实现稳定和发展?

Ⅰ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与金砖五国这样的崛起中大国形成鲜明对比，人力资源丰富、油气资源富集、历史悠久的中东，在百余年的发展中遭遇严重挫折，至今仍然没有走上稳定与发展的康庄大道。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发动多场“反恐战争”，加剧了中东的动荡和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2011年以来的中东剧变和“伊斯兰国”组织的肆虐，使中东恢复稳定与发展离人们的视线更为遥远。为了回答今日中东难题的缘由和破解这个谜一般的难题，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即政治思潮、中东剧变与中东的突围。

“中东之谜”的起点，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及中东国家在国家建构与现代化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在现代化与发展上的艰难摸索，使阿拉伯兄弟国家在内政外交上渐行渐远。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重要成就，然而弊端很多，问题突出。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阿拉伯国家从一开始就走上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形态与内部纷争。埃及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天生的阿拉伯大国与领袖，1952年七月革命后建立共和国。克里斯玛型领袖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革命旋风，在阿拉伯世界形成进步的亲苏阵营。崛起于半岛腹地内志的沙特家族，与瓦哈比运动相结合，几起几落，最终在半岛建立起最大的政教合一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半岛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沙特王国占据半岛总面积的80%，国土面积达225万平方公里，自然成为海湾的几个阿拉伯君主制小国的轴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与矢志不渝地“推销民主”的美国走得很近，形成保守的亲美阵营。

两条道路，两个阵营，然而，在威权政治的构建与破解发展难题的困境上，却殊途同归。

Ⅱ

虽然人们在事后爬梳阿拉伯文文学作品时，惊人地发现一些阿拉伯文学家和思想家通过文学作品以预言的形式，“预测”到2011年开始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剧变，甚至个别阿拉伯智库相当接近地预测到剧变，但是这场从“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的大动荡，甚至让规模庞大的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和向埃及各领域渗透颇深的美国当局都感到意外。

在这场热烈的争鸣与讨论中，一些学者以“局外人”的冷静，拨开重重迷雾，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从方法论与事物本质两个层面，做出了符合实际、经得起考验的论述。田文林是其中敢于坚持、论述周全、见解深刻的杰出代表。在推翻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威权暴政、专制独裁的欢呼声中，田文林以“四两拨千斤”的灵巧，回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厘清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一下子抓住了中东剧变的本质。

政治的本质，简单地说，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个“谁”，不是人的生命个体，而是阶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建立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实际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朝气，致力于民富国强的现代化事业。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公有制经济与民族工业的发展，不仅显示这些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有效地缓解了贫富差距，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向下看”的政策戛然而止，转而“向上看”，“转为服务于社会中上层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

政权的阶级基础发生漂移，直接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在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执政以后，公开否认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萨达特政权精英复活被纳赛尔政权镇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旧官僚，与之结成经济和政治联盟，直至结成姻亲。所谓的开放政策，就是直接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当然也为西方垄断资本打开了大门。首先，埃及的开放政策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先后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逆转了民族工业发展及工业化的势头，使这些国家在许多崛起中的亚非拉国家凯歌高进的时期，长期裹足不前，错失发展机遇。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困问题极为突出。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虽然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节制私人资本，减少地主占地，控制地租和房租，限定城市个人的最高收入，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与分红，实行大、中、小学免费教育及中学以上毕业生包分配，普及社会福利事业等，有效地缓和了各阶级的收入差距。穆巴拉克虽然不断高呼保护有限收入阶层利益，实际上沿着萨达特开创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埃及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据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1月17日报道，埃及仍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以埃及为典型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政权阶级基础的漂移，造成上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终演变为政治危机。这是因为虽然穆巴拉克们愿意照旧统治下去，穷困的阿拉伯民众却不愿意照旧被统治下去。他们受够了，他们涌入街头抗争。

病症决定处方，舵手决定航向。阿拉伯剧变如果真正“剧变”成为革命，药到病除，那就是彻底推翻旧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然而，“阿拉伯之春”显然不是这样一场革命，缺乏领导阶级，民众群龙无首，没有组织起来，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和政治纲领。没有舵手，街头运动失去方向，“有毒的民主”反而搞乱阿拉伯国家，使之陷入严重的动乱之中。田文林对中东剧变下的民主闹剧的评论鞭辟入里：“民主重建进程看似热闹，实则是在‘政体变革’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很难实现统治阶级更替，更难触及经济结构变迁。指望通过民主选举改变不合理政策路线，无疑是缘木求鱼。”因此中东剧变的任务，不是以所谓的民主代替独裁，从集权或威权走向分权制衡，而是以“革命者的专政”取代“反革命者的专政”。从中长期看，中东国家要“完成未完成的革命”，亦即实现富民强国，国泰民安的梦想，也需要集中资源办大事，更要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做出正确抉择。坦率地说，这需要政治家的勇毅与智慧，需要“集中”，完全不是票决游戏所能解决的。

Ⅲ

对于大中东动乱纷扰，外祸连年，人们难免慨叹：“这一切都是石油惹的祸!”西方学术界和智库的这种渲染和媒体的起哄，似乎抓住了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关键命门，实则谬矣!田文林诘问：“俄罗斯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何西方国家却不敢打俄罗斯的主意?”打个比方，两家人都有金砖。其中的一家没有养凶猛的狼狗看家护院，强盗堂而皇之入室抢劫。另一家则庭院深深高墙护院，还雇佣私人保安公司武装守卫，自然平安无事。难道我们要指责第一家有金砖吗?国家的强大与弱小，其第一要素，亦即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国土面积的大小与人口的多寡，其次才是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大是强的基础与前提，小国寡民虽富犹弱。

以色列是阿拉伯人胸口永远的痛。经过几场中东战争的锤炼，以色列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下愈战愈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阿拉伯人则一再败走麦城。延续不断的阿以战争和冲突，不仅挤占了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而且加剧了中东的动荡与地缘政治竞争，固化了中东的碎片化格局。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围绕阿以冲突，以埃及和沙特王国为首的两大势力长期博弈。

当然，阿拉伯人民对于阿拉伯世界碎片化的缘由及其后果，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并不任由域外强权国家的摆布。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不只是埃及人民的好儿子，还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为阿拉伯人民的反帝反封和统一事业鞠躬尽瘁。1958—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短暂地统一为一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就是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的尝试。然而，正如破镜不能重圆，分了家的兄弟不能再重新组成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样，各阿拉伯国家逐渐累积自身的国家利益，形成各自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外交方略，统一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相反，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比如上世纪60年代埃及和沙特在也门的间接战争，成为阿拉伯世界残酷的新现实，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

进一步说，从阿拉伯民族形成与历史发展来看，“阿拉伯统一”可以说根基不深。

阿拉伯人起源于干涸的阿拉伯半岛，与沙漠和骆驼为伴，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即贝都因人。阿拉伯各部落为争夺牧场和水源而相互厮杀，流行血亲复仇，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宗派主义与分裂传统十分强大。在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百余年间，有据可查的部落战争达1700余次。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突出对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崇拜，倡导“穆民皆兄弟”，对于遏制阿拉伯人内部的仇杀与阿拉伯人从部落走向民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阿拉伯人一手高举《古兰经》，一手紧执锋利的宝剑冲出阿拉伯半岛。7世纪40年代到10世纪末，阿拉伯人向西亚北非大迁徙，促进了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辉煌。阿拉伯人大扩张，使半岛阿拉伯人博采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文化之长，阿拉伯人也从简单的血缘概念变成血缘、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和语言(操阿拉伯语)交叉的复合概念。换言之，阿拉伯人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而统治阶级为维护大帝国的治理而采取的分化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阿拉伯人的部落主义传统。

阿拉伯民族特殊的形成历史筑就其特殊性。阿拉伯人既是一个民族，又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一个分裂(为多个国家)的民族。半岛上游牧的阿拉伯人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及文化上均极大地落后于被征服地区的埃及人、波斯人，因而阿拉伯民族先天发育不良：首先，各地方言林立。以《古兰经》为基础的标准阿拉伯语，如今基本上是书面语言，主要用于著书立说、诵读《古兰经》和新闻广播。普通老百姓只能听，不能讲，其使用范围愈来愈小。相反，文学艺术作品大量使用方言，其中埃及方言在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因此，阿拉伯人虽然共享标准阿拉伯语，但是各种方言的出现尤其是文艺作品基本上使用方言，实际上分割了各国阿拉伯人的情感世界，这反过来促进了阿拉伯各国的分化。其次，被征服的先进文化，反而征服了征服者，增强了阿拉伯民族的“地方主义”特色，使阿拉伯民族具有多元性和分裂传统。比如，埃及仍然保留许多法老文化成分，埃及的阿拉伯方言吸收了一些科普特语汇。波斯的专制传统与发达的官僚制度对阿拉伯帝国的重大影响，就更不用提了。最后，民族自我意识不稳定。阿拉伯人很“开放”，把阿拉伯帝国分裂后的外族王朝视为“本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埃及人仍然为出身库尔德人的萨拉丁的丰功伟绩而无比自豪。近代埃及的奠基者穆罕默德·阿里也是阿尔巴利亚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感情此起彼伏，波动不居。在突厥人和奥斯曼人统治期间，阿拉伯人民族意识下降，宗教感情上升。20世纪60年代，在纳赛尔的感召与推动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高潮。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70余年的曲折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团结之不易，摆脱破碎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之艰难。阿盟1945年3月22日在开罗正式成立，比联合国的诞生还要早半年。创始成员国为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目前22个阿拉伯国家全部为阿盟成员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熄灭、不少阿拉伯地区还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形势下，阿盟作为尚待扩大的区域政府间组织，其根本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协调成员国政策，以便实现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捍卫其独立，关注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抵御外来侵略和防止、解决成员国之间的战争，是阿盟的主要使命。

与此同时，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旗舰组织，阿盟又不断地高举阿拉伯统一的大旗。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潮时期，纳赛尔竭力借助埃及主导的阿盟，促进阿拉伯团结和统一大业。1963—1972年3个“进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分享同样的国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盟均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协调阿拉伯国家力量抵抗以色列的作用。在管控阿拉伯世界内部争端与冲突上，阿盟亦有多个成功的案例。在1961年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争端中，阿盟向科威特派驻阿拉伯部队。1963年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发生边境战争，阿盟成功斡旋，使两个阿拉伯兄弟邻国化干戈为玉帛。

然而，与欧共体(欧盟)和东盟乃至非统组织(非盟)逐渐推进一体化形成鲜明反差，阿拉伯国家联盟不仅在促进阿拉伯政治统一上最终一事无成，而且在推动经济合作等方面亦严重滞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阿盟反映而不是调解内部分歧，把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埃及被开除出阿盟。在1979年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后，阿拉伯统一的口号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了。1990—1991年海湾危机中，阿盟未能成功地斡旋伊拉克与科威特争端，伊拉克大军侵占科威特，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二——亲伊拉克阵营和反伊拉克阵营，最终只能引狼入室，依靠美国为首的西方军队解放科威特。虽然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参加多国部队，但是显而易见，单靠阿拉伯国家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与军事实力，难以解决海湾危机。

其实，自阿盟成立之日起，阿拉伯统一就只是一种民族感情和政治口号，并非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各阿拉伯国家建立伊始，就产生了超越阿拉伯统一梦想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1943年在亚历山大举行的阿拉伯领导人会议拒绝了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联邦的提议。阿盟传达了阿拉伯团结的信号，但是实际上“保障了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与主权”。因而，放弃阿拉伯统一幻想，巩固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反而有利于稳定的地区秩序的出现，为中东逐渐走出困境提供较好的地区环境。 

Ⅳ

丢掉阿拉伯统一幻想，回到主权国家现实。

既然主权国家是中东秩序的核心，那么陷于困顿的中东的突围主体也必然是主权国家。《困顿与突围》一书，从内政外交两大层面，探讨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发展道路，力图回答中东国家如何突围这个难题。坦率地说，“中东突围”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之谜，是中东国家近百年来艰难地上下求索的过程，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完整的答案，仍在摸索之中。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亦即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巴列维国王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伊朗逐渐沦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日益向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集中，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受到严重打压，最终引爆了一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阶层领导的“革命”。

这样一来，伊朗的突围受到严重制约。首先，执政的宗教阶层在很大程度上走上了巴列维国王时期权贵资本主义的老路，民粹主义光打雷不下雨。例如，在通过土地改革缓解农村地区两极分化上，甚至还不如巴列维国王时期。相反，通过公有部门、伊斯兰基金组织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庞大企业网络，执政的大资产阶级控制伊朗经济命脉和绝大多数资源，私有部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地盘受到极大的挤压，经济动力不强，活力不够，当然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其次，由于与美国的长期对抗，伊朗孤立于世界经济。伊朗核问题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收紧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切断了伊朗发展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关键设备，伊朗经济越来越困难，民生日艰，遑论发展。最后，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动因，还是因为教派之争，抑或仅仅是地缘政治争夺，伊朗采取咄咄逼人的革命主义外交，对于海湾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和以色列均构成巨大压力。后者的反弹是必然的，这就造成海湾乃至中东地区长期失序失衡，不利于伊朗和中东的稳定与发展。

埃及的突围，依然困难重重。纳赛尔代表具有一定生机与活力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通过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向中下阶层倾斜的社会政策，使埃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工业化与现代化上取得长足进展。然而，1970年底执政的萨达特，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开放政策的名义重建大资产阶级经济与政治统治。穆巴拉克执政后萧规曹随，沿着萨达特的开放政策继续前进，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并使埃及2011年以来陷入动乱之中。与伊朗受到美国的遏制、打压不同，萨达特执政以来埃及向美国“一边倒”，穆巴拉克时期表面上奉行均衡外交，但是西方资本与技术的流入要么很有限，要么没有进入生产部门，埃及的工业化不进反退。虽然穆巴拉克一再高呼埃及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现实却恰恰相反，所谓的四大支柱部门——石油出口、旅游业、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和侨汇，无一是实体工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和地区形势波动的冲击。当然，以埃及的资源禀赋与国际竞争力，也的确很难全面开花，建立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然而，过往的寄生性发展路径，显然已经堵死了。如何找准埃及的比较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埃及经济体制与优势产业布局上取得重大突破，是当下塞西政权的急迫任务。当然，其前提是埃及实现国内的政治和解，初步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

相对而言，一直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土耳其，发展得比较顺利。土耳其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17位，是“展望五国”和二十国集团成员，2011年以来的中东乱局中难得的“稳定之锚”。然而，田文林研究土耳其私有化的前因后果，揭示出土耳其的突围之路并不顺畅，相反，“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从本质上说，私有化的指导思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是披着隐身衣的新殖民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为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量身制造的慢性毒药”。市场怎么可能在国家之外的真空中运行呢?西方鼓噪私有化，软硬兼施，在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看中其垄断租金。相关数据表明，私有化并未提高土耳其经济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并未使土耳其工业结构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反而陷入“依附性陷阱”，更严重的是，加强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剥削。土耳其贫富差距超过14倍，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可见，中东国家的突围似乎仍处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唯有解决“依靠谁，为了谁”这个简单的根本性问题，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走上稳定与发展的康庄大道。假如剧变中的阿拉伯国家对“依靠谁，为了谁”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场剧变就会从乱局走向革命，中东的突围至少找准了方向。

(作者简介：毕健康，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埃及和中东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