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舆论宣传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范例（上）

—— 中共改革派如何干掉了党主席为首的保守派

如果把1989年六四悲剧作为一个历史节点——标志着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真正发轫（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等均属前期酝酿），至今年郭文贵横空出世已过去28年时间。如果我们问一个总的问题：这一主场在海外的中国当代民运取得了什么进展？不客气地讲，就推进中国民主进程这个总目标而言，答案如果不是更难堪的倒退，也只能是零！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民运圈内部的空耗和内耗！具体就无需展开了。

矛头对准

回头看中共，这个以马列主义为圭臬、并曾以苏维埃模式“全盘西化”为目标的党，自1921年成立，也仅仅用了28年时间，就于1949年把号称有8百万军队保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赶出中国大陆，建立起今天牛叉到世界大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中共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当年共党规模小、军力弱、不掌握国家机器等劣势就不必提了，难道是他们的理念比国民党更先进吗？是他们的雄才大略之才比国民党更多吗？或者所谓“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构成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都只能是否定的。中共最强大的、最根本的武器只有四个字：舆-论-宣-传！这个答案不是笔者的发现，而是中共缔造者们的创造，是国民党事后诸葛亮们的大彻大悟，也是普通百姓们的直观认知。对“舆论宣传”这个中共最强大武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老百姓总结国共两党最可怕的东西是：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而中共自己归纳的三大法宝之一是统一战线，三大作风之一是群众路线。显然，这些都是舆论宣传这个武器发挥威力的不同形式！

中国民运圈和其他异见人士，也包括希望中华民族更上层楼、实现真正复兴的广大华夏儿女们，其中很多人最大的期盼是中国能够实现进一步的政治变革和进步！为此，有人提出了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中共的途径；有人提出了非暴力性街头示威实现颜色革命。但从客观、理性、现实的视角进行负责任的审视，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包括中共的统治和民众的政治意愿两方面，这类途径并不比有人提出的“海豹突击队”模式更具现实性！中国当代民运28年的空耗史实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不可否认，关于中国政治大变革最现实的途径，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恐怕永远也达不成共识。但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早就得出一个基本认识：能够打败中共的，只有中共自己！不仅仅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更因为过往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都预示着这一点。换句话说，实现中国政治大变革最有希望的途径或许就在中共内部！尽管这种非革命性、非破坏性、内部渐变式政治变革之路，一直被很多民运和异见人士所排斥、鄙视。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共之所以能够出奇成功，民运之所以归于完全失败，历史中都不乏答案。本文就介绍舆论宣传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范例。看看在中国思想禁锢达到极限的大背景下，中共党内处于劣势的改革派如何巧妙运用舆论宣传这个最拿手的武器，在短期内扭转乾坤——干掉了党主席为首的保守派，实现中国当代史上最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由于内容庞杂、涉及面广、篇幅较长，本文拟分三部分发出。

（一）“两个凡是”强势出炉  改革派浮出水面

“两个凡是”是最高领导人的一条主线！

1976年秋，高居中共神坛的终身领导人毛泽东离世，由忠厚的“老实人”华国锋接班主政。此前5年，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因刺杀毛的“571工程”败露，外逃覆灭于蒙古境内。毛基于对文革后期“四人帮”的失望，也包括对强人邓小平等人可能翻案的忧思，晚年病入膏肓的这位专制统治者，煞费苦心挑选、扶持起曾当过其家乡湘潭县和湖南省“父母官”的华作为其钦定的第5位、也是最终接班人。

但毛去世后不足一个月，华就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党政军要员辅助下，果断抓捕以毛遗孀江青为首、蠢蠢欲动的“四人帮”！此举赢得党内外、举国上下一致拥戴，华迅速为自己建立起“英明领袖”的极高威望。但是，或许是其忠君思想作祟，或许是自身既得利益考量，或者迫于当时国人思想禁锢到极端的特殊背景和压力，而更大的可能是几方面因素都有一些，华迅速巩固权力后，率先拍板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决策是：1）兴建毛主席纪念堂；2）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始终不愿承认文革的错误，也迟迟不愿让被毛打倒但保留党籍的强人邓小平出来工作！

不仅如此，华派还于1977年2月以“两报一刊”社论的高规格抛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并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意有所指地再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直接申明“两个凡是”！

对华而言，一切似乎进行的都很顺利。当时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毛、华大幅画像并列高悬各种显著场合的景象颇具象征意义！华似乎没什么好担心的。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矛头对准“两个凡是”！

基于华的这种心态，于是，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老资格领导人多次呼吁下，志得意满的这位中共新领袖，最终于1977年5月初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邓小平写给他和中央的两封信，并决定让两年前被毛打倒的这位难得人才出来工作。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恢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全部职务！邓成为华、叶之后排在第三位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

公平地讲，在当时极左思想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毛被推上神坛几十年、愚忠思想充斥中国大地每个角落的特殊背景下，在毛离世仅仅8个月后，华就拍板让毛定案的邓出来工作，是有相当政治风险的！所谓华百般阻挠邓出来工作的指责有些过了，难免给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执政初期的一条主线，这在当时是十分明确的。而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这个问题的要害。1977年5月下旬，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的自相矛盾，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逻辑软肋。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还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邓只是被允许出来工作，尚未恢复职务。而华国锋是“英明领袖”，“两个凡是”还占据统治地位。邓这类与华的主张相抵触的私下谈话不可能公开发表，也就不可能有多大影响力。要推倒“两个凡是”，谈何容易！

1977年8月初，主动要求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长达3小时的讲话中，向“四人帮”派系提出的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开了一炮！大胆驳斥了这两个否定文革前17年的错误估计。而“两个估计”来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是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毛泽东审阅后，于1971年8月由中共中央批转的官方文件。而邓并没有因为《纪要》是毛泽东圈定的而不敢否定！但迟至3个月后，《红旗》杂志才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人民日报》同时转载，等于公开否定了这两个错误估计。可见当时“左”的阻力之大。但该事件无疑也成为最终否定“两个凡是”的思想准备之一！

胡耀邦锐意进取，干了两件大事！

应该强调的是，邓小平这个从解放思想入手的改革派领军人物，也是“四人帮”欲置之死地的“眼中钉”，在老干部中从来就不乏支持者。而他第三次复出后，胡耀邦很快成为其最得力助手！而多少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与邓一同挨批的胡出来工作是华国锋三次诚意邀请的结果！这应该与两人曾在湖南湘潭共事两年，华清楚胡的能力有关。有意思的是，华前两次的邀请均被胡拒绝，第三次由叶出面，胡征求了邓的意见才最终接受。华安排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恢复在文革中停顿的党校工作。

曾长期主持共青团工作的胡耀邦，是一个难得的开拓型人才，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党校，胡的重点之一是抓理论建设。按胡的话说：中央党校不光要有讲坛，而且要有论坛。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胡一手创办了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内部刊物，印发给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委负责人，党校学员则人手一册。他对该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文章选题到观点，再到审定稿件，事事参与，被誉为该刊真正的“主编”！胡曾说：“办了《理论动态》，等于在党校大院之外，又办了一个党校！”

该刊物前后出了1000多期。其中很多文章离经叛道，甚至与“两个凡是”相左，常常违反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不少文章一出，即在校内外引起震动，反响强烈。其中不少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转载，产生广泛影响。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成了当时中国理论界的“风向标”，被誉为“新时期的《新青年》杂志”！

中央党校毕竟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胡理所当然地也关心干部问题。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他，深感要拨乱反正，首当其冲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纠正被颠倒的干部路线！在胡主持和运作下，一篇重磅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出炉，他亲自联系最具影响力的《人民日报》负责人，该报于1977年10月7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该文选择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作为突破口，是因为文革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数以万计的干部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人们强烈要求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平反冤假错案。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也惊动了高层。短短一个多月，人民日报社收到一万多封来信，表达对文章的支持和拥护。但坚持“两个凡是”的时任中组部长郭玉峰则持坚决反对态度，称该文“是一株大毒草！”

胡耀邦决心以中央党校为“坚强阵地”，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他在审阅党校“文革”研究小组的一个提纲时说：“这份提纲的观点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是作具体分析，而是照搬。”在谈到“二月逆流”时，他说：“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胡敢于说出这些否定“文革”的话，举座皆惊，难能可贵！1977年12月，中央党校编写一份关于中共党史的材料，胡耀邦提出两条鲜明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有了第一篇文章的成功，胡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再次组织人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建议《人民日报》负责人，把对中组部表达不满的大字报加以整理，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发表，报送中央。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该文又一次激起强烈反响，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按照胡的建议，《人民日报》整理汇编的《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在《情况汇编》发表，并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中央主要领导，引起中央主要负责人重视，决定撤销郭玉峰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力荐下，敢“下油锅”、且已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舆论工作的胡耀邦被任命为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走马上任后，每天到中组部上访者竟达数百人之多！全国各地寄往中组部的信件，每个月多达6麻袋！但是，冤假错案是不折不扣的“马蜂窝”，是最棘手的难题。集聚着历次政治运动的诸多问题，交错着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要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就等于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给予最无情的曝光。更要命的是，几乎处处要触及“两个凡是”！特别是反右、文革中的很多大冤案都是毛亲自领导、甚至亲自审定的。据统计，当时全国的冤假错案多达300多万件，受冤假错案影响的人多达800多万！

面对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胡耀邦很坚决地说：“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有人问胡耀邦：“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毫不含糊地回答：“照样平反！” 其魄力和和胆识让已是中国第三号领导人、此后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感到意外：这样的案子你也敢平凡啊？

总的来看，胡耀邦在复出后，先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岗位上，充当了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舆论先锋组织者角色；继而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担当了实践中突破禁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者角色。胡耀邦通过这两件关系国家前程、且足以赢得民心的大事，显示了其政治胆略、思想水平和工作才干！其威信日益上升，为他日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打下了关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