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正视公有制经济的“孤岛”现象

今天，对于生活在广大城乡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除了几项服务行业，已很难见到公有制企业和实体经济，所接触的，大多是私有主导经济。而国企本身，在国家这个社会体中，身处在汪洋大海般的中小私有经济体和家庭承包构成的小农经济之中。当然，这个概念必须要有数据支持。

从九十年代末至今，我国工业企业经济成分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的企业个数和平均用工人数18年来绝对值的变化趋势是：

 本图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表13-3、13-5、13-7、13-9，“其他”一项按上述四表推算

从资产总额上，不同经济成分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例18年来发生的重大逆转：

本图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表13-3、13-5、13-7、13-9，“其他”一项按上述四表推算

本图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表13-3、13-5、13-7、13-9，“其他”一项按上述四表推算

截止2015年，国家统计口径中，所有制性质明确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总和42%，已高于国有控股3个百分点。国有控股企业，在全国规模以上企业中，占比仅39%。

这就是说，依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给出的可比周期，从期初（98年）到期末（15年）的18年来，国有控股企业在规模以上企业中占比从七成降至不足四成。

本图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表13-3、13-5、13-7、13-9，“其他”一项按上述四表推算

这种局面的顶层设计有一个出发点：“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十五大工作报告）

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怎样把握量变引起质变的阈值？

近期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撰文提出了现状，“目前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44.1万亿元，上缴税费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5，增加值约占全国GDP的1/7，2016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有83家”(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些数据没有涉及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比较，但是，响应习总书记的要求，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十分必须的。

现实中在“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方面，已经长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金融风险、污染、假冒伪劣、食品安全、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股市危机、。。。一直伴随而生，成为顽症。例如今年两会中提到国家明令禁止治理了十余年的地条钢，伴随了十余年的剩余产能调整，只是处理了冀、苏两位省级领导之后才在面上推开。从上述存在的多年来老生常谈的问题领域说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受到严峻挑战。

经济成分的消长影响，并不会仅反映在经济领域。它必然地会出现在一系列社会现象中。在企业法人数量减少，且自身当然存在管理问题的国企，与其说存在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体系下，不如说常常被包围在私有经济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之中。

1、国企成为改革的靶子，被污名化

效率辨

吴敬琏先生在2016年06月30日的演讲中提出：“国有经济虽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了很多，仅占到整个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率不能提高，它的杠杆率不能降低，它的投资回报不能够提高，那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会起到拖后腿的作用。”

单从财务数据而言，国企的扩张速度、投资收益远不如私企。但是，比较两件事，首先要有可比性。仅举劳动合同法为例，落实劳动合同法的主力是国企，私企除了一些言行一致的红色企业家，长期存在劳动合同普遍走形式，表面一套应付检查，实行的是另一套的状态，许多企业甚至连形式也没有。对付官员的检查，私企比国企“效率”倒是高多了，正因为如此，这种情况很难有数量统计，但雇佣劳动市场上的劳动力，则有切身感受。这是我们的官员、学者很难感受到的。张五常先生将劳动合同法视如寇仇，疾呼取缔，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从极盛转向疲弱的导火线”（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建议》2016-03-19）党内也有人应声附和。一个劳动合同法，把国企和私企放到同一竞争点上，才资源公平了一下，就引起如此强烈反弹。

国企负担社会责任，私企利润第一，私企的效率，是经济利己驱动的逻辑行为，也是可以放弃社会责任、游走法律边缘，甚至坑蒙拐骗的“效率”，特别是可以盘剥被雇佣者的绝对劳动时间、相对劳动时间，透支其个人信用、无偿消费其个人尊严的“效率”；私企的“灵活”，是费用开支的灵活，也可以是行贿的灵活，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也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哪里，成了机制问题，成了法不禁止即可为，迷惑了很多人。不将这些因素剔开，国企始终存在“效率”原罪。

垄断辨

国企多负有守护国计民生命脉的重任，这是必需的国家垄断，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多数国家皆使然。但是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那里，中国国企的这种国家行为的垄断，被混淆为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资本集中导致的垄断。在一些奋勇“改革”的经济学家那里成了走回头路。

吴敬琏先生痛心疾首的认为，“2006年12月国务院国资委宣布了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控制的新方针，要求国有经济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的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于是，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中开始了‘国进民退’的进程。”吴敬琏荐《国企改革下一步朝哪走？》2014/04/16吴先生接着主张，“应当进一步在大企业领域中进行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这个主张貌似公允，其实基本上是只退不进，正如吴先生自己承认的国有经济从绝对优势到“仅占到整个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左右”，看看20年来的历程，所谓“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只是一种玩弄所有权、混合制，扩大私有化的“话”术。

结合国企自身在管理上的弱点，舆论以油价、电表等问题为引子，离开具体问题，在微信微博网络不定时的大肆污化为道德问题，试图将抨击对象丑化为社会公敌。在“效率”、“垄断”的舆论攻击下，在相当的范围，已经形成“国企不垄断就无法生存”的社会心理。

创新辨

厉以宁先生认为，“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弊病和问题——创新动力不足和创新能力弱”，（厉以宁：国企改革，重在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2014年03月18日）最近，国资委主任肖亚庆的文章《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有个很好回复：“从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看，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第四代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事实只有一个，居然得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且都堂皇于庙堂之上，实在令人惊诧。

企业家精神与私有经济并无必然联系，国企发展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世界超级工程粤港澳大桥，无论从科技创新还是工程效率，国企遥遥领先，崛起了许多体现杰出企业家精神的各层级管理、技术人员和集体团队，反倒是参与辅助项目的境内外私企却屡拉后腿。

大量的企业管理问题与所有权也无直接关系，例如，即使在私有企业，也会经常性发生内部人控制现象，又例如，企业法人数目20余倍于国企的私营企业，其企业平均寿命不足三年，去除大量处在劳动创业、求生存的小微企业，绝大多数也存在着管理缺陷和社会责任问题。因此，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存在改革问题。在中国当下企业深化改革上，引导广大私企正确履行社会责任是更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从食品安全到环境保护等等，事关国计民生，但经济学理论中，长期以来不是问题导向，而是观念先行，公有原罪，给国企改革乱开虎狼药，“木匠斧子一边砍”。我们的经济学“泰斗”，在思想指导和字里行间，非常偏好产权性歧视。

在国企势单力薄之际，要警惕众口铄金。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习近平同志大声疾呼国企要形成六种力量：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这是总书记向国企吹响了集结号，广大国企人必将发扬传统，肩负使命，响应党的召唤。

2、私有经济成为基层党组织的支撑。

相当一个时期，民谣曰，“大官傍大款，小官傍小款，最不济的也要傍个饭店老板”，民谣折射了私有经济主体化条件下的官商关系。笔者几个月前曾参加了某地区推荐的扶贫典型村的初步调查，该地区人口近千万，其一般性推荐的扶贫项目有一定的随机抽样意义。该村扶贫项目有家养鱼合作社，名义上村民自愿入股，实质上投资人兼唯一分红人是在外省建筑发家的一位包工头。村集体经济已负债四十万。村干部说，能人回乡投资，村里有了产业，安置了贫困户劳力，就业者年收入改善，达到三万元，这就是它的扶贫意义。按时下说法，是做大了蛋糕的富民之路，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毫不动摇”坚定支持引导的发展模式之一。

但由此派生、折射出两个问题，至少在这个村庄：

①、基层政权组织在经济活动中附庸化，因为具有再生产能力的经济项目都不具有共有性。养鱼合作社的章程模板是由村委会提供的，由此完成了私有经济的公有包装，目的是取得政府立项优惠和银行贷款。而基层组织的主要工作之一已演变成向上级要钱立项。

②、集体经济萧条，农村公有制经济退化。该村集体经济没有支柱，40万元债务多由完成上级布置的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建设投资构成。原来多年积累的集体资产养殖厂舍，由私人老板无偿使用。八二宪法确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该村实际上名存实亡。一位资深的前任县长说，基层早就没有双层经营体制概念。

3, 寄人篱下现象

“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百度百科）刘国光教授曾在一次研讨会发言中揭露，他提出经济学教学方针，要防止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观点，被北京“很重要很著名”大学领导完全否定，系列文章不能在杂志刊物发表，痛失“话语权”。这还是在中央领导同志批复“值得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刘先生愤然指出“真正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他们在政界、经济界、学界、理论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军。他们有话语权的制高点。”（刘国光: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持久斗争），再联系几年前一篇著名网文“《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所自鸣得意：在网媒超越传统媒体之际，党的宣传部门“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以及长期以来，有些网媒资本媒体甚至时至今日，在博客、微文、论坛上屏蔽、删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现象，已是家常便饭。

中国当下网民已超七亿，最近，有文章列举一些当下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媒体：凤凰网、南方周末、网易、腾讯、搜狐、《南方都市报》、澎湃新闻、《深圳商报》、《福布斯中文网》、DoNews、佛教在线、和讯网….指出90%是资本媒体。正是基本上由这些媒体捧出了刘国光教授所说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 “主流”经济学家。

以上这一抑一扬说明，在私有化主体下，形势比人强。

上述局面形成的原因

1、话语体系即思想体系缺乏继承性

九十年代国企抓大放小的思路是西方经济学帕累托曲线法，即关键少数法，这个方法取代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矛盾分析法，以静态、孤立的逻辑思维替代了运动、联系的唯物辩证思维。端着金饭碗要饭，这种思想上的“崖断”与苏联崩溃后产生的道路自卑有关，与“彻底否定”前三十年有关。

2、一朝被蛇咬数十年怕井绳。抛弃了群众路线，把群众从改革的主体质变为改革的包袱，这是我们队伍中的官僚主义潜意识在不同时期的借尸还魂。典型表现是：崇拜精英，失魂落魄，害怕落伍，就是不怕上当。

3、夸大私有制作用

认为“一私便灵”。这种观点把西方产权经济学阿尔钦关于“用自己的钱比较小心谨慎”的所谓“黄金定律”绝对化，把“在个人专有产权安排下人们对财产的总关心值总是大于对共同拥有物的关心值”捧为教条，超出了适当范围而加以夸大，只见到阶段性和局部性问题，无视改革前国企飞速发展的主流，否定改革前广大企业干部群众中实际存在的白手起家、克己奉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而把国企的管理组织问题、机制问题、尊重市场规律等问题归结为公有制。

4、忘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习近平同志在解放军报提出的“要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阵地意识，勇于举旗帜、打头阵、当先锋，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讲话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正视我国公有制的“孤岛现象”，排除上述思想片面性，避免知安而不知危，才能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国情，正确实现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