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没被苦难压垮，内心强烈的使命感引领着他在漫漫长夜里，一直在积累、思考、升华，思想的火花，在风雨如磐、万马齐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迸发出来。顾准说：“只有一个主义，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老高按：与一位思想和经历都堪称另类的“红二代”朝夕相处、畅谈数日，他谈起陈年往事时提到：他在北京101中学读中学和在清华读大学时，一位叫顾逸东的同学都与他同班，关系极为亲密，于是他与顾的兄弟姐妹也都熟了。卻原來，顾逸东是大名鼎鼎的顾准的儿子。1968年春天，顾逸东的母亲汪璧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孩子们都吓坏了，这位“红二代”和其他几位清华校友前往安慰、陪着顾家兄妹散心。但他与顾逸东及其兄弟姐妹，虽然多年交往，直到最近还频密过从，却有很多争论和分歧，他尤其不能同意顾家姐弟们对父亲坚决划清界限、令人寒心的举动。他们校友之间多年来的交往纠葛，我听来为之动容。据说，顾的孩子们虽然对其父亲由于独立思想而被两次打成右派、家破人亡的悲剧有了一定的理解，对自己的绝情多少有些反省，但远远不够。顾准的儿女对网上和周围人们批评和谴责他们断绝父子（父女）的行动，不以为然，斥之为“炒作”——中毒之深，让人无奈！
　　这促使我查了一下关于顾准的资料，看到下面这篇文章《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思想者顾准之死》，忍不住想转发。

　　昨天下午《历史明镜》电视直播节目，请丁抒教授做了系列访谈的最后一次：《反右运动结束了，右派苦难刚开始》。丁抒教授是《阳谋》一书的作者，应我之邀做了九次访谈，系统地勾勒了“反右”的来龙去脉。其中他也多次谈到顾准。1957年，顾准不肯将本单位任何部下打成“右派”，但他自己却被打成了“右派”；几年后熬到了“摘帽”，因为仍然坚持独立思考，被再次戴上“右派”帽子。

　　有人感叹，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如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气节。我是断然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所处环境之严酷，岂是民国时期所能比拟、所能想象的！民国时期当局并未掌控全部社会资源，而毛泽东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被打成敌人，就意味着自己和全家被断绝一切生路，陷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涌现出顾准、林昭、张春元等许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勇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使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爝火得以传续绵延。

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思想者顾准之死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68年4月8日，顾准的妻子汪璧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死状极惨。直接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为她的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

约是在1966年底，顾准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百万庄的薄薄的来信。信封中只有一纸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他的4个子女的签名（当时他长女不在家）。此前，妻子汪璧已向他提出离婚。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肿瘤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临终前，他唯一的心愿，是能见上子女一面。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经朋友们反覆劝说，顾准含泪忍痛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流着泪对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然而，直到临终的那一刻，他的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12月3日，风雪夜，顾准含恨离世。

顾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他是一个旷世奇才。12岁，到潘序伦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实习生；15岁，以其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19岁，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教材。20岁出头，在担任高级职员的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当教授；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之后，在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935年，顾准加入中共，后又到“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5月，34岁的顾准掌管了远东最大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当过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与陈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

顾准于1940年离沪参加新四军，这是1942年3月5日摄于江苏阜宁县之东坎乡

（一）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撤销所有职务

1952年，毛泽东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顾准既不贪污，也没浪费，更没有官僚主义，却在“三反”中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奇怪的是，顾准所受处分，在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记载，只有一份当年2月29号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顾准到底犯了什么错？其实，没什么错，就是他敢说真话。当时，中共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主张发动工商联成员以民主评议的方式征税；而中共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认为，上海企业一般都有健全的账册，完全可以依率计征。顾准在征税问题上顶撞薄一波，是他挨整不便言说的原因。而顾准才华横溢，使他早就成了那些妒嫉心极重的人的眼中盯，肉中刺，一天不拨掉，一天不舒服，这才是顾准第一次挨整的真正原因。

（二）1957年，第一次被打成右派

1956年，顾准调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正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57年，他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写道：“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覆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联合考察团，就黑龙江共同开发水利资源与苏方专家共同考察与谈判。对苏方专家损人利己的做法，顾准据理力争。这些言行却被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剑飞记录下来，悄悄报告北京。

顾准《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部分手稿，原为与陈敏之的通信

顾准人还没有回北京，一份有关他的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回京，立即新账、老账一起算，反覆批斗。中科院范围内，还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

之后，顾准先后被下放到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郊区清河、河北商都等地劳动改造，承受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样的摧残与折磨，在《顾准日记》中随处可见。挑砖、担粪、种地等繁重的惩罚性劳动使他变得脱了形：“我的容颜憔悴之至。镜内自望，都不认识了。”“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餍迎人已到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顾准下放到河南商城。从1959年秋冬起，4个月内，这里饿死农民近百万。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在日记中写道：“（从现在开始）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真正努力的方向。”“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三）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

1962年，顾准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但讲真话的秉性难移。他对欢迎他的家人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1964年，在经济所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一边倒的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铿锵有力的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话音刚落，顾准便被当作“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遭到批斗。

顾准有一外甥，在清华大学念书，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注意。康生想从顾准的外甥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顾准、孙冶方、张闻天，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顾准因此被隔离审查4个多月。查来查去，没有查出顾准与孙冶方、张闻天有什么秘密的“组织”联系。但是，鉴于他态度顽固，1965年9月，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派”！

1966年“文革”爆发，“双料右派”顾准在劫难逃，一次又一次挨批斗。9月1日，正当烈日炎炎时，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打腿踢一顿，觉得还不过瘾，又抓起一块方形砖头，狠狠朝他脑门砸去，“砰”的一声，顿时鲜血直流。谁知，顾准竟然一声不吭！红卫兵见他如此强硬，挥起几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拖过来，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仅仅穿着汗衫和单裤的顾准，被拖打得遍体鳞伤。

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后，顾准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劳动改造。由于他是“极右派”，脏活、重活、累活都属于他。有一次，造反派在田头批斗他，说他“偷奸耍滑”。顾准就吐一口痰出来给他们看，痰里有血丝。他说，我这样干活，你们还说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于是，好多人上去摁他的头，打他的头，打也不认，那就再打，一直打的他伤痕累累。然后，造反派揪住他，恶狠狠的问：“你到底服不服？”，顾准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

（四）在苦难的沙漠中开出思想的鲜花

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苦难压垮，“学术研究”和“复兴中华”这两个使命引领着他在漫漫长夜里，一直在积累、思考、升华。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顾准是一个勤快人，他思想不停，记述不停，终于使自己的部分思想得以冲破网罗而留存于天地之间。

1972年回到北京后，妻子死了，孩子们都不理他，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自知来日不多的顾准，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查资料，做卡片，写笔记，终于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字的论着。

1974年9月，弟弟陈敏之到北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不要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兄弟俩通信答疑的结果。

1974年，顾准与弟弟陈敏之（右）在北京中科院经济研究所院内

顾准思想的火花，正是在这风雨如磐、万马齐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迸发出来的。顾准说：“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五）顾准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在顾准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终于有机会看到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1984年2月，他的大女儿顾淑林大声追问：“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1958年摄于北京，后排左长子顾逸东，右长女顾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顾准母亲顾庆莲，顾准；下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顾重子、次女顾秀林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本月图片主题：神明）

  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要拍出全景很不容易。因为周围的街道狭窄，主教座堂、高85米的乔托钟楼和后面其实更高得多的红色穹顶，很难全部收进取景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