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界对俄罗斯的基本战略观体系

作者系伊万·阿列克谢维奇·萨夫兰丘克（И.А.Сафранчук），政治学副博士，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进程教研室副教授，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译者系张健荣，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在美国对俄外交政策讨论中有两种相左立场。其一，把美国外交视为大战略 有大范围、长期的谋划和视野，由军人、情报人员和外交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加以实施。其二，美国外交的制定派生于短期的内政利益，与选举和这些利益的政治博弈相关，它要求决策具备应对性，而非为了实施大战略。当代美国专家界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主要观点体系分为怀疑派、危言派、现实派和唯合派四大派系。上述派系的产生历史、演化过程及其辩论互动情况揭示了构成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基本战略观体系的智库结构及其不同派系阵营的立场，并展示了不同时期美国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及其未来走向。当前美国专家对俄罗斯观点占主导的是怀疑派和危言派。现实派影响力有限，而唯合派的实际影响力等于零。美国政府换届在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怀疑派和危言派将继续决定美国对俄政策新一轮政治周期，尽管其间现实派的影响力会有一定上升。

1、主题与方法论框架

在美国外交中，对内政策与战略设想是互相交织的，参与政策制定与讨论的是不同利益集团。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不仅仅是对俄罗斯问题的讨论中通常会出现两种相左立场。一种把美国外交视为大战略，有大范围、长期的谋划和视野，由军人、情报人员和外交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加以实施。在这种立场下，大战略所制定的不同目标取决于政治家的世界观，而大战略实施的不同方法则取决于内政上的妥协。反言之，美国外交的制定派生于短期的内政利益，与选举和这些利益的政治博弈相关。它要求决策具备应对性，而并非为了实施大战略。

在华盛顿外交决策中究竟是内政因素还是战略因素起主要作用，在笔者看来，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实践证明，这两类因素都在起作用，其比重变化视不同情况而定。

从事美国外交研究的俄罗斯和欧洲专家习惯于从美国专家和政治家世界观出发，或者在对美世界观与内政因素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去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

笔者的立场是，美国的基本战略观体系形成于美国专家界的内部辩论过程以及其代表与美国商界和政界的交往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为外交部门提供具体行动建议。战略观体系是形成于不同世界观和思想学派基础上的。

据此而论，本文论述的主题是美国专家界对俄罗斯的基本战略观体系及其演变过程与现状。内政部分不属本研究范围，但在与其互动中基本战略观体系形成了政治上的具体决策。在笔者看来，在实践中，美国的外交政策无法突破其基本战略观体系构成的框架，但在此框架内制定的具体决策会受到内政判断的影响。笔者在很大程度上将引用在与美国专家界各种形式（包括私人会见、研讨会等）交往过程中所得到的资料数据。因此，本文多半算是实地调研的成果（带有主观因素，因其中私人交往占有很大比重），通过对美国专家发表的文献研究整理，予以相应补充。

2、美国专家界对俄罗斯的基本战略观体系分类及俄美关系

美国专家界进行的辩论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各色观点。要想区分这些形形色色论点，势必导致其中细节和微妙之处被忽视，由此而变得某种意义上的简单化。

如上所述，笔者的目的是要划分出形成于世界观、内政导向和学术研究流派基础之上的那些基本战略观体系。专家界对基本战略观体系的各种阐述与论证正是源于世界观、内政导向和学术研究流派。

我们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法作为简单分类法的依据——对俄罗斯的态度，确切地说，是美国专家界对俄罗斯问题讨论的主要方向，为此，我们绘制了一张基于意向（愿望）与现实评估之上的模型示意图。

横向轴上表示意向（愿望），俄罗斯应该成为美国什么人：合作伙伴/朋友，还是对手/敌人。美国专家界现有各色观点可归结为两大主要阵营。一方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再是美国生存威胁，也就是说，双方应该成为朋友或者合作伙伴。另一方则认为，俄罗斯仍然是美国生存威胁，并且在颠覆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俄罗斯是对手甚至是敌人。在长达近25年的时间里，这两大立场一直在不停地辩论。

纵向轴上表示现实评估。但是这部分出现了某些复杂情况。21世纪10年代中期，美国专家界完全转变了对现实各种评价的辩论焦点。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初，美国一直在辩论该问题，俄罗斯是否重要（是的话，究竟如何）。一些人认为，即使衰弱的俄罗斯仍然是地区和全球的重要玩家，另一些人则认为，可以无视俄罗斯的立场，并且可完全忽略俄罗斯这一重要玩家。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这一争论不再存在，他们开始意识到，理应并且必须重视俄罗斯，所谓“可忽略俄罗斯”的观点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场热烈辩论：与俄罗斯合作是否可能（或者说，在那些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者看来，美国对待俄罗斯是否足够强硬，即对抗是否可能）。

示意图1上的横向轴坐标上（俄罗斯是合作伙伴/朋友，俄罗斯是对手/敌人）添加了纵向轴坐标：（俄罗斯）“举足轻重”，（俄罗斯）“无足轻重”。示意图2上的原横向轴被纵向轴坐标取代：“可能”（合作或对抗），“不可能”（合作或对抗）。

示意图1所列四类阵营依次表示：1.俄罗斯应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朋友，但无足轻重；2.俄罗斯应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朋友，举足轻重；3.俄罗斯仍然是美国对手/敌人，但无足轻重；4.俄罗斯仍然是美国对手/敌人，举足轻重。

示意图2所列四类阵营依次表示：1.俄罗斯应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朋友，与估计这些期待可能实现相关；2.俄罗斯应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朋友，与估计这些期待不可能实现相关；3.俄罗斯仍然是美国的对手/敌人，与估计不可能公开对抗相关；4.俄罗斯仍然是美国对手/敌人，与估计可能公开对抗相关（肯定）。示意图1和示意图2如此并行排列是为了展示位于这些阵营的基本战略观体系的变化情况，尤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研究坐标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点击放大）

3、从美国对俄罗斯的基本战略观派系来看俄美关系的历史语境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专家界和政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俄罗斯会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前提是，俄罗斯深化内部改革，放弃地缘政治抱负。辩论的问题是，俄罗斯对世界事务的作用有多大？

绝大部分专家认为，俄罗斯无足轻重，形象地说，可以忽略他，无须在乎（无视）俄罗斯对世界大事的看法。需要强调的是，该立场并非出于对俄罗斯敌视，而是出于对俄罗斯世界政治作用的不信任。因为持该立场的是一部分务实的现实派，从这种观点体系出发，他们认为，趁俄罗斯衰弱之机获取实际利益，是适当之举。

同样也有很大一部分专家认为，即使处于衰弱状态的俄罗斯仍然是重要的玩家（对其作用始终有争论），应该与俄罗斯合作。这些专家的看法是，对俄罗斯应推行“介入/合作”政策（engagement）。其实，对这类合作的程度同样始终有争论。一些人（承认俄罗斯仍然举足轻重，但程度有限）认为，应对俄罗斯采取“介入”政策，可以按照标准条件对待俄罗斯（美国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奉行这种政策），俄将成为美国的“普通”合作伙伴，与其选择性合作是可能的。另一些人（承认俄罗斯极其重要，对俄罗斯持肯定看法）认为，美国应使俄罗斯成为特殊合作伙伴，主张与其广泛合作，发展近似盟友关系。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在合作观体系下的一种派生观点。“选择性合作”和“广泛合作”是完全独立的两个观点体系，因为两者不是数量上的差异（对合作期望规模的评估），而有本质区别的（对俄关系禀性的理解不同）。与选择性合作观点派相比，广泛合作观点派则要弱势得多。

20世纪90年代，甚至在苏联解体之后，那些仍然把俄罗斯视为美国威胁的人对其智库进行了再定位。他们进行内部辩论，对威胁的评估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视俄罗斯为敌人，是生存威胁，有人视俄罗斯为普通对手，与美国有着不同利益，一旦有机可乘，俄就会迅速采取行动。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持上述观点的派别无不承认俄罗斯已经衰弱，并认同俄罗斯对世界事务毫无特别作用，其反俄的主要理由就是，让这种状况继续保持下去。到90年代末，这些专家所持立场变得更强硬了，认为俄罗斯获得了推行反美政策的机会，应予以积极反制。

因此，在我们绘制的模型示意图中，四大智库阵营中三席在20世纪90年代大半部分时间里持以下观点（见示意图1）：第一，俄罗斯是合作伙伴/朋友，但无足轻重（这一阵营主要是“不予理睬，乘虚而入”观点派）；第二，俄罗斯是合作伙伴/朋友，其举足轻重（这里占主导的是选择性合作观点派，但广泛合作观点派同样重要）；第三，俄罗斯是对手/敌人，但无足轻重（其主要是“阻止崛起”观点派）。

20世纪90年代，尚无任何一派观点在实践中占主导地位。两派联合存在可能：理由之一，俄罗斯是合作伙伴/朋友（选择性合作与“不予理睬，乘虚而入”观点派的联合），理由之二，俄罗斯无足轻重（“不予理睬，乘虚而入”和“阻止崛起”观点派的联合）。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首次出现了这种联合。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在选择性合作和“不予理睬，乘虚而入”观点派之间搞平衡。而对实际政策产生一定影响的则是广泛合作观点派。“阻止崛起”观点派对克林顿政府也产生了某种影响，但更多的是批评。当时支持这一观点派的主要是在野的共和党政客。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是对手/敌人，但无足轻重”观点派阵营曾一度被边缘化。其组成主要是一批对俄罗斯持极其负面看法的退伍苏联学派和顽固反俄派。绝大多数主流专家是绝不会进入这一智力圈子的。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在俄美于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尤其是南斯拉夫危机时期，有关俄罗斯是否重要的争论逐渐平息，他们开始意识到俄罗斯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源于俄罗斯无足轻重论点的原两派智库阵营必定是虚与委蛇。

“阻止俄罗斯崛起”观点派开始由“俄罗斯是对手/敌人，但无足轻重”智库阵营迅速转向“俄罗斯是对手/敌人但举足轻重”阵营一边。他们对俄罗斯反西方外交方针、对克林顿政策都进行了更加积极的批评要求克林顿政府对莫斯科的态度更加强硬和果断。在新的阵营中，我们把这一观点派称之为“危言派”，其基本立场是，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威胁与挑战。该观点体系在内部辩论中同样争论不休。一方视俄罗斯是美国生存威胁，理由是，各自价值观和地缘政治传统不同（他们与主张对俄罗斯严厉批评的退伍的苏联学派和反俄学派结为联盟）；另一方是现实派，认为，与其说问题在于价值观和历史范畴不同，不如说在于各自实际利益的不同。第一方认为，从思想体系和历史根源出发，俄罗斯原则上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朋友。第二方则套用“没有思想，只有生意”这一名句，认为这根本不是抽象概念的问题。

“不予理睬，乘虚而入”观点派开始逐渐脱离“俄罗斯是合作伙伴/朋友，但无足轻重”智库阵营。对其中一些人而言，“俄罗斯是合作伙伴”观点（如果其重要的话，那么就有必要与其合作）是其原坐标体系中的重要论据，现在则加入了“俄罗斯是合作伙伴/朋友，举足轻重”阵营，附和选择性合作观点派。对另一些人而言，“俄罗斯无足轻重”观点（其重要的话，就该阻止其增强）则是其原坐标体系中的重要论据现在则加入了“俄罗斯是对手/敌人，但举足轻重”阵营，附和危言派。

小布什政府组建之初，两种不同选择介于选择性合作派与危言派之间。对小布什团队而言，这是一种最佳选择。由此可推断，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重组智力联盟：成立“俄罗斯无足轻重”观点派联盟，取代“俄罗斯是合作伙伴/朋友”观点派联盟。这样，“阻止崛起”（而不是克林顿执政期的“选择性合作”）观点派便可成为“不予理睬，乘虚而入”观点派的合作伙伴。对该派联盟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则是危言派了其对俄罗斯持批评立场，而广泛合作派事实上对其毫无任何影响。这种推断的依据是，小布什政府中保守派和现实派占主导，尽管两者之间有分歧，但双方立场能保持一致，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要被俄罗斯问题分散精力，对俄罗斯应采取强硬立场。

小布什政府组建之后的对外演说可解释为美国试图奉行基于对俄罗斯批评立场的政策，但仍然是从俄罗斯无足轻重观点出发。这让人颇为费解，因为“阻止俄罗斯崛起”观点派迅速加入了危言派阵营，而“不予理睬”观点派则加入了危言派和选择性合作派阵营。此外，在2001年春、夏、秋三季，因各种原因，小布什政府向对俄关系正常化迈出了一步。这不仅与“9·11事件”相关，而且与美中关系紧张加剧相关。在这种正常化框架下，对俄罗斯的批评声减弱了，开始与俄罗斯合作，而不是忽视他的存在。拥护这一方针的是以选择性合作论派为代表的原有智库阵营。

表面上，小布什政府的对俄政策最终倾向于选择性合作观点派。由于“不予理睬”观点派中一部分转向了前者阵营，使之实力大增。再者，选择性合作事实上已成为官方方针，危言派中一部分（尤其是从“阻止俄罗斯崛起”观点派转向危言派的务实的现实派）同样附和选择性合作观点派。其实，对小布什政府实际政策产生根本影响的是危言派，其中许多人是当局制定内政的盟友。而广泛合作观点派对实际政策几乎毫无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小布什政府采取选择性合作观点的理由与克林顿政府完全不同。与前任政府一样，小布什政府也抱着一种乐观打算，认为俄罗斯内部改革将促使其采取温和的地缘政治立场。但其更重要的判断是，宁可让俄罗斯成为麻烦的合作伙伴，而不是让其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由于小布什政府树敌太多，在这种背景下，就不必过多对俄罗斯加以干涉。

2005年前后，辩论的坐标再次发生了改变。如上所述，有关俄罗斯是否重要的辩论没有了，他们开始明白，俄罗斯实力在增强。评估现实出现了新范畴：每一观点派别都开始对各自计划能否实施予以评估。有关与俄罗斯能否合作的辩论始终在进行。对凡是主张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的人而言，其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否足够强硬：对抗是否可能。

往年的原有观点体系上升至新的坐标体系（见示意图2）。虽然新坐标中选择性合作观点派依然胜于其他观点，但其主要的反对者则是危言派，事实上，一旦坐标有变（甚至是与之同时），观点体系重组进程便启动了。

俄美关系问题伴随着小布什整个执政期不断加重。在此背景下，能够直接肯定对俄罗斯选择性合作的专家变得越来越少，不是附带条件的肯定，便是否定。

然而，危言派却愈加感到信心十足：他们一再鼓动与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展开对抗并为之没能发生而叹息。小布什总统任期结束前，其政府已经在选择性合作派与危言派之间采取了平衡，其拥护者在不断公开地强化立场。2008年高加索危机之后，危言派开始从“俄罗斯是对手/敌人，但暂不可能公开对抗”阵营转向了“俄罗斯是对手/敌人，可能展开公开对抗”阵营。

选择性合作派相反却很快丧失了立场。在新坐标下，选择性合作派不仅显得软弱无力，而且发生了转变。这一观点派从“俄罗斯是美国合作伙伴/朋友，可能与其合作”智库阵营转向了“俄罗斯应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朋友，但不可能与其合作”阵营，由此而形成了两派新的观点体系——怀疑派和现实派。2005年前后，美国开始形成了以“俄罗斯—怀疑派”为特征的观点体系。怀疑派起先认为，俄罗斯理应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朋友，但因俄罗斯经济与政治改革尚未结束而变得不可能。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俄罗斯同样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一点有别于危言派。

现实派同时也开始独立形成。现实派认为，俄罗斯很重要，必须与其打交道，意思是合作（其此点有别于危言派）。并且必须与真实的俄罗斯打交道（这一点有别于怀疑派）。可以说，现实派始终是主张选择性合作，但在新的坐标体系中其观点体系理应确切地称为现实主义，它与其他观点体系的区别不在于对合作规模的评价，而在于论点本身，可以并且必须与当今俄罗斯打交道。以往，现实派分散在各观点体系之中，如“对俄罗斯不予理睬”（在该体系中附加了“乘虚而入”成分）、“阻止崛起”、危言派（其论点是，与俄罗斯对抗并非由于思想体系和历史根源不同，而是利益上的现实差异）、选择性合作派。看来，只有在广泛合作派中完全没有或者极少有现实派的身影。但正是在其讨论坐标变化及独立成系之后，现实派才开始准备与俄罗斯进行选择性合作，甚至更为广泛的合作根本无视双边关系总体上消极的背景，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

广泛合作观点派中一部分从“俄罗斯应成为美国合作伙伴/朋友，但其不可能”阵营转向了怀疑派，另一部分则新组成了“唯合派”。原则上其观点依旧没变，但在变化的坐标体系与新的战略体系互动时，其论点焦点则发生了改变。他们对俄关系本质的理解依旧没变，认为俄罗斯是西方正常的一部分（有别于怀疑派和危言派），其应该并且能够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合作伙伴，甚至是盟友（同样有别于怀疑派和危言派）。在变化的条件下，广泛合作观点派才能证实，与俄罗斯合作不应提任何条件。

因此，小布什政府连任期和奥巴马政府首任期是美国专家界对俄罗斯问题辩论坐标的转变期，并且重组了对俄罗斯基本战略观体系，此时选择性合作派转变为怀疑派，而危言派则变得更强大。

当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执政时，双方试图“重启”俄美关系，以阻止选择性合作观点派完全转变为怀疑派，并一定程度上遏止危言派。但是“重启”仅仅短暂地阻止了怀疑派发展，却壮大了危言派。自“重启”失败及俄美分歧加大之后，这两派变得更强盛了。之后，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实际政策变成了怀疑派与危言派之间的一种妥协，尽管现实派对这一政策也施加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4、当代美国专家界对俄美关系及其发展方向的观点

当前美国专家界对俄罗斯观点占主导的是两派体系：怀疑派和危言派。现实派影响力有限，而唯合派的实际影响力等于零。在我们绘制的模型（示意图2）上列举的两大阵营的观点体系是：唯合派、现实派和怀疑派列为“俄罗斯应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朋友但其不可能”阵营，危言派则列为“俄罗斯是对手/敌人，可能对抗（公开对抗）”阵营。

怀疑派保持了自己的基本论点，认为俄罗斯因内部改革未完成，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从2012年起，当普京重返俄罗斯总统宝座之后，美国怀疑派便开始视“俄罗斯问题”更加个性化。他们把俄罗斯改革未完成问题归咎于俄罗斯总统个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那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从2014年起，自实施制裁之后，在俄罗斯经济出现消极趋势背景下，怀疑派中间便开始形成了“俄罗斯衰退”的看法，并且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长期趋向。他们解释说，俄罗斯表现出的活跃外交并非是其强大，而是其虚弱的结果，因为在无法应对国内发展问题情况下，俄罗斯只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用美国人的话说，是“侵略活动”），以此作为弥补。从实际层面出发，他们提出的是“治理俄罗斯衰退”政策（to manage Russia's decline），其内容可归纳为：第一，千方百计给俄罗斯精英阶层代表制造生活困难，使之成一定比例地反映在他们与普京总统个人的可能接触中；

第二，关注“俄罗斯衰退”，等待俄罗斯准备根本调整其内政外交的临界点（坦诚说，尚不清楚为此要等多长时间——一年还是十年左右。但在怀疑派看来，俄罗斯现政权体系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等待这一时刻在任何时段的可能来临）时刻做好俄罗斯发生改变的准备以“软力量”方式对其进行谨慎刺激；

第三，在上述情况尚且未出现之前，怀疑派认为必须积极遏制俄罗斯对外政策方案。

形象地说，怀疑派认为俄罗斯“病了”（国内发展方向不正确）这一“疾病”将不断加重，应暂时让俄罗斯独自面对“疾病”，等候这一国家逐渐衰弱，但在“疾病”或许是一个长的发展期内，不能让其“传染”他人。怀疑派多半视俄罗斯为麻烦，而非威胁。

危言派认为，俄罗斯处在崛起之中。要强调的是，他们对俄罗斯政权体系抱批判态度，但认为这一体系相当行之有效。在危言派看来，俄罗斯正变得更强大，使之可以推行愈加坚定的外交政策，而其地缘政治野心在膨胀。因此，从实际层面出发，危言派建议采取对俄罗斯积极而广泛的对抗政策。为此，危言派设想认为，与冷战时期相比，当代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实力比苏联时期要弱，而美国则相反，变得更强了。因此，关键一点是，行动要极其果断，才能将俄罗斯搞定，即迫使俄罗斯放弃地缘政治野心。他们的出发点是，扩大对抗对美国有利：应该积极地“施压”俄罗斯，扩大地理空间，加强对抗程度，与俄罗斯冲突规模越大（当然，不至于到核武器水平），美国的优势将越突出。

现实派的立场是，应该与真实的俄罗斯打交道。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试图改变俄罗斯或者消极等待这种变化是不适宜的。现实派并不反对俄罗斯内政改革他们只是不认为这种改革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现实派的出发点是，俄罗斯正变得更强，这客观上在改变关系发展的条件。应该从俄美各自利益及其交换考虑，以寻求在当前均势水平上的解决方法，而不是试图去根本改变目前条件。现实派这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种信念，认为世界上有许多比普京本人及整个俄罗斯更重要的问题。必须构建新的地区秩序，考虑在新技术影响下如何改变世界。总而言之，必须建设未来世界，而不是拘泥于过去问题。俄罗斯势必是快速变化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必须与其打交道。现实派事实上具备了一整套涉及俄美关系各种复杂问题的交换方案，包括解决“乌克兰危机”，但是他们承认，由于政治家们并不打算采取这些决策，在目前条件下要实施这些是不可能的。我们重申一下，现实派并不打算与俄罗斯进行协商，但至少他们打算与其会谈和做交易。

唯合派则由一批主张对俄罗斯广泛合作的骨干分子组成，他们认为，这种合作不应附加任何条件。他们认可对俄关系的平等原则。一般地说，他们对美国各方面的官方政策实际上是持批评态度的，尤其是对接受危言派建议的那部分。因此，在对美国行动辩论中，唯合派始终坚持强硬的反对立场，首先是针对危言派。唯合派发表的关于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观点是正面而中性化的，与危言派和怀疑派形成了对立。

我们把怀疑派、危言派、现实派和唯合派各自立场的要点汇集在表1。（点击放大）

这里重要的不仅是各派的观点体系立场，而且是其相互之间的作用。

危言派和怀疑派之所以构成当前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基本政策，不仅是因这两派观点体系是势力最大的，而且是彼此可找到共同基础——对当代俄罗斯持批评态度，不接受俄罗斯，尽管各自立场上存在着很大不同。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妥协，而其目标归根结底是要限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野心。但危言派和怀疑派在美国实施对俄政策实际手段和方法上的建议大相径庭，互不退让，而实践中则是两种计划在同时实施：危言派的一种（强硬“施压”俄罗斯，燃起冲突）和怀疑派的一种（“围困”俄罗斯，制止其外交倡议）。

现实派在影响力上无法与危言派和怀疑派相比。怀疑派把“俄罗斯令人失望”论点已牢牢地稳固下来。所以，在政治辩论中就难以坚持关于与当代俄罗斯可以打交道的论据。而危言派同样把不容他国对美国进行公开挑战的论点牢牢地稳固下来。俄罗斯官方人士的演说常常被美国视为对美国进行挑战的企图。现实派的论点是，应该与真实的俄罗斯打交道，打破危言派的演说，认为必须强硬回应俄罗斯对美国进行挑战的企图。结果是，危言派和怀疑派的基本立场被列入了美国政界所允许的空间内，而现实派的基本立场则被排除在华盛顿政治所允许的空间之外（虽然在纽约商界其接受程度要高许多）。

现实派的论点在与危言派和怀疑派的辩论中似乎被“洗刷掉了”危言派和怀疑派在美国对俄政策目标上形成了妥协，但在实施方法上有争论（实践中实施的是两套建议）。现实派在目标问题上既不赞同危言派，也不赞同怀疑派，但由于其观点秉性，他们在实施方法上不会与危言派和怀疑派展开过于尖锐的争论。一些现实派仅局限于在使用方法规模和界限上对危言派和怀疑派发问，以证明对俄罗斯采取“围困”和“施压”不应成为最终目的，因而提出要对使用这些方法划定界限，施压之后则转为谈判更为适宜。另一部分现实派则想证实的是，如果冷战已经开始，那么就该考虑如何以最小代价去经受，尽可能地使之变得短暂而安全。类似论据为现实派与唯合派创造了共同基础，但却时常导致其对怀疑派的默认（后者同样想以最低风险去围困俄罗斯，而与“冲锋陷阵”的危言派相争）。结果是，现实派政治分量不够，使之无法与怀疑派和危言派在对俄政策最终目的上展开争论，而对实施方法的争论并非是一些现实派的优先目标，而其余者则持中间立场（接近怀疑派立场）。

唯合派体系既不赞同美国对俄政策目的，也不赞同其方法（尤其是危言派）。但是在质疑危言派和怀疑派提出的政策目的上，他们无法得到现实派的支持。现实派对处于华盛顿政治所允许界线之外原本就觉得不爽，更何况他们感兴趣的并非是批评当今政策，而是要让自己的影响力重新回到现实政策中。目前唯合派处于华盛顿政治所允许界线之外比现实派距离更远。由此而论，在美国对俄政策目的辩论中，现实派与唯合派始终保持着距离（尽管就其实质而言，双方之间完全能够达成妥协并组成智库联盟），这将有助于其保持并寄希望扩大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力。在批评美国政策实施方法上，唯合派寄希望获得现实派支持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如上所述，现实派与针对方法问题的辩论始终保持了距离（尤其是与危言派），而且他们无法（或者不让其）插入危言派与怀疑派之间对当局政策实施方法的辩论之中。目前，唯合派被置于边缘行列，身处华盛顿主要辩论的“场外”①。这对危言派十分有利。如果危言派在某些点上遭到唯合派批评的话，那么在这些点上来自怀疑派和现实派的批评声音就减少了（可与唯合派保持距离，不与其“同流合伙”）。

因此，虽然唯合派保存了一整套对俄罗斯的肯定论点，但其不仅对实际政策，而且对华盛顿主要辩论内容都毫无影响。其实，其立场在与其他观点体系辩论进程中却起到了一定作用：倒过来帮助了危言派（背离了唯合派本身的初衷）。

5、结 语

对俄罗斯而言，华盛顿内形成的危言派和怀疑派观点占主导是于其不利的。怀疑派的失利将提升危言派的地位并相互作用，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华盛顿对俄罗斯方针的辩论将在何时节点与何种情况才会摆脱这种二元论。为此，无论是危言派，还是怀疑派都无法垄断议事日程。他们大致形成了均势。许多华盛顿方面专家置身目前占主导的基本观点体系之外，以维持这种均势。他们也不形成新的基本观点体系，也不想参与现有体系，对怀疑派和危言派保持中立态度，在双方之间随机应变摸索妥协立场。这说明美国专家界对调整智库空间和构建新的观点体系存在需求。但落实这类需求的进度则难以预言。可以推测的是，在相当数量“中立派专家”存在的情况下，怀疑派和危言派之间达成的平衡为发展现实派体系创造了条件，由此会吸引更多的“中立派”。

在2017年美国政府换届之时，势必会产生重新审视对俄关系的动机。然而其力量可能并不能使之在近年内摆脱现有观点体系。因此，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危言派和怀疑派将继续决定美国对俄政策新一轮政治周期，尽管其间现实派的影响力会有一定上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