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铭心刻骨的知青岁月，我们有过追求，也陷入迷惘，有过欢乐，也饱受苦难，有过梦想，也趋于幻灭。当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基于十年浩劫这一国情。如果有意无意忽略这个时代基调的国情，那么唱得风情万种，都会与时代真实有种疏离感


　　老高按：今天下午，按早就定下的“历史明镜”电视节目排期，是请在美国KCG资本集团任职、也是知青研究专家的任国庆，做第三次关于知青问题的专题访谈。节目将在下午3点直播。前两次访谈，观众不算很多，各在一万人次左右，但是许多观众非常激动，除了留下大量跟帖评论，还给我来信来电，十分称赞。请有兴趣的朋友观看今天下午的节目，不吝指教！
　　说起知青，我想起来，昨天辞世的刘晓波，也曾当过知青——只是，跟我一样，在农村熬炼的时间不长，就很幸运地被招工了。我是“老三届”，1968年下乡，1970年被招工。而他要晚几年。据维基百科：
　　1969年，14岁的刘晓波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前往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插队。1976年11月，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为工人。第二年，1977年，刘晓波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
　　说到他进入吉大中文系，我联想起他与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邹进、白光、兰亚明，共七位同学组成“赤子心”诗社，自己油印了诗刊《赤子心》，与我当时所在的武大中文系七七级学生刊物《珞珈山》邮寄交流，十分频密，后来他们这一票人也很自然地就成了十三校学生社团自办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创办者之一。据我的同窗、也是《珞珈山》负责人之一的张桦回忆，当时刘晓波与他多次通信，至少有十几封——那时通信，没有电邮更没有微信，全靠手写，装进信封投进邮筒，即便是航空信，也要三四天之后才能到对方手上。
　　说到“赤子心”诗社，我刚刚读到刘晓波的社友、八十年代在中国诗坛上名噪一时的吕贵品昨天悼念刘晓波的急就章《哭今晚走了的兄弟》，十分感人。据悉吕贵品的身体也非常不好，但没有想到刘晓波走在他的前面了。这首诗写道：

　　哭今晚走了的兄弟

　　兄弟！我的好兄弟
　　原本以为我苟延残喘会先你而去
　　可你不辞而别
　　匆匆地找了一个乘凉的地方

　　今年夏天酷热难耐
　　我浸泡着疾病的泪水一直沸腾
　　泪水的撞击让我遍体鳞伤

　　在深圳，我们粉刷墙壁
　　你说没有墙就没有墙的肮脏
　　在北京，吃了几只螃蟹
　　你说横行的兽怎么会顾及前方
　　那个冬天，在侯德健家洗澡
　　水花四溅如龙的鳞片作响
　　那个夏天，开往八达岭的火车
　　把我们载入一间小房⋯⋯

　　想起历历往事我失声痛哭
　　这个便宜让你得了
　　你让我们为你流太多的泪水
　　赤子七人我要先走了该有多好
　　就不用承受如此悲伤

　　我的好兄弟啊！
　　为了自由你失去了自由
　　你用自己的苦难
　　宣告了这个世界多么荒唐
　　你用自已的死
　　宣判了这个恶性肿瘤的灭亡

　　好兄弟！在那个地方等我
　　找一块云朵帮我拧干
　　等我们相见之后给我擦擦泪水
　　让我笑得风清月朗

　　（吕贵品2017年7月13日晚）

　　博客就是网络日志，中午休息时间写日记，几个“说起……“说到……”，难免一不小心意识流就流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请读者原谅吧！
　　回头还谈知青。最近读到张奥列的文章，显然不是最近的了，因为“原载共识网”，而执中国思想文化网站之牛耳的共识网，不见容于权力者，去年就被当局封掉了。张奥列这篇文章是从苏炜的《岁月甘泉——中国知青组歌》谈起的。苏炜也是好友，当年也与刘晓波一样，是七七级学生社团头面人物（他考入中山大学，但没多久就又考上了研究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他与刘晓波想必有更密切的接触和交流。苏炜发表过许多好作品、发表过很多好见解，但他写的这个组歌《岁月甘泉》，虽然在中国各地上演、在全美巡演，还到了澳大利亚等，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持保留态度——不过一直没有沉下心来认真写点文字与苏炜商榷。现在读到张奥列的文章，我基本认同，转载于此，各位来品评吧。


　　知青：文革产物仍招摇

　　张奥列，红色边疆荒友家园，原载共识网

　　摘要：知青这一代人，论资质，论虔诚，可以专注做事业，可以出很多博士，但几千万知青风华正茂之时，正是上大学深造的大好时机，如果不是上山下乡，他们之中应该出很多科学、经济、实业人才，出很多中国制造的“XX之父”，但现在却只是盛产官员。

　　近两年，“知青”忽然热乎起来，知青剧集，知青组歌，知青专访，知青晚会，连我微信上的几个老知青群，都常有知青话题。似乎国家的一号、二号人物出道于知青，已寿终正寝的“上山下乡”又死灰复燃，恍如进入了“后知青时代”。要知道，上山下乡是文革“十年浩劫”中的产物，知青也是文革的牺牲品。而文革已终结40年，中共中央宣判文革死刑也有30多年，“上山下乡”及“知青”还以诸如“无悔”、“感恩”之类的正面形象堂而皇之招摇于市，真有点莫名其妙。
　　我本身也是一位知青，随着岁月流逝，新的社会、新的生活之改变，知青身份于我是渐行渐远了，只埋藏于心底。首次将我这个深层记忆再次翻抖出来的，却是前两年的《岁月甘泉——中国知青组歌》。

　　2014年3月1日，达拉斯布莱诺圣安德鲁大教堂，超过170名歌唱演员及70名交响乐队乐手联合演出《岁月甘泉》，合唱、重唱、独唱、伴唱，台下座无虚席。

　　激情，还是悲情？

　　朋友苏炜随美国合唱团来悉尼，他们要在悉尼歌剧院上演“中国知青组歌”。苏炜邀我们去观赏，因为他是该组歌的歌词作者，更因为我俩都有海南军垦的知青经历，曾是农友，也是文友，同移居海外。客观地说，演出是精彩成功的，美澳同台，华洋共唱，效果当然很好。据说，这个知青组歌，曾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
　　激昂而带点温馨的旋律，响彻音乐殿堂，也回荡在南十字星空下，让我回到了当年背朝青天，泪洒黄土，屯垦戌边，穿梭胶林的难忘岁月。应该说，这个《岁月甘泉》组歌是颇有艺术感染力的。艺术感染力源自于对一种情怀的捕捉和表达。无论是当年开山辟地的豪情，思念家人的亲情，贴心工农的温情，重返乡土的欢情，都演绎得很到位。如果从纯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可以令我陶醉，但我毕竟是个过来人，对知青所处的年代有切肤之痛，所以尽管组歌情感饱满，但我仍感到欠缺一种情，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情，那就是国情，是知青所处的文革时期的那种民族灾难、国家濒危的社会悲情。
　　是的，在那铭心刻骨的知青岁月，我们有过追求，也陷入迷惘，有过欢乐，也饱受苦难，有过梦想，也趋于幻灭，有过汗水凝结的硕果，也有过鲜活生命的付出。无论你怎样理解知青时代，感受知青生活，当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基于十年浩劫这一国情。如果有意无意忽略这个时代基调的国情，那么，哪怕你唱得风情万种，都会与时代真实有种疏离感。
　　我问苏炜兄，知青题材很敏感，最近有部电视剧《知青》在中国热播，但也招来骂声。你这组歌又如何？他说，我们在世界各地巡演，反响不错，骂声当然也有，但还不多。知青是个特殊产物，但唱歌总不能弄得悲悲切切呀。
　　说的也是，听音乐，是一种欣赏，一种陶醉，而不是一场控诉，一场教育。艺术表达一种情感，也不能所有情感面面俱到。当晚演出中，一对洋人青年男女，牵手轻唱月夜胶林情歌，特别逗，招来了暴风般的掌声。我也和全场观众一道尖叫喝彩。不过，此时的我，并没有把这一刻与知青联想——纯粹是一种娱乐。他们唱得再过瘾，毕竟与我当年所经历的月夜下的橡胶林大异其趣。我的意思是说，知青组歌是一种有意味的艺术情调、艺术角度，但不能看作是知青生活深刻而准确的映照。它确实调动了当年场面的记忆，但却把当年复杂难言的情感表面化、单一化，甚至虚拟化了。
　　当晚的观众，应该有不少老知青，大家都会在艺术欣赏中寻找难忘的记忆。对于当年的生活场面，大家的记忆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对于那段时光的评价，也许会各有不同。悉尼的一位知青朋友，就在互联网上与中国的知青农友为知青岁月的是非功过、价值评判争论不休。我想，恐怕也是这代人挥之不去的心结吧！
　　知青生活，到底是颂歌，还是悲歌？知青年代，究竟是激情，还是悲情？的确是一个颇值深思的问题。
　　知识青年，可以说是社会毁掉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时代造就的一代。在他们该好好读书，汲取知识的时候，被领袖巨手一挥，赶到了农村、边疆。他们被毁掉了中国千年的文化传统，毁掉了眩目真诚的理想追求；但他们呼吸了大地的气息，延续了工农的血脉，在逆境生存中，熔铸了脚踏实地、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对大多数知青及其家长来说，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噩梦，只不过，在这场噩梦中，被激情燃烧的知青们，并没有沉沦，而是在挣扎中奋进，在磨难中走向成熟。
　　在回首知青岁月，张扬知青精神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忘掉特殊年代的社会悲剧、时代悲情。如果一味放歌一时的激情，而忽略深藏的悲情，那么，这种激情与悲情还有可能发生在下一代身上。难道老知青还愿意自己的孩子重走“上山下乡”之路吗？
　　当年在海南岛，我也受命写过点宣传小品，当时笔下的基调当然是激情。哪怕心里阴沉，也只会歌颂朝阳。今天我若执笔，还会有那样的激情吗？当年身在其中，社会只有一种声音，一道光芒，愚忠遮目，有激情，也是虚无、扭曲和变态的。那是一种崇拜领袖的盲目激情，实质上，是一种迷失自我的无奈悲情。我们曾有过真诚，有过激情，但在荒诞的年代，这种真情也变得有点荒诞。所以，激情是表层的，是与世隔绝、封闭愚昧所产生的虚无情感；而悲情却是深层的，是历史倒退、人性毁灭，而你又身陷其中却无力自拔的悲哀情感。
　　不管是当年告别知青生涯，还是今天回首青春岁月，我们都有某种抑制不住的感伤，为什么？因为我们明明白白意识到，我们并不希望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群体，特殊的际遇重现。虽然当年的青春岁月和人间真情，包括对年轻人的磨练，与工农的友情，永远记怀，但那个浩劫的年代不值得歌颂，那场毁掉一代人求学追求的运动不值得唱赞歌，那种培养年青人喊口号、表忠心的愚昧不值得自豪。如果还要说“青春无悔”，无悔的不是当年的付出，当年的愚忠，而应该是付出之后、淬打之后的浴火重生。
　　我并无意去评说知青组歌，只是因听歌而引发对“知青”的记忆，对历史的思考。对于知青的颂歌，也许不必太多指责，那是一代人的历史印痕；对于知青的奋取精神，我们也要延续，还要张扬，那是血泪的凝聚；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人生悲剧、社会悲情，我们更要正视，决不容许下一代重蹈我们当年“上山下乡”之覆辙。那是人类历史的一场大灾难！

　　特殊，还是非正常？

　　当我把“激情，还是悲情？”这个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并有朋友贴上知青网站上时，有人点赞，有人沉默，也有人批驳。这种不同“反响”，恰恰说明这段关乎一代人青春的历史，关乎国家命运的历史，很值得研究，很需要有正确而又具体的评价。上山下乡，只是文革遗产的一部分，而巴金提出建立“文革纪念馆”的构想，至死未能实现，至今也无太多人关注，正正说明文革后遗症仍然深重。
　　我写文章一般比较温和，留有余地，大家商讨。如果实话实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对世界文明的挑战。领袖利用完青年学生挑起内乱，打倒政治对手，就统统放逐到乡下，免打乱其政治布局。领袖每次动作，都有漂亮的口号，这次是“到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荒废学业，上山下乡，对国家而言，是一场政治欺骗，对青少年来说，又是一次上当受骗。不错，大部分人挺了过来，熬了出来，也有“根正苗红”子弟利用政策，或利用关系进了军队、机关，上了清华、北大，今天还掌了权。但是，这个以青春博得的既得利益，是以一代人的青春殉葬为代价的。
　　虽然“知青组歌”也很有观赏性，但它不是抽象艺术，可以自由想象、任意解读。它是有明确所指，有明白的歌词，有具象的台景，有打着富于历史含义的“知青”旗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的本质是表现美，你可以表现知青的人性、人情美，知青的奋进、抗争、觉醒美，但你不能以艳阳欢歌美化荒诞年代，以皎月柔情美化时代悲情，把那种欺骗性的假大空政治口号，也作为知青的进取精神来美化，来歌颂。
　　谁说悲剧就不能用艺术美来表现？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四大悲剧，揭示了人性中善与恶、正与邪较量的美，这是永恒的艺术美。难道表现二战中受难的犹太人，也要用浪漫激昂的美调子，美化时代悲情？
　　如果我们的后代，或若干年后来听知青组歌，就有可能被误导：噢，知青生活还是挺浪漫的，虽说辛苦点，也是一种活法，文革情景，也不过如此而已，也能找乐。
　　那些激情演唱知青颂歌者，那些盲目的所谓的“青春无悔”者，请扪心自问：今天你果真能勇敢面对自己的子女弃读中学，弃考大学，再度将他们投入“上山下乡”吗？
　　偏偏那些当年从“上山下乡”中争相蜂拥“回城”的知青，今天一方面忙于将自己的儿孙赶进名校，输送出国深造，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大唱知青颂歌，怀旧当年。前不久，我回中国时，刚好有一台晚会，知青朋友送票邀我观赏。当得知晚会的下半场又是“知青组歌”时，我便放弃了。无独有偶，近期又有知青朋友用微信向我推荐了两个知青音乐会，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方的。我打开一看，还是我们几十年前的朗诵词、演唱词，还是那种虚无的激情，那种假大空的豪言壮语，我第一感觉是，怎么还没长大呢？恍如时光倒流，起鸡皮疙瘩。要说当年无知，那么现在呢？
　　南北两台演出，台词唱词都少不了“迎朝阳”这一句。我们这代人当年都常激情满怀地大喊这一句。但真的是“迎朝阳”吗？学业荒废，生产荒废，人性荒废，人道荒废，只有口号漫天飞，“朝阳”下，大地疮痍，人心麻木。如今听到这一句，说不出的万般滋味涌上心头。还有一句更值得玩味。无论哪场音乐会，一拉开帷幕就会声情并茂来这么一段：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一群，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欢乐。好像这个“特殊”，挺有味道，挺理直气壮似的。但仔细想想，什么“特殊”？为什么“特殊”？这正是知青情感中的一种两难尴尬。
　　一方面，国家的动乱浩劫不堪回首，另一方面，个人的青春年华，有血有肉有情感终身难忘。这是事实，但你总不能这样说：浩劫的年代，革命的一群，磨难的经历，理想的欢乐——这是悖反。更不能说：伟大的年代，伟大的一群，伟大的经历，伟大的欢乐——这是歪曲。所以我们就自以为是，得意洋洋用“特殊”去修饰。
　　特殊，其实是我们在政治与情感冲突中的一种选择性的自我安慰。特殊，用官方在政治敏感问题上的标准用语就是“非正常”。如果说白了就是：非正常的年代，非正常的一群，非正常的经历，非正常的欢乐。但这样一来，那种崇高感、使命感就全没了。“无悔”者当然不干了。于是，就用“特殊”定位，该含糊的含糊，该突出的突出。这就是中文所具有的“模糊”特性的魅力。不过我还是心虚，瞒天过海呀！
　　当然，我在某种时候也会借用“特殊”这个词，但决不是得意洋洋的显摆，而是言论环境下的一种修饰，表达自由度受限的一种无奈。

　　“八百秀才”是知青？

　　时代在改变，社会在发展，但并非人人都在进步，有些过来人，对事过境迁似有失忆，仍滞留过去；有些没有亲历者，却想当然盲目迷信过去。如果因实体物质的改变而忘记当年精神灵魂所孕育的感受和认知，缺少自省与反思，历史难保不会重演。
　　老知青尚且对自身经历都混淆不清，是非难分，那新一代就更不用说了，常常对知青问题一头雾水，甚至张冠李戴。
　　近日读报，偶尔翻到广东某报一篇关于英德茶场的报道，因用“知青情浓”作标题，故而引起我的兴趣。作为当年的知青，对那段磨难的经历，那种无奈的记忆，确实有种“情结”。但是什么情结呢？是怀念、自豪？抑或自省、慨叹？肯定会因人而异，不尽相同。
　　我要说的是，这篇出自年轻记者之手笔的报道，把“上山下乡”与“五七干校”的历史背景混为一谈，显然是一种误读和误导。如果有人说，散文大家秦牧、粤剧泰斗红线女是知青，你会相信吗？但这篇报道确实如此称谓，不啻令人悲哀。
　　报道中说，当年5000知青到广东英德种茶制茶，这没错，但又说，这批知青还包括秦牧、红线女等省市报社、省文化单位的“八百秀才”，这就有点张冠李戴了。要知道，知青，是指当时还未参加工作的中学生、大学生，被领袖一挥手，卷入“上山下乡”的浪潮，他们大都是十来二十岁的年青人。而那“八百秀才”，却是在职的记者、编辑、作家、画家、艺术家等文化人士，他们大多是有社会阅历的中年人，也有参加工作不久的年青人，更有中共建政前就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工作的老前辈。他们到英德茶场，并非“上山下乡”，而是在“最高指示”下，被军宣队、工宣队驱赶到“五七干校”。
　　上山下乡与五七干校有同也有异。同者，都是国家强制性驱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是被教育对象，被劳动锻炼，被思想改造。异者，知青只是被遗弃、被放养的一群；而五七干校则还有政治审查、身份甄别、清理队伍、重新分配的性质。那些年，许多家庭，父母去干校，子女上山下乡，家里空巢，有的甚至被逼迁。这是现代社会反文明的奇特现象。
　　报道中提及的秦牧、红线女等那批文化名人，我曾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共事，也听他们谈及过到英德种茶、劳动、受审查的往事，但从没看出一种高兴的心情，或欣赏的态度，只是深深地舒了口气，每个人都庆幸自己终于走出干校，重返工作岗位。顺境者，只当作人生的一段荒诞插曲；逆境者，则是一段不堪回首万劫不复的生活教训。这一辈人，已有相当一部分人陆续离世，健在者，肯定对这段奇特而野蛮的历史有深切的体会、深刻的认识。
　　我无意责怪报道者，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当下的年青人，对历史可能不知情，下笔或有误解。但我悲哀的是，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都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文革距今才四十多年，上山下乡和五七干校的亲历者仍大有人在，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会就出现健忘症，对非正常年代的史实混淆不清。倘若这辈人都走了，这段历史留下的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后人又会怎样去书写呢？
　　我惊讶的是，报道以欣赏的态度来谈及“八百秀才”往事，无疑是以历史的伤痛作商机。我不反对以“八百秀才”作英德红茶的品牌，这些人、这段历史应该铭记。但把“八百秀才”与历史作错误嫁接，作为“感恩知情、纪念知青、延续知青精神的品牌符号”，委实是对历史的无知与曲解吧。

　　为何仍乐道于“无悔”“感恩”？

　　当我把“八百秀才是知青？”的感触写成文刊于报上后，有知青朋友问我：我们的社会，对知青问题还这么盲目；我们的许多老知青，明明知道当年不是情愿的，不是合理的选择，现在却还在津津乐道于“无悔”，喋喋不休谈“感恩”；为什么？我以为，深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态度，一是个人心理。
　　国家虽然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以党的决议对文革十年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对上山下乡从未有过具体定性。所以为此洒过血汗的知青仍存有幻想，社会、媒体也可以无禁忌正面谈论上山下乡。何况上山下乡是领袖杰作，毛还是国家旗帜，不是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吗？所以官方从未对上山下乡作明确否定。国人早已被驯服得有“紧跟”的惯性。如象文革，因已用中央决议的方式给否定了，即使当年一些受益者，如参军、进工厂、工农兵学员，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人，对文革没有恶感的人，也不会出来大谈自己在文革中的“光荣史”。又如红卫兵，也早已被断定为　“打砸抢”分子，扰乱社会秩序的劣行。即使其中许多人当年也只是怀着“跟随领袖闹革命”的纯真，现在也不可能出来为自己申辩。因为有了国家的态度，也就形成了社会的共识。
　　现在已没人敢象邓小平当年那样明确否定毛的东西，所以对上山下乡问题很暧昧，理论上是文革产物，但具体上没定性，给了一些人有幻觉。
　　就是文革问题，现在也变得很敏感，虽然被否定了，但在宣传上不能随便探讨，媒体、出版都有一些避忌，比起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伤痕文学时期，是大大倒退了。当年邓小平必须否定毛的一些做法，才能打破铁幕，开放改革，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现在不同了，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苏联东欧瞬间解体，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受到冲击，同一阵营的幸存者中国，必须再打出毛老人家的旗帜来自保。对文革如果一深谈，一追究，就牵涉到领袖，牵涉到对党史的否定，所以对文革只能是抽象的否定，具体的不谈。
　　就知青本人而言，虽然当年绝大多数都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毕竟付出过，留下了情感，留下了终身的记忆，既然没有反面的定性，自己也不容易否定自己，那就作为正面的经历留存，也是一种自恋、自慰吧。就象夫妻盲婚，并非自愿，也非真爱，但长期生活在一起，有了共同经历，有了一定情感，更有了小孩，知道不可能时光倒流，再找真爱，也就认命了，还会向小孩自夸：看，你父母如何如何……
　　至于有不少人其实心里明白，但也要唱好，就是在一种社会思潮下的两难心态。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都缺乏的西方文化里那种忏悔意识，自省意识之使然。如果中央明确表态，社会形成共识，那人们的狂热就会马上幻灭，如同面对文革问题、红卫兵问题一样。
　　知青这一代人，论资质，论虔诚，可以专注做事业，可以出很多博士，但几千万知青风华正茂之时，正是上大学深造的大好时机，如果不是上山下乡，他们之中应该出很多科学、经济、实业人才，出很多中国制造的“XX之父”，但现在却只是盛产官员。好在当今决策者已经明白，应该让子女去读清华、北大，去读哈佛、剑桥，而不是上武夷山种茶，到延安挖窑洞。今天国人更是明白，现在高唱的不是上山下乡之歌，而是上天之歌，上太空之歌，只有这歌声才真正响彻云霄。
　　其实，如果你心有不甘仍想唱知青颂歌的话，那就歌颂知青在苦难中不甘沉沦，挣扎中成长，在国家动乱之时，与农民、军工患难与共，结下伙伴情谊。我和许多知青朋友，也时有回忆上山下乡生活，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如果说，知青也是一首歌，那就是患难与共，自我进取的励志歌。我们虽然受蒙蔽，还自强不息，虽然很傻逼，还一脸真诚，虽然很惘然，仍互相鼓励，寻求出路。那是一种人性美，人情美，但绝不是对上山下乡唱赞歌。曾记否？当我们披星戴月，汗洒骄阳，“杯杯胶水献给党”的时候，正是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还以为给共和国添砖加瓦，实质正被引向挖墙脚的绝路。好在这个事实，已被邓小平写进党的文献中。如果你翻看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革十年的判决，你还能唱出激昂“无悔”的颂歌吗？那是共和国耻辱的悲歌啊！知青是悲歌中的一个音符，若还想唱气冲云霄的最强音，我只能无言。
　　上山下乡，一言以蔽之：对国家来说，是历史的创伤；对世界来说，是反文明的人类悲剧；对后代来说，是莫名其妙的映像；对红太阳来说，是日食无光的一刻；知青在知识上是被荒废的一代，在精神上是被强奸了的一代，在意志上是磨难中锻炼成长的一代。回首当年，我们的激情我们自己来消化，我们的苦乐我们自己来担当，可不要误导后代，再让他们成傻逼。
　　时间流逝改变着空间，历史的实体及物质已不复存在，但历史的精神和灵魂永远不灭。让我们及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共和国的“文革耻辱史”！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本月图片主题：神明）

　　基督教信仰在德国许多地方深入社会各阶层，深入人心。这是在巴伐利亞的奧伯斯陶芬（Oberstauffen）小镇上，普通民居外墙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