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难的是革命后的第一天：十月革命的尾声

1917年10月26日晚，列宁站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双手紧抓着讲台。现在差不多晚上9点，他已让观众等候多时，而现在他静候着时机，沉默着，掌声在他的四周翻滚。最后他弯下腰来，用嘶哑的声音，向聚集的人群说出了他的第一句，著名的话。

“我们现在要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秩序了。” 这随即激起了人群中另一阵雀跃。喧嚣四起。

列宁听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提出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战争问题，大会向“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发出一份声明”，以便立即进行民主和平谈判。赞同的声音此起彼伏。

“战争结束了！”，人们低声感叹道。“战争结束了！”

会议代表们在哭泣。但他们突然唱起挽歌而不是赞歌来，以此来向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人们致敬。

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而即将建立起的，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新秩序。

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革命将陷入困境、被攻击、被孤立、被僵化，因而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知道这将走向何处：大清洗、劳改、饥饿和大屠杀。

十月仍然是基本的、激进的革命的着地点。它的衰落并不是理应之事，也并非上天注定。

1917年关于希望、斗争、压力和挫败的故事已经在之前被讲述，并将继续在未来流传。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是它引发出的问题——变革的紧迫性和可能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危险——其影响难以名状，之后的几页也只是短暂的匆匆一瞥。

深陷危机和敌意的新生政权

革命后不久，克伦斯基会见了极右将军克拉斯诺夫，一起计划反革命阴谋。在他的指挥下，一千个哥萨克骑兵部队向首都进军。在彼得格勒内部，来自市杜马的右翼社会革命党党团分子和孟什维克党党团分子组成了“救国委员会”，以此对抗人民委员新理事会。反对党人的动机囊括各个方面，从对民主的极度反感，到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事业注定失败的真切痛楚。委员会里充满着陌生而临时的伙伴，也有像普里什克维奇这样的人，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计划在列宁格勒举行武装叛乱，来配合克拉斯诺夫军队的来临。

但是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察觉了风声。10月29号，（反革命）士官生试图夺权，首都发生了一场混乱而短暂的“容克兵变”。再一次，炮弹撼动了这座城市；再一次，安东诺夫施展出他在战斗中培养出的革命气节，来保护囚犯免受复仇的人群所伤害。他的囚犯幸免于难，但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

次日，在距彼得格勒12英里外的普尔科沃高地，克拉斯诺夫的军队面对着一群赤卫队，其中有工人、水手和士兵，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也无组织和纪律，但人数却是敌人的十倍。这场战斗既丑陋又血腥。克拉斯诺夫的军队一路退回到位于加特契纳城克伦斯基的基地。两天后，为了换取安全通道，哥萨克同意交出克伦斯基。（译者注：布尔什维克与哥萨克进行谈判，达成逮捕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的协议。）

昔日的说客完成了他最后一次的冒险之举。他伪装在水手的制服和随时可能被揭穿的护目镜之下，成功地逃脱了出来。他在流亡中宣讲著书，继续反苏并自我开脱，以此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要求成立一个“清一色社会主义党人政府”（译者注：“清一色社会主义党人政府”由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反革命联盟。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米柳京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同意接受了铁委组织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要求）。而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妥协，他们拒绝参加相应的会议。而与会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米柳京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们同意了这个要求，认为建立社会主义联盟是政权得以维系的最佳机会。在那时，当新政权最主要受到克拉斯诺夫军队的威胁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既准备与临时政府谈判，也准备对其进行军事抵抗。但当克拉斯诺夫被击败时，他们却叛变同意建立反革命联盟，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则采取强硬的立场。（译者注：指他们坚决不与反革命政党妥协。）

但联盟内部的立场并非毫无争议。在11月3日，包括“双子座”兄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内的五个持异见者从中央委员会中辞职。但当左翼社会革命党大张旗鼓地在12月加入政府时，他们撤回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在上述短暂的时间内，一个暂时的联盟形成了。

全国各地的革命团结都不尽相同。在莫斯科，有漫长而艰苦的战斗。然而，新政权的反对者们却迷失了方向，产生分裂，而布尔什维克则扩大了他们的控制范围。（译者注：这一段是讲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18年1月初，推迟已久的立宪会议重新召开，政府在会议上要求承认苏维埃的主权。这个提议遭到与会代表拒绝后，布尔什维克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党员就这一点，声称立宪会议是不民主的，不能代表多数的人民。毕竟，与会成员是由右翼社会民主党党员所主导，他们只是在10月前挑选出的。这些革命的激进派随即转身离开了立宪会议，使得大会极不光彩地进入尾声。立宪会议之后被苏维埃政权解散。（译者注：在会议上占多数的反革命代表拒绝讨论和通过“被剥夺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接着，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愿意掩盖人民敌人的罪行，于是便离开了制宪会议。苏维埃政权解散了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制宪会议。）

更糟的事情很快就到来了。在经历了数周紧张的谈判后，1918年3月3日，苏维埃政府与德国及其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约同意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伴随着惊人的惩罚性条款。（译者注：《布列斯特和约》全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和和约。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为，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同各交战国缔结和约。1917年12月3日，苏俄同德国的谈判在布列斯特开始。1918年3月3日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依约，苏俄丧失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共计约占100万平方公里领土；向德交付60亿马克赔款。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利用德国在大战中的失败宣布废除该和约。）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现场，图片来源：Wikipedia

列宁孤军奋战，坚持认为必须接受这些不公平的要求。对于他来说，不惜任何代价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是结束战争，巩固新生政权，等待国际革命的到来。党内很多左派开始反对，他们认为轴心国革命马上就要到来，战争需要一直持续到革命的剧变来临之时。在双方的冲突中，列宁再次威胁要辞职。但是，面对着德国毁灭性的进攻，他最终赢得了这场辩论。

苏俄获得了和平，但却损失了大片土地和人口，其中包括一些最富饶的地区，在那里有着大量的工业和金融资源。在这些新腾出的领地内，轴心国建立了反革命的伪政权。

作为对这项和约的抗议，左翼社会民主党退出了苏维埃政府。随着布尔什维克对日益恶化的饥荒采取严厉的食品采购措施，农民开始产生敌意，紧张的局势升级。玛利亚·斯皮里多诺娃在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中详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译者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这份条约，宣布退出苏维埃政府。左派攻击无产阶级的粮食垄断政策，攻击粮食征集队和贫农委员会。）

6月（译者注：经查证7月6日为刺杀发生时间，所以此处应为7月），左翼社会革命党激进分子刺杀了德国大使，妄图以此挑起德国与俄国的战争（译者注：左派炸死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妄图以此挑起德国与俄国的战争，通过内外夹击，推翻苏维埃政府）。7月，他们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但被镇压了下去。随着农民对官方征集粮食抵抗程度的加深，布尔什维克党两名积极分子，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斯基，被暗杀。政府采取了镇压性的，有时是血腥的措施。至此，一党专政的国家开始巩固。

这些日子里出现了一些不太可能出现的政治时刻。1918年10月，在很多情况下反对十月革命的孟什维克党党人，承认十月革命“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同年，随着政府拼命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布尔什维克左派什利亚普尼科夫发出了党内许多人士的愤慨之声：“资产阶级放弃了在生产中分配给他们的组织性角色”。

乐观精神被打破

曾经有一段时间，列宁仍对国际革命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一直认为这是俄国革命得以幸存的唯一背景。即使当列宁从1918年8月发生的一场失败暗杀中回过神来，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和卡尔·里卜克内西在德国被可怕地谋杀，他们斯巴达克成员的起义被摧毁之后（译者注：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德国共产党的前身），布尔什维克的这份乐观也没有减少很多。战争结束后，德国处于剧烈的社会分化的阵痛之中，从1918年到1923年，这种两级分化将频繁地爆发。匈牙利出现了苏维埃政府；奥地利在1918到1919年爆发了阶级斗争；意大利见证了1919和1920“两个红色年”间的剧变。甚至英国也遭受到罢工的冲击。但在1919年及以后，种种迹象表明，这股革命浪潮平息了，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布尔什维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孤立程度，而他们国内的形势也开始变得绝望了。

1918年5月，五万名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译者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由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的奥匈战俘组成）。起义在加特契纳失利后，便引发了苏俄内战。

从1918年到1921年，布尔什维克必须反抗多个由外国势力所支持并协助的武装反革命力量（即“白军”）。当白军在怀旧般的保守反动精神的驱使下，用暴力蚕食着革命的领土时，由传奇般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诺领导的，大批农民组成的“绿军”也开始起义，动摇着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到1919年，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德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军队部分占领了苏俄领土。对于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社会主义，这颗红色的病瘤，比他们战时的敌人还惹人生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大卫·弗朗西斯这样写下他的担忧：“如果这些该死的布尔什维克们被准许继续保持对国家的控制，那么它不仅会败给它忠诚的人民，还会破坏所有的政府，对整个社会本身构成威胁。”

马克诺（Nestor Makhno）所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农民军队在俄国内战中同时与白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图片来源：Wikipedia

丘吉尔特别痴迷于这个“无名之兽”，这只“残暴的大猩猩”。他明确地表示布尔什维克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在1919年宣称：“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中，布尔什维克暴政是最坏的，最有破坏力的，最可耻的。假装认为它不比德国军国主义恐怖，是完全的谎话。”随着战争结束，他更是公开了他的意图：“杀死布尔什维克，亲吻德国佬。”

协约国向苏俄投入大量的兵力，取消贸易禁令，阻止粮食到达苏联饥饿的人口手中。他们向白军运送资金。无论这样会显得多么没有道德，他们仍然支持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的独裁统治，尊重格里戈里·谢苗诺夫。谢苗诺夫手下的哥萨克军队曾在西伯利亚地区造成了一场恐怖统治风暴，“[当时的情形]非常严酷。”一个美国观察员这样描述到。（译者注：在俄国内战期间，亚历山大·高尔察克是白军的领袖，1918年至1920年，曾在西伯利亚西南的鄂木斯克建立反共主义政权临时全俄罗斯政府，自任最高领袖兼全俄海陆军队总司令。1917年7月，谢苗诺夫担任临时政府在贝加尔湖地区的代表，负责招募哥萨克。十月革命以后，谢苗诺夫发动反对苏联的叛乱，战败后逃到中国。）

尽管有资金和协约国的支持，但由于他们的野蛮行径，由于他们不让步于苏俄的农民和倔强的少数民族，这些易怒的、好斗的白军不仅在军事上无法获胜，他们也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他们的军队不分皂白地屠杀居民，烧毁村庄，狂暴地杀害了大约150,000名犹太人，对人民实施了堪称典范的酷刑——大规模地鞭打、活埋、肉刑、将他们的身体拖于马后，或将他们草草处决。对囚犯不留任何活口的口头指令毫不含糊，跃然纸上。

这种恐怖服务于他们新的独裁主义梦想。如果布尔什维克败于白军，那么继任者将会是“一个军事独裁者，骑着白马奔进莫斯科。”一位叫钱柏林的目击者这样形容道。就像托洛斯基后来说的那样：“法西斯”这个名称将不会来自意大利，而会来自俄罗斯。

红色政权的应对之道

在这种无休止的压力之下，难以名状的暴行、苦难、饥饿、大规模的死亡、工业和文化近乎彻底的崩溃、抢劫、屠杀、酷刑和自相残杀持续了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四面楚歌的政权不断释放着自己的红色恐怖。

毫无疑问，反动势力的深度和广度延伸之远，以至失去了控制。政治警察“契卡”（Cheka）中的部分成员，在个人力量、施虐倾向和当时堕落环境的影响诱使下，变成了不受其政治信仰束缚的暴徒和杀人狂，行使着他们新的权威。他们可怕的行为凿凿有据。

其他的成员也在极其痛苦地执行着他们的工作。人们或许会对这种危机时刻下必需的杀戮带来的良心谴责，这种极其有限的“道德”恐怖，抱有怀疑甚至厌恶的态度，但是，士兵们因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而受的折磨却无可辩驳般地清晰可见。1918年末，一名喝醉了而焦虑不安的捷尔任斯基说到：“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已经没有权利继续活下去。”“你现在一定要杀了我。”他恳求到。

曾在西伯利亚指挥美国士兵的威廉·格瑞夫斯少将坦率承认到：“可以很保险地说，布尔什维克杀害每人，反布尔什维克就在东西伯利亚杀害一百人。”许多苏维埃领导人竭力抑制施加他们自己的恐怖，这一点他们都清楚明白：1918年，一份契卡报纸公然地赞扬刑讯，中央委员会随即公开指责编辑并将其停刊，苏维埃再一次谴责此类行为。但毫无疑问，政治和道德的腐败正在拉开序幕。

图为契卡的徽章，其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俄文的缩写音译）是前苏联的一个情报组织，该组织是因为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要求捷尔任斯基创办一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而创立的。图片来源：Wikipedia

（此处有删减）

面对着大规模的经济崩溃，以及持续的和毁灭性的饥荒，1921年，苏维埃政权收回了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军事化征用和控制的应急政策，代之以“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到1927年，国家鼓励一定程度的私有化，允许小规模的企业盈利，放宽工资政策，授权国外专家和技术顾问。虽然政府建立了许多大型集体化农场，但很多的土地都转给了富裕的农民。随之兴起的商人和小贩开始做投机生意，黑市也应运而生。

这个国家经历了灾难性的后果，工业、农业、包括工人阶级自身都被粉粹。战时共产主义是危难时刻的一根救命稻草，而新经济政策则是一个必要的避让，它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但却是某种形式的示弱。如今，官僚机构变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已经不能代表它声称要捍卫的残余阶级。

布尔什维克中，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异见群体。柯伦泰和什利亚普尼科夫领导“工人反对派”，他们渴望将权力交给当时已经几乎不存在的工人阶级。老布尔什维克中的知识分子，倡议民主集中制，反对中央集权。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禁止党内派系斗争。这项运动的倡议者，包括列宁在内，认为暂时的团结是时局的急迫需要。但这些内讧却在之后不可避免地卷土重来。那时，“左翼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都将失去其官方性。

列宁去世后

列宁的健康情况逐渐恶化。1992年到1923年两年间中风发作两次。他在他所谓的“最后的斗争”中挣扎着，奋力对抗他所观察到的党内官僚主义倾向，僵化和腐败。他担忧斯大林的性格和其在党内的位置。在最后的文章中，他坚持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

但是他的意见却并未被采纳。1924年1月，列宁逝世。

政权迅速发起了一场怪异的死亡崇拜。其中最显眼的部分仍存留于今日：他的遗体。这个饱经风霜，有些骇人的遗迹，在灵柩前接受人们的敬意。

列宁的陵墓，图片来源：Jacobin

1924年，在第14次党代会上，不顾托洛斯基和他人的抗议，党轻率并荒唐地彻底改变了现有政策。

现在，它正式接受了斯大林的说法：“一般来说，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最终的胜利）在一个国家内是绝对无条件地可以实现的。”

尽管括号中的警告，对“一国社会主义”的信奉戏剧性地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人的根本思想观。

这一转变出于绝望，因为当时国际革命的前景渺茫。但是，如果说，认为国际援助即将到来是乌托邦式的愿望，那么，下赌注在专制社会主义这样不可能的事情，就不是乌托邦式的希冀了么？一个讲求实际的悲观主义，无论多么难以变通，都要比这个坏希望有更少的破坏力。

斯大林任职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任何残留的辩论和民主都逐渐枯萎，官僚们沦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机构的看守人，将社会向着畸形的、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grey blur)”的方向发展。而斯大林，这颗“灰色模糊般的存在”，在这个国家机器的心脏建立着他的权力基础和身份地位。(译者注：“grey blur”并未找到官方准确翻译，大意是在讽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未积极参与领导革命，只是在后方潜伏，不能引起人的注意。）

1924至1928年，苏联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毒，党内暗斗更加激烈，友敌的界限愈加含糊不清，形势紧急危险。盟友变成对手又再次成为盟友。“双子座”兄弟与政权和解，而托洛斯基并没有。他被挤出了党和中央委员会。他的支持者被骚扰、被辱骂、被殴打、被逼自杀。1928年，他的“左翼反对派”被粉粹了。

对政权的威胁成倍地增加，而斯大林巩固了他的统治。随着危机笼罩世界经济，他开始了“伟大的变革”。他在1931年宣布：“步子绝不能放慢！”这是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落后发达国家五十、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这个差距。我们要么开始行动，要么被他们碾碎。”

因此，残酷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对经济及政治文化的集中控制被认为是正当的举措。党内积极分子被大规模地迫害，被迫去出卖别人，被迫用洪亮的声音来承认自己荒谬的罪行。他们因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先前对斯大林的忠诚也不能庇护他们：19世纪30年代的处决名单中不仅包括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还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无数其他的人。

堕落的专政导致了中央集权、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活，使得文化、性、以及家庭中的乏味的反动传统重新苏醒。斯大林主义就此诞生：一个偏执的、残暴的、血腥的、媚俗的国家极权。

经历了延长的暮色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自由的微光”之后，可能的日出变成了日落。这并不是崭新的一天，而是左翼反对派Victor Serge所说的“世纪中的午夜”。

（文中小标题为土逗编辑所加）

原文链接：http://www.jacobinmag.com/2017/06/china-mieville-october-russian-revolution-lenin-stalin

本文节选自 October: The 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十月：俄国革命的故事》

作者:China Miéville

翻译:xd

校对、编辑:屐松松

美编: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