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一个神秘而熟悉的幽灵，在互联网加的经济中徘徊着。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的“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的政治专家等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

　　这个幽灵是什么？

　　去年下半年以来，马云源自大数据和共享经济的“新计划经济”论，犹如沸水浇在蚁穴，惹得蛰伏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倾巢而出，带着未醒的昏聩，集体说出一些心智不足、各具特色的昏话来。

　　管理实操能力的口碑并不佳的张维迎先生，训斥着华尔街最大的IPO之马云不懂企业家精神。

　　苍老的吴敬琏先生嘲笑世界电商魁首在重蹈苏联计算机计划的失败。

　　钱颖一院长学富五车，提及马云时，用了一堆西洋高大上的诺贝尔经济奖学人的模型术语，高深莫测的批评之意就包含了四个字：倒行逆施。

　　一些政治家们则更加敏感亢奋。

　　中央党校的蔡霞断定，接下来“必然要搞阶级斗争为纲”（微博文章《蔡霞:极权控制是计划经济的本质》）。

　　哲学博导赵士林认为大数据“可能助长权力之恶”（《苏小玲：马云正在“计划”中国？》）。

　　荣剑更为赤裸，认为经济学家的反驳“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因为计划经济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阶级和阶级斗争”模式随苏联崩溃已宣告 “破产”（《荣剑：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

　　类似《共产党宣言》的篇首名言，幽灵首先牵涉的是意识形态问题。多少年来，在“主流”经济沙龙、讲台上，有经济学家不动声色的谈着意识形态，一些政治人士装模作样的敲着边鼓，谈着经济。今天，著名资本人士突兀的“异端邪说”，让经济学家猝不及防，也让一些政治“公知”有些胆战心惊。

　　扫开这些迷蒙雨雾，应了一些老话：谈意识形态？先谈谈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吧；谈生产关系？先谈谈生产力吧。道理也简单：“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无论如何，人们喜也好，憎也罢，它实实在在，就在那里。形势比人强，经济学家和一些政治人士的龃龉和“合围”，挡不住新事物的蓬勃生长，特别是站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对立面之时。

　　当下社会化大生产最新阶段的几个特征，表现在由大数据引爆的共享经济上：

　　1、 深入的客户核心观

　　华为的客户北斗星、命运共同体，海尔的客户至上倒三角，小米的客户参与生产环节，腾讯的客户体验导向等说明，客户核心观已成经济运行的大势。“以消费者数据为基础的消费者喜好和需求画像倒逼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等制造业供给侧的多个环节，这就是C2B的本质”（阿里巴巴：潘永花）。在微观企业，客户是计划信息源头。在供应链、产业链中，客户是相对的，下一个环节是上一个环节的客户。

　　以客户为中心的逐渐宏观化，全部社会生产力瞄准最终目标的消费者，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刚性需求，是企业生死的命脉。

　　毛泽东指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把客户放到再生产的核心位置，这不就是 “为人民服务”嘛？不谈当年粗糙草莽的实践，这不就是当年计划经济千方百计要实现的目的嘛？

　　2、 卖产品改为卖服务

　　在马云提这个口号之前，就有《资本论》学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公有制的新形式（林家荣《实现可持续的卖服务代替卖产品》2012年02月）。

　　这个提法应该是对共享经济的最佳概括。卖产品改为卖服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大变革意义。

　　（1）产权意义

　　把生产资料空间所有权转为时间使用权，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转给他人，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的概念后，在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下，目前实践的共享经济来势凶猛。全球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2016年底发布共享经济报告指出，至2018年，全球共享经济规模有望达到5200亿美元（约36000亿人民币）。但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就已经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 到“十三五”期末， 共享经济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将会超过10%。

　　看看共享经济的发端，物品向多人转移使用权”（如共享单车）、“把闲散的东西聚集起来提高物品的使用效率”（如公车民宿）和“用价值的需求相互交换”成为今天共享经济的三种基本模式。

　　共享出行

　　共享农业

　　共享实验室

　　共享金融

　　共享医疗健康

　　共享公共资源

　　共享知识教育

　　共享空间

　　共享美食

　　….

　　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物权主体的多样化，物权的债权化使得资本并购集中加速，公有资产虽然拱手让出主体份额，但以产权占有为实际目的的产权改革并未有效解决产能过剩和资源闲置，暴露出自由市场体制的固有缺陷。

　　当共享经济的交易起点和终点都不是占有，而是使用和收益时，对于公有资本，是合乎逻辑的效益回归，对于私有资本，是一种贪婪后的自我挽救，构成供给侧改革的变革性发展。总之，是一种社会化生产力的扩张，是是对私有桎梏符合价值规律的扫荡。

　　与之对应的大数据，马云表现得相对清醒： “IT”（信息科技）走向“DT”（数字科技），IT的经济是让自己越来越强大，DT则是让别人强大。”这种利他性最起码让菜鸟与顺丰的干戈很快化为玉帛。我们需要观察这种资本规模扩张中的利他性，其先舍后得的真诚度是如何处理资本集中必然导致的垄断。作为资本的普遍生产方式，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特例，中国企业家所赞同的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势必让小生产本性的，笃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张维迎教授在理念上如丧考妣。

　　（2）分配意义

　　在卖服务中，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即市场等值价值以外的服务，这个超额价值就是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卖产品改为卖服务，为剩余价值的公有化找出一种形式。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借助科技创新和管理变革，创造更多更为优秀的客户价值，不仅延长了企业寿命周期，也以市场经济的手段达到了计划经济的目的。

　　当共享成为时空上的普遍，人们的劳动价值体现在对共享的维护，而不再是私人占有的巧取豪夺；个人的幸福依托在对共享之物的使用收益和为他人创造价值，而不再是对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私人财富膜拜时，共享距离共有就只隔了一层窗户纸。

　　我们无法预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后代未来是如何转化私有制的抗拒的，直至令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具体形式，但是，不谈当年粗糙草莽的实践，这不就是当年计划经济千方百计要实现的目标嘛。

　　3、 智能制造支持的定制：按需生产与分配的开端

　　海尔的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创客所有制代表了中国企业对定制生产的热情，也为生产者的自主性、自由度提供了空前的企业平台。在互联网加指导下的智能生产，越来越消化了小批量多批次的成本，为个性化订单的定制生产提供了越来越广的可能。今天我们在电子商务上已经可以看到初露头角的个性定制商品，消费者实现个性需求自由化的伟大序幕已经拉开，世界上还存在贫穷和战乱，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物质丰富和客户价值的最大化。

　　在大数据、智能化时代，在消费者定制需求操纵着整个供应链的时候，从无数个网络下单—--定制生产----快递签收的闭环及其连绵不断中，谁敢说这不是明确的的计划生产，哪里有什么见鬼的“权力经济”“极权经济”？“看不见的手”到哪里去了呢？只能回到张维迎教授膜拜的市场宗教中去，回到因循守旧的“主流”经济学家的陈旧观念中去。

　　4、 云数据和超级计算机：计划经济的可能条件

　　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运行速度全球N连冠了，和云数据技术一起，为共享经济的客户需求管理、供应链管理、定制管理与数据地球相结合的大数据处理提供了空前可能性。用郭台铭先生的话说，今天一台手机的运算能力相当于把八十年代末期“一百台台式机拿在手上”。马云的观点还需观察，但吴敬琏先生居然无视变化，类比苏联，持一言九鼎的经济学权威惯性，不小心跨界露拙，实在令人遗憾。

　　5、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的实时远程现金交易，和互联网、物联网、移动技术等各类现代技术对接，为共享经济的即时性提供了高效资金流。数字货币降低了保持数据一致性和交易可追溯性的成本，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迅速进步，这就极大的方便了交易双方。科技的发展，在降低科斯定义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同时，也当然的提高了货币量的可预测性和可计划性。

　　汇总以上，可以看到一个有些喜感的奇怪现象。

　　在担当世界经济引擎多年的中国，倒是马云、刘强东、李彦宏等几位资本巨头或是最有创新能力的互联网巨头在谈：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共产主义元素。

　　而就在同一红色国度里，中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和一些政治人物包括党校教授，不惧被飞速生产力的抛弃，敢于蔑视福山的羡慕，顽固坚守哈耶克的陈旧理念。

　　人们不难进一步理解到马克思所说的“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的深刻含义，以及在此34年以后，恩格斯具体回答了的这个问题：“……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 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知识的真理性取决于实践，取决于与现实时空的结合，这与之前的辉煌关系不大。倘若“主流”经济学权威人士听得进这些中学教科书上的知识，就可以放下架子，走出象牙塔，听取经济运行一线各层次的信息，才能激活以往的知识，显示出应有的高智商。“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的话直白浅显，却颠扑不破。

　　至于藐视无产阶级专政，挑起阶级斗争，玩弄“学术”的政治人士，自有宪法法律约束，此处不再赘言。

　　（来源：产业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