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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所谓“中华民国”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
送交者:  2017年06月24日17:43:53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原创】所谓“中华民国”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

产业人网    2017-06-21 09:23:23    本文作者:雨夜桂花本网编辑:塞尼      

【本文为作者向产业人网(chanyeren.com)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保留本声明】

2017年6月13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王毅外长指出: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巴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在联合公报中,巴拿马共和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即日断绝同台湾方面的所谓“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

但凡稍微了解一点联合国历史和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历史的人,对于中巴建交联合公报的上述表述,都会觉得非常坦然,完全没毛病。然而那些被蒋家王朝长期洗脑的蒋遗民,以及某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台研人士却莫名惊诧了。以此次中巴建交事件为引子,自岩里政男上台以来的各种有关伪  “中华民国”在哪里的高谈阔论又不甘寂寞地沉碴泛起、企图混淆视听来了。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会背叛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煞有介事地去重视这个装神弄鬼、装君扮国的蒋遗民小朝廷;更不会像台独笔杆子臆想的那样,去无视掌权台独利用这个破庙、深绿台独搞垮这个绊脚石乃殊途同归的拙劣小把戏。在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灵魂深处,毛泽东主席在1948年12月30日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断然没有过时。近30年对台工作尤其是近20年来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过程中取得的各种经验教训,反倒是让越来越多原本不甚熟悉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历史和港澳回归历史的回归一代,越来越充满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越来越增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全面主导港澳特区人心回归主动权的决心意志,越来越多地坚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对蒋记“中华民国”残余小朝廷正本清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盘踞岛内的蒋遗民、掌权的渐进台独、掌嘴的激进台独三股势力合唱“三簧”所蒙蔽,才能避免被某些台研人士打着所谓“和平发展”、“政治谈判”、“长期交流”幌子加入的“四簧”声浪所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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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剖台湾省内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投鼠忌器”逻辑

近日,台湾省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副教授张执中在接受中评社采访时就中巴建交事件提出了如下的主要观点:

——“充分反应民进党上台(后),大陆更要确定‘一个中国’的定义”;

——“大陆不喜欢看到‘中华民国’,开始吸纳‘中华民国’所有元素,好比庆祝黄埔建军、纪念二二八,解释权都抓过去,民进党对于‘中华民国’态度也是不坚定,照这样走向发展下去,大陆最后要给你台湾多少邦交国,在于让‘中华民国’元素降到什么程度”;

——“一旦邦交数量全部挂零,无疑代表‘中华民国’消失,接着会碰到怎么定位台湾的角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这会变成中国与台湾的问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问题”;

——“民进党执政的‘零邦交’,是否是大陆想要的?...... 拿掉‘中华民国’,看要大陆怎样定义,是否对统一有怎样帮助”;

——“在台湾原本最大公约数是‘中华民国’,一旦公约数没有,就是没有模糊空间,大陆对民进党的要求是放弃‘台独党纲’,当然对民进党来说这是不可能,大陆当然也清楚知道,台湾的政治体制及民主程序,没必要承接台湾政党轮替造成两岸政策改变,自然更紧缩对‘一个中国’的定义”;

——“大陆也知道台湾民意走向,基本对‘统’可能性低,因此大陆‘走自己的路’,不用附和台湾因为政党轮替造成民意的变动,最后剩下大陆民族主义与台湾本土化对抗,到底是经济强?或民主强?”;

——“大陆对台湾是放在中美框架下来看,不管台湾选择要怎样,还是要看中美对这个议题的看法,核心就是大国与小国,蔡英文不能一天到晚说打压,要证明怎样维持现有的邦交国,不是被视为继续往‘台独’方向走。”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网络版也全文转载了上述访谈。除了掌嘴台独那些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之外,上述观点其实同时存在于掌权的台独和国民党蒋遗民的逻辑中,区别仅在于掩饰台独目标和独台目标的深浅程度不同。但上述观点显然蒙蔽了大陆一些台研机构和台研学者,表现在:一是认为相较于台独尤其是急独威胁,大陆必然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可能对伪“中华民国”小朝廷赶尽杀绝;二是认为相较于渐进台独和急独的威胁,大陆必然会依赖国民党的“维稳作用”,不可能明确揭露标榜“正统”的吴敦义等独台国民党势力;三是认为一旦不“正视‘中华民国’的事实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对“台湾”如何定位束手无策,甚至无助于其统一中国——无论是采取“和统”还是“武统”方式;四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偷换为所谓“大陆民族主义与台湾本土化的对抗”、“大陆经济与台湾民主的对抗”、“大陆的威权打压与台湾人情味和悲情史的对抗”,图谋一边不被大陆视为继续往台独方向走,一边搞非法邦交和实质外交,同时继续无视大陆14亿中国人民争取早日实现国家统一的广泛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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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陆学者基于协商谈判实现统一立场下的认识论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教授所进行的研究和分析。王教授首先表示“‘中华民国’问题是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瓶颈。如何面对和处理该问题是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中华民国’问题极其复杂,盘根错节,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其它问题都是由这一问题所派生或延伸出来的。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适当解决,两岸关系就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党的论述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民进党的论述是‘中华民国是台湾’,二者目前均没有松动的迹象。大陆方面不承认‘中华民国’仍然存在固然有其历史、法理和现实依据,但即便如此,也需要界定清楚目前台湾地区正在运行的自称为‘中华民国’的这个政治实体究竟是什么,以及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它与历史上的中华民国不是同一政治实体。”

其次,在“中华民国”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上,王教授比较了“完全推翻论”和“不完全推翻论”、“(完全)政府继承论”和“不完全政府继承论”、“政府继承未发生论”、“国家继承论”四种观点,并分别作了评议。对第一种观点,  王教授根据瑞士国际法学家法泰尔于18世纪中期首倡的“事实主义理论”的有效统治理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符合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构成要件,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而台湾当局在台湾地区一直沿用‘中华民国’及其一整套政治符号,那是台湾当局为维护自身‘法统’而采取的单方面行为,既不符合国际法理论,也没有得到主流国际社会的承认。因此,‘中华民国’已不存在。”对第二种观点,  王教授“虽不赞同‘不完全政府继承论’,但也关注到1949年中国内部的政府继承现象的确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内的政府继承现象有所不同,运用传统国际法上的政府继承理论确实难以作出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将两岸的分歧概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是时间上‘先后继起’关系抑或空间上‘同时并存’关系的分歧,前者为大陆方面所坚持,后者为台湾方面所坚持。”至于如何更合理地解释两岸所谓“分裂分治”现状,他“认为将国际法的有效统治理论、政府继承理论和法理学的‘法理与事实相区分’理论结合起来,足以清晰解释1949年中国内部发生的政府继承问题以及‘剩余政权’性质问题,而无须再去建构(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提出的)所谓‘不完全政府继承’理论”,因为“其既不符合现行国际法,也不符合当今主流国际社会的认知,更不符合两岸关系的史实,仅仅是台湾方面论证‘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单方面说辞。”对第三、第四种观点,  前者主要是两蒋时期的观点,与马英九“一国两区”的说辞类似,但“马英九仅在法理论述上坚持‘政府继承未发生论’,在行动上却坚持‘不完全政府继承论’。两蒋则在法理论述和实际行动上均坚持‘政府继承未发生论’”;后者则为台独论述,“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继承中,尽管双方名称均带有‘国’之字样,但在此语境下,‘国’的实质含义是政府,而非真正意义(或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从国际法上看,中国依然只有一个,它所发生的变化只是中国内部中央政权的更迭,并没有从中国分离出一个新的国家......也没有引起国际法主体的变化”。“可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1945年外蒙古的分离建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重大事件,两者所引发继承问题的性质迥然不同。台湾方面故意将二者混同,其目的无非是藉此来论证‘中华民国’仍然存在。”

再次,王教授认为两岸红蓝绿三方对如何处理所谓“中华民国”问题都非常棘手。  表现为大陆存在着“‘否认+捍卫’的纠结  ”、国民党存在着“‘延续+挑战’的尴尬”、民进党存在着“‘推翻+接受’的无奈”;认为“两岸三方对‘中华民国’的口头宣示与实际作法间均存在自我矛盾或冲突之处,三方均按照政治化、工具性的手法来对待和处理‘中华民国’问题。”

最后,在大陆如何处理所谓“中华民国”问题上,  王教授首先明确“大陆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并就在反台独斗争中台湾省一些人所谓“大陆对‘中华民国’态度的前后不一”的质疑作了正确回答,但提出的策略和思路已不合时宜,需加以修正;对台湾省而言,  他认为“关于所谓‘中华民国’的论述还是以国民党为主体。仅以国民党的‘全中国代表说’为例”,认为“台湾社会应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不要向大陆方面提出过高‘价码’,应适时‘见好就收’,免得落入‘无花空折枝’的境地;对王教授而言, 他认为“两岸双方均须以务实主义的态度来共同面对  ‘中华民国’问题......如果大陆方面不打算接续1949年的国共内战,继续通过战争把‘中华民国’的这一部分‘剩余政权’彻底消灭,那么就必须面对这一政权,并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给对方预留相应的、可被对方接受的空间和位置。......不能承认台湾当局为‘主权国家’或‘中央政府’,但也不宜以‘非法政权’、‘  割据政权’或‘地方当局’来称之,台湾方面也不应再以‘主权国家’或‘中央政权’来自称。双方应换位思考,体谅对方的难处。不过,解决该问题的难点在于传统政治学理论无法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理论资源,尤其在两岸这样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信奉单一制学说的东方大国......将来我们尽管不能从正面直接界定,也可以先借鉴联邦主义的某些经验(备注:并非要实行联邦制)来模糊处理”。他认为  “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华民国’的界定一开始不要太具体,应抽象概括,为以后增加某些内容预留空间。‘中华民国’问题可以分阶段、分步骤地解决,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先将双方能达成共识的部分确定下来,然后再不断累积共识、逐步推进。”

王教授也承认,“如前所述,该政权是历史上中华民国政权的‘残余’或‘剩余’部分,其实质是与中国中央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隅顽抗’的一个‘事实上的政权’,但该政权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具体表现在:其一,继续沿袭‘中华民国’国号以及一整套机构名称和政治符号,给台湾民众以‘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观感;其二,继续以‘中华民国’名义在国际社会维持着少数‘邦交国’,使国际社会产生其为‘主权国家’的错觉;其三,台湾地区的‘宪政’改革与民主改造使台湾当局成为了台湾地区的民选政权,从而使其带有了‘合法政权’的成分,进而使得台湾当局的性质更加复杂化。”他主张  “将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界定为‘一个中国内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暂无隶属关系的一个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区域性特别自治政府’。这一界定包含以下要点:⑴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这是处理‘中华民国’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这里的‘中国’是实体的主权国家,而非虚体的、抽象的地理和文化概念;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China)具有同一性;⑶所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暂时为两个政府体系;⑷‘中华民国政府’是事实上的区域性政府,而非法律上的区域性政府;⑸‘中华民国政府’是区域性特别自治政府,而非全国性特别自治政府。”他特别提出:  “两岸要在‘中华民国’问题上达成共识,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且,单在台湾社会内部达成共识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众所周知,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社会,实行政党竞争制度,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于‘中华民国’的定位方案不同,需要先内部整合,然后再与大陆商谈。就内部整合而言,在目前岛内的政治生态下,整个社会已撕裂为两大阵营,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以上事实都决定了‘中华民国’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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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华民国”认识乱象必须正本清源的几个核心问题

首先,以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为起点,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转折点,前后两个中华民国的性质截然不同。  如果说武昌首义推翻清王朝建立的中华民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的13年里不过是个徒有统一共和虚名、实则四分五裂、“三民主义”宛若空中楼阁的列强殖民地,那么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以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有着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深入工农积极开展群众运动、与以往中国任何政党迥然不同的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于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则提出了“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等正确主张。也正是在红色苏联帮助下,创立中华民国却四处碰壁大半生的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并排除干扰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共产党与孙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正式建立了民主联合阵线,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促进了北伐的顺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在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等右倾错误思想下,年幼的共产党中央拱手让出了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使民主革命葬送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但这恰恰反证了篡权上台的蒋记反动“中华民国”自此彻底背叛了孙先生留下的、存在部分进步因素的中华民国。

尤其要指出的是:蒋家王朝及其蒋遗民公然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非法篡改为联俄、“荣共”、扶助农工,  大言不惭将国共合作的理论主导权、北伐战争的胜利据为己有,恬不知耻伪造国民党如何“宽容”、“容纳”共产党进入其内部当官发财。但一系列伪造污蔑反帝反封建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言行,却坐实了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时就积极反共、反民主革命、反孙中山先生正确路线的背叛本质。蒋某人至死都标榜自己为中山信徒,但反俄、反共、屠杀和奴役农工的秽史早已将这个人和蒋记“中华民国”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就像张勋妄图复辟,清遗民跑到天津卫去相互取暖、继续效忠末代皇帝溥仪、刻意保持满清生活方式,甚至像伪满洲国的郑孝胥等期盼满清复国、在日本扶植下在蒋记“中华民国”的领土上装君扮国,都无法改变清王朝被中华民国推翻的事实一样,蒋遗民聒噪所谓完全政府继承也好,不完全继承、完全没有继承也罢,都不能帮其反证蒋记“中华民国”依旧存在。张亚中等蒋遗民在此问题上卖力“研究”搞什么“统合论”,大陆一些学者对此也心虚气短、犹豫再三,不仅虚张声势、自欺欺人,而且徒劳无益。

其次,无论蒋遗民如何顽固坚持以所谓民国纪年,蒋记“中华民国”已通过1946-1949年的三年解放战争在国内法的意义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其败逃台湾省、继续伪称“中华民国”的残余势力,通过1972年的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在国际法的意义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取代。  正如笔者在2010年春天评论蒋遗民的《中华日报》所谓庆祝“中华民国”百年的社论中所指出的:“......彼时,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救亡大局,同蒋介石国民党搏命血战了整整10年、跨越无数艰难险阻、牺牲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共产党人,主动作出了巨大的道义牺牲,含泪接受了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将陕北红军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但从汪精卫叛国到蒋介石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从破坏国共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围攻中原解放区再到大举进攻山东、陕北挑起全面内战,蒋记‘中华民国’没有一天不在与劳苦大众为敌、与共产党为敌、与民主和爱国统一战线为敌”。换言之,这个蒋记“中华民国”冒牌货 一如 汉奸汪精卫在日本扶持下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样——不过是两个山寨、一路假货

败逃台澎金马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无论其树起什么样的新老招牌、无论其有多少人几条枪、无论其苟延残喘的地盘有多大,无论其引经据典洋人的多少“理论”,声称只要有“政府地盘人口”等所谓“国家要素”就能自我标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都无法改变其 作为 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 军政 残部的事实,这才是历史事实!  若不是美国人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而武装干涉台湾海峡、插手中国内政,无论是一年三年还是五年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解放军都将以军事手段收复上述岛屿,统一全中国。因此,苟活下来的蒋记国民党及其残兵败将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以国家自居、以政权自居,更罔论以中国中央政府自居、以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和追随者自居、以正统自居、以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自居。

毫无疑问,曾经被中国共产党人承认为合法、却最终被4万万中国人民摧枯拉朽推翻的蒋记“中华民国”不仅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腐朽堕落的。  殖民租界遍地、治外法权横行、百姓生灵涂炭、国家积贫积弱的历史事实不难证明,蒋遗民编造的所谓“黄金十年”完全是子虚乌有。若非要嘴硬,那也是四大家族的黄金十年、剥削阶级及其帮凶的黄金十年。

因此,对大陆而言“中华民国问题非常棘手”的判断完全是作茧自缚、自寻烦恼、毫无必要。尤其要注意的,是建立起对三年解放战争的正确认识。  三年解放战争,远非王教授笔下的“1949年的国共内战”那么简单。从《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到《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关于重庆谈判》、《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到《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从《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到《中国军事形势的最大变化》、《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将革命进行到底》,从《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再到《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很显然,我们不能无知共产党的历史和土地革命、解放战争的历史。正如笔者在2009年的评论文章《<大江大海>:一个小岛寡妇的梦呓》中指出的:

——“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从来都不是过去和现在某些人所谓的历史误会、党派恩怨,而是决定着中国、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走向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殊死较量,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拼死决战。  一无所有的共产党人紧密团结和带领广大被剥削、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劳苦群众,经历了22年的浴血奋战、跨越了罕见的艰难险阻、付出了重大的流血牺牲,打败了无数的反动势力,才赢得了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起属于劳苦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如果不弄清楚80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历史,就无法搞明白60年前为什么会发生席卷中国大陆的翻天覆地和改朝换代;如果不弄清楚曾经广受拥护的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合流下背叛孙中山、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历史,就无法搞明白曾经极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由一无所有到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没有唯物论、辩证法、辨证唯物主义,没有对中国各阶级的正确分析,没有密切联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服务、没有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无法正确认识同样曾被历史选择过的国民党的全面失败,而只能如台湾当局至今仍自欺欺人地粉饰那样

——‘政府迁台’;如果没有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起源、性质和宗旨有清楚的认识,就只会对那些道听途说的‘解放军拿支前民工当炮灰’、‘解放军征用民工,却让他们在寒冬腊月中没有棉裤没有鞋子却奔走前线’的话深信不疑,却自以为拿到了历史的‘真相’,进而发出‘历史不过是看由胜利者来书写,还是由失败者来书写’的十足谬论。”

——“历史当然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这个胜利,是正义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更是庶民的胜利、长久的胜利。而不是反动的胜利、暴政的胜利、独裁者的胜利和一时一事的胜利。  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是非观、辨证观、唯物史观都没有,那么,龙应台就有十二分的理由为畏罪自杀的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叫屈,为南京大屠杀下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喝彩,而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称之为没有人性,让全世界为和平和正义而英勇战斗的人们为自己的浴血奋战‘还人民一个道歉’——这不是混蛋逻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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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犯不着提醒蒋遗民别要价太高、免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也犯不着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给对方预留什么可被对方接受的空间和位置,更犯不着用文艺青年范儿、充满人情味地搞什么“双方应换位思考,体谅对方的难处”。试问:自命正统的蒋遗民考虑过清王朝的难处吗?在蒋遗民膜拜的美帝国,格兰特考虑过李将军的难处吗?林肯考虑过戴维斯的难处吗?  败逃台湾省的蒋遗民及其被台独借壳上市掌权的台湾当局,如果不是非法政权、反动割据政权或败亡残部、地方当局,那又能是什么呢?合法政权、先进政权、一路大捷胜利转进的政权,难道不应该坐在南京的总统府里发号施令吗?

最后,回顾香港回归20年来的经验教训可知:一是单一制国家的中国,所有政治必须在中央,港澳台都不可能不切实际地幻想能发展出一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政治;二是坐等反共势力幡然醒悟支持“23条”立法完全不切实际,坐等蒋遗民和台独势力内部幡然醒悟抛弃伪“中华民国”同样是一厢情愿;三是处理港澳台问题必须理直气壮坚持走社会主义正道、主动作为。我们肩负着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责任,但我们并没有呵护蒋遗民和台独分子的虚伪道义。我们要收复的,是台澎金马的固有领土,但我们并没有义务收留日台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异种和反华反共势力的破铜烂铁,更没有义务热切地乞盼它们有朝一日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洪秀柱在6月18日举行的第9届海峡论坛开幕式上表示“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立场固然要肯定,但笔者更想指出的是:中国人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决不能将自命为中国人,搞成台湾省蒋遗民向大陆牟利取暖时屡试不爽的一种“主动让利”、“廉价优惠”高姿态。  作为一个内斗外行、外斗外行的百年烂党,蒋记国民党的衮衮诸公早已被证明了根本不堪民族大义。寄希望于缺乏唯物史观等正确指导思想、从内到外都四分五裂的蒋记国民党,就如同寄希望于反共反毛反马列主义的所谓“台湾人民”——他们先是把“海角七亿”的机会主义下层台独分子陈水扁选上台,再把“不统不独不武”的蒋遗民马英九选上台,又把“一旦我当选共产党就会主动靠过来”的理想主义上层台独分子蔡英文选上台,接下来的幸运儿也许能轮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国民党从来没接受过一国两制”的政治商人吴敦义。  这些“台湾人民”不过是分裂势力的帮凶、不过是毫无是非分辨能力的酒囊饭袋、不过是维持台独和独台势力轮流坐庄的流水“民意”。可以预见:大陆对他们希望愈大,则失望也愈大。

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教条主义或许将贯穿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社会主义社会自不例外。在对台工作中,有人人为夸大对蒋遗民和台独势力错误意识形态的处理难度;有人人为缩小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和政治路线在主导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作用;有人放任所谓“一中三宪”、“大一中架构”、“统合论”等罔顾历史、为蒋记“中华民国”伪法统招魂复辟的错误言论不予揭露和驳斥,甚至为它们搭台铺路、迎合叫好;有人一厢情愿、文青范儿地重复看似温情实则无效的对台溢美之词。殊不知信念型的铁杆台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任你等到海枯石烂也决不回头;殊不知偏安型的铁杆蒋遗民与清遗民乃一丘之貉,是决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与清遗民不同的是,混合了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地主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蒋遗民在台澎金马几个孤岛上曾经掌握过残部武装,其负隅顽抗、挟洋自重的“底气”更甚于清遗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特区23条立法不成,对台让利越让台独和独台底气越足、对台交流越交离心倾向越重的反常局面,完全可以套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话来解释:“......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而决不能依靠蒋遗民官僚权贵和恐共反共意识深入骨髓的所谓“台湾人民”,决不能指望岛内占据主流的反动政治势力和“一人一票”劣质“民主”的什么内部整合、意见一致。否则再过两个一百年也收复不了台湾省,统一不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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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必须肩负起一代人的担当。反清如此,反帝反封建如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同样如此。所谓“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有生之年不可能统一,统一只是终极愿景”、“永远维持现状”、“和中友中亲中就像亲日亲美一样”等奇谈怪论,本质上与大陆一些人认为只能长期等待岛内政客回心转意、“台湾民意”的多数“民主”认定应该统一之后,才能讨论用哪种方式来统一的论调一样不切实际、不着边际。  “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是因为抗战中敌我悬殊,而抗战胜利后再挑起内战则不得人心。同理,现如今千年大计急不得,统一祖国拖不得,是因为分裂中国不得人心,在国际社会也不得人心,这从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和绝大多数中国邦交国的一贯立场可见一斑。即便台湾省这个伪“中华民国”小朝廷总是自诩为美日的铁杆盟友、西方的价值伙伴,也根本无法指望被美日欧用轿子抬进联合国。所以,无论是气势汹汹的一边一国、一中一“台”叫嚣,还是“兄弟之邦”、“和平邻居”的伪善,亦或“对等尊严”、“正视‘中华民国’事实存在”的虚妄,都不该成为我们自缚手脚、犹豫不决、逃避统一祖国责任和历史担当,甚至祸留子孙的理由。

所谓“中华民国”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或者说,谈判,只是主动消灭伪宪法和伪法统、改造蒋遗民、消灭台独势力的一种革命手段、大义正道。  作为顺应历史进步潮流、正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应当有足够的历史底气和现实底气,旗帜鲜明地彻底废除一切形式的伪“中华民国”,彻底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早日实现新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全彻底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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