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毛泽东时代的几个问题 点击：314  作者：春华秋实    来源：将军政要网  发布时间:2017-06-21 09:45:49

         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完美，毛泽东时代也不例外。但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未见过“纳凉”者谩骂“栽树人”、“饮水”者痛批“打井人”的现象。乔治•华盛顿是个奴隶主，滥杀印第安人，犯了反人类罪，却被捧为美国国父，首都取名华盛顿。彼得一世励精图治，屠杀反叛者，包括太子，也犯了反人类罪，却被尊为俄国最伟大的皇帝。现在唯独有人容忍别有用心者侮辱开国领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恶首”，余乃“瑕疵”，凡“问题”多多，不一而足。然必须正名。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户籍二元性是其表象，即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被污蔑为“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限制了农村发展”。　　

1、二元结构的历史因素　　

一是稳定城乡秩序的需要。我国是落后农业国，要建设先进工业化国家，必首抓农业。农业是工业化资金来源，工业化后又能反哺农业。土改后，农民分到了土地，成为小生产者。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正是二元结构的成因。所以要组织起来搞合作化，提高农村综合能力。一方面，粮食生产，兴修水利，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凋敝，百废待兴，为城市就业，无力吸纳农村人口。因此要通过户籍制度，将现有的城乡人口稳定下来，保持正常社会秩序，以利工业化进程。　　

二是实行票证制度的需要。在资源较多地投入重工业及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农产品直接投入消费领域的有限。为保障市民人人有份，就要对粮油等生存物资凭票供应，否则会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象。城市家庭持有以户籍为据的《居民粮油供应簿》（粮本），发放粮油票。而农村是产销粮油的主体，农民拥有土地或自留地，可以自给自足，当然不存在票证的问题。　　

人民公社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既然二元结构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小农经济并存的现象，所以消除二元结构就需要改造小农经济，从合作社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现农业社会化大生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公有制恰好避免了这一痼疾。人民公社公有制及其规模经营，能集中土地劳力提高生产效率、从事农田水利、抗灾减灾，能集中资金兴办工业、教育、医疗，有利于农村城市化，是弱化二元结构的途径。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小城镇建设，使农民没必要都涌入大城市。一社一镇，逐渐壮大，实现人民公社城市化。例如江苏省的华西村就是一个典型。该村原不到一千人，后兼并16个邻村扩大到五万人，该村那座设计时与北京“高度”等齐的华西村黄金酒店，那个从食品到钢铁的企业集团，那以长廊贯通的成片的村民别墅小区，那花红叶绿的公园与广场展现都市元素……这是公社城市的雏形。人民公社的确是适合中国公有制国情的体制。举目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土地兼并，农民被迫流入城市，但有几个城市化做的好的呢？在几千万人口的墨西哥城周边、孟买周边……环伺着成片贫民窟，城市拥挤不堪，乌烟瘴气。也许这里没有户籍差异，但昭示着阶级差异！华尔街的大亨们不会蜗居在布鲁克林区，而是享受于长岛、新泽西的乡野，环境比纽约好得多。本来中国会有三万多个公社城市犹如翡翠般地镶嵌在神州大地上，从东部平原伸展到青藏高原，实现优质城市化，但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富豪们“逃离城市”，农民本不需要“逃”，就可以享受绿水青山中的城市生活，让城乡二元结构遁形于中国特色城市化的进程中，如果人民公社再发展三十多年的话。　　

包产到户扩大了城乡二元结构。本来，社会化大生产的人民公社将要缩小城乡差别，就像华西村、南街村那样。但是，私有化改革打断了这个进程。取消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又恢复到几千年一贯制的小农经济，扩大了城乡二元结构。　　

2、户籍制度并不妨碍自由　　

人类历史，就是个自由受限的历史。皇帝不能随便出宫，王土之上存反骨；美帝也无法随心所欲，有红色中国的阻击，不过，如今他们似乎随心所欲的多了。毛泽东时代绝非妖魔化的不能自由迁徙，而是可以自由地在国内旅行，如果符合条件也可以移居，可以出国。华侨来去自由。如今城乡之间，中外之间的迁徙也需要条件，大量接受移民的国家只有美、加、澳等大国，俄国例外，日本就更不可能了，挪威还发生了排外的右翼暴行，中国也经常驱逐非法滞留的外国人。　　

要迁徙，理由是第一位的。去美国使领馆办签证，不也要提供理由吗？毛时代的每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单位人”。单位在哪里，或者居住在哪里，户口就可以落实在哪里。因故移居，只要办理户口、粮油关系迁移手续即可。农民也能迁徙，只要有理由。例如升学、兵役、招工、婚姻等等。　　

人们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任何地方，只要满足“能获得食物”的条件。例如，带着粮票去北京亲戚家居住，亲戚供得起，谁会驱逐你呢（如今上访的才会……）？例如，双职工家庭，老家来人照顾小孩，长期住在本市，没问题嘛。例如，大学包分配，如果不满意，也可以调动工作，只是政府要统筹规划，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既然上学免费，当然该服从分配）。如果想“父母在，不远游”，可以像有的“沪籍”那样，为了留在上海，选择放弃入学。如果两地分居，则每年有带薪探亲假，报销路费。若不愿当“牛郎织女”，也可以“活动活动”调到一起。　　

什么“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对于招工，可以选择是否应召，没人强求。毛时代的单位给予编制内各种福利，如分配住房、免费医疗、子女教育、退休养老等，有必要动辄跳槽吗？私有化后不但取消了福利，而且可能是劳务派遣，人事关系在“市场”，聘用单位管工资，雇用人员净身进出， 选择职业当然很自由。再看日本。日本是终生雇佣制（现在也雇不起了），是不是做了课长还要跳槽呢？如果日本人不便跳槽，干到退休，是否也是“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当心仪的日本企业满员时，进不去，是否也是“不能自由选择职业”？现在订单减少，日本企业给多余员工放“无薪假”，等订单增加了再来上班。干嘛不直接裁员呢？显然员工们也不那么愿意自由选择职业嘛。　　

什么“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了个人发展”？对于农民来说，如果学业好，可以上高中、大学，就能进本地机关，或者迁徙到外地去了。如果有手艺，也可以进城当自由职业者：保姆、补锅的、磨剪刀的、紧绷子的、理发的、修脚的、做烧饼油条的……。也可以进城做临时工：泥瓦工、木工、电工、保洁工、搬运工、车夫……，同时家里还有自留地。如果有工业区招工，可以变成产业工人。如果报名支援内地或者屯垦戍边，那也可能改变身份。如果服役，去部队干几年，入党提干，成为职业军人或者转业到企事业单位，即使复原，也可能在家乡谋个差事……。各行各业都有农民出身的人物，陈永贵还当上了副总理。　　

什么“农民要当城里人”、“知道农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吗？”在毛时代，笔者从未听到过有农民抱怨“当农民”。本人老家苏北农村，亲戚们分布在几个乡镇，我也在那些地方生活、劳动过。乡下人进城，走亲访友，来来往往，不但没有类似抱怨，而且还带来食用油、螃蟹、黄鳝等农副产品。如果一个世代农民无厘头地要“当城里人”，可能会有一个市民失业，那是否让他去交换“当农民”呢？他祖辈从没种过庄稼，分不清韭菜和麦苗，这样的交换有意义吗？“要过富裕的生活”，那就得像大寨、林县人民那样战天斗地，那就得像华西、南街人民那样坚持公有制，别无他途。　　

3、如今能否自由迁徙由资本决定　　

九十年代初取消票证后，城乡户口依旧，二元结构依然。“富起来”后的中国人，要么当农民，要么当市民，二者不可兼得。　　

如今的自由迁徙是表面现象。为了引进血汗工厂，就取消人民公社，引诱两亿农民迁徙，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但还是农民身份。国企改制，逼得下岗职工为了生存到处迁徙，但仍是市民身份。在华夏大地上，人群像蝗虫般地流动，书写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深圳动不动就清理“特殊人群”，迁徙的自由也打了折扣。自由迁徙是有条件的，没本事，没有钱，能自由吗？能转正吗？山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也要飞得起跃的上呢。北美地广人稀，澳洲山川锦绣，“自由世界”欢迎您，但是，没本事，穷光蛋，他们要你吗？当卡特总统批评中国“限制人民出国自由”时，邓小平爽快地答应：我马上给你一百万人。吓得卡特“No，No！”脑袋摇的像拨郎鼓。这个世界是资本决定自由嘛！　　

要当市民，就得放弃土地经营权。很多农民宁可“暂住”，也不愿意“农转非”，因为有多少人能获得体面的职业、买得起商品房呢？同样，市民要想当农民，也不可能，农村没有免费的土地。富豪才能兼做“乡下人”，穷人只能当贫民，当不了农民。如果土地私有化，那么富豪当地主、当农场主，更多的人失去土地，有可能沦为贫民。那么迁徙的方向就是城市，即所谓的“城市化”。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了大片贫民窟，中国就有了城乡结合部。　　

讨厌毛时代的户籍制度，那么现在“国富民强”，能否实现户籍一元化？进而将户籍资料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呢？还差得远吧！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反对派一边污蔑二元结构“歧视农民”，一边又对缩小“三大差别”的种种举措特别是上山下乡运动恣意诋毁。胡诌什么上山下乡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荒废”了年轻人的青春和学业，给农村造成“负担”和“损失”，是文革“浩劫”的一部分。而当年的知青们却用对那一段青春年华的怀念给予回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为了缩小“三大差别”，1965年，毛主席发出“六二六”指示，要求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1966年毛主席又发出“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以本职为主，兼做别样（工农商学兵），达至人的全面发展。“五七”干校就是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教育基地。1955年，毛主席肯定知识青年屯垦戍边的创举，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又于1968年12月21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从而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文革时期共有1600多万知青奔赴祖国各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历史必然性。其一，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初、高中毕业生增多，又由于66至68年企事业单位招工少，遂形成“老三届”。其二，化解城镇就业问题。因为新中国实行男女平等，妇女也都参加工作，人人都有经济地位，这就挤压了毕业生的就业空间。一方面，城市容纳不了暴增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村生产力落后，教育文化落后，还有大片的“处女地”，正是知识青年显身手的好去处。一些进步青年认为，与其在城镇待业，不如去农村创业。其三，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知识青年去农村劳动锻炼，体验生活，可以提高对农业、农村及农民的认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其四，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理论联系实际，可以将文化与先进理念传播到落后地带，促进其现代化进程。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国土开发运动的一部分　　

任何国家都不会放任荒漠不管，都要寻求地区的均衡发展，都曾为改天换地付出代价，都曾谱写过可歌可泣的拓荒史。中国五十年代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在黑龙江省成立了上百个农场，将“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文革中又在全国成立十多个基于农垦系统的生产建设兵团。广大知青与复转军人及干部职工战天斗地，将荒漠变良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但中国，其他国家也同样开发国土。　　

美国的西征及西部开发是持久的人口迁徙运动。北美大陆原始荒漠，如果英伦移民们安于现状，满足于东海岸的十三个“安乐窝”，那么美国就将是一个北美东部小国。幅员辽阔的加利福利亚、德克萨斯属于墨西哥，阿拉斯加属于俄罗斯，五大湖地区属于加拿大，弗罗里达属于法国……。在美国的西征运动中，牛仔们放弃享乐，一路高歌，一路杀戮，开疆辟土。与其同行的还有非洲黑奴。十九世纪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又征召华工，每公里铁轨都搭上一具华工尸体。苏联也有大规模垦荒运动。早期是移民垦荒，从1954年起，改以城市知识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内就有27万青年加入垦荒大军。甚至象意大利这样的小国也有垦荒运动。　　

对于美国人血腥的西部开发，中国反对派不但没有鞭挞，反而赞其为“光荣与梦想”。却唯独对自己前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嗤之以鼻，可见其目的是反毛反共。　　

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西方国家的义务兵役制比较　　

反对派把上山下乡运动说成是对人民的“迫害”，但是如果让他们治理国家，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不但会搞移民运动，而且会以强制性的法律手段驱赶待业青年屯垦戍边。就如强制一胎化政策，就如西方国家的义务兵役制。而毛主席支持的上山下乡运动温和的多，不是法律层面的（义务），而是教育层面的（觉悟）。　　

西方国家的义务兵役制是不是迫害呢？它规定每个男性的一生中必须服一次兵役。这是严肃的法律问题！违反者，不能就业，不能从政，不发养老金，甚至要坐牢。如此地严苛，看来“自由世界”也不自由，更缺乏人文关怀嘛。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军队那种环境，那种绝对服从的、集体起居的、吃苦耐劳的生活。有的军队还打骂新兵，体罚违规，很多人有过不堪的经历。服役期间还可能失去良好的就业、创业机会，退役即失业。对这种没人性的制度，怎么没见中国反对派谴责过呢！为了逃兵役，人们寻找办法，如吃成胖子，如出国留学，但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逃兵役可能被终生追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之要宽松的多。只要有理由，就免除了。例如，身体不好、顶替入厂、照顾家人、招工、当兵、入学等等，过了时间点也就过了。1975年，政策放宽到每个家庭只要有一个子女下乡即可。　　

服兵役三年不等，知青下乡也有期限，国家在招工、升学、征兵诸方面给予照顾。笔者是去农场的知青。报到的当天，就见众多知青在办理返城手续。在随后的岁月中，每年都有成批的知青返城。小股的自己走，而集中成行的场面很壮观。清晨，农场中学的操场上，十几辆大客车一字排开，知青们带着行李从四面八方赶来，被安排上不同方向的客车，带着喜悦或许有点怅然的心情离去。　　

4、广阔天地也能有所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社队）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村面貌。知青们有的当干部，有的当会计，有的当赤脚医生，有的当民办教师，有的从事技术工作。经过广阔天地的洗礼，他们返城后被陆续安排到企事业单位，成为国家职工，有少数人成为精英，另有少数人扎根农村。　　

对知青来说也是人尽其用。就以笔者为例，所在连队有培育良种的业务，连长是苏北农学院毕业生。当年，他得到两万元的科研经费，便委托我这个省城来的新知青，去找门路购买科研用电冰箱、显微镜、扭力天平、计数器等仪器，因为这些是当年“限制集团购买力（防止滥用公款）”控制的商品，或者小地方不易买到的商品。我便出差苏南各市，完成了任务。首先，我去某高校了解天平、显微镜的相关知识。当时正值暑假，校园里冷冷清清。在实验大楼外遇到一位值班老师，说明来意，大概由于知青这张“名片”，老师便给予帮助，打开实验室，带领我参观，并且介绍仪器参数。然后，我便跑商业区，找专业店问询。带着亲戚朋友的“路条”，走访了某市卫生局，走访了乡镇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见识。我见证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式的企业管理，在车间的工位上找到厂长而不是在他的办公室。我目睹了乡镇企业是如何因陋就简地制造电冰箱，认识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返回农场后，向连长介绍仪器（包括二手仪器）的使用方法。这以后，我又被选调养蜂班。在养蜂期间要随花季转场各地，要联系蜂箱的运输、安置场地及人员住所。通常寄宿在农民家庭，近距离地观察到社员们的生活及生产情况。江苏省兴化县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在那里采集油菜花蜜十分惬意。湛蓝的天空，金黄色的大地，间以蜿蜒的河流。常看到该县干部乘汽艇下乡联系工作。河网密布，深入县城各处，水质良好，没有任何异味，一个展览馆居然建在河道上……。　　

江苏农垦的东兴农场，曾有一万名知青，人才荟萃，农场文工团能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以及话剧、音乐舞蹈节目。后来，知青“撤军”，农场也被改制，如今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了。　　

三、所谓的物资短缺及“贫穷”　　

“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造成物资短缺，人民生活贫困”是常见的谬论。　　

正如黎阳的文章《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准战争时代。新中国诞生之时并非和平到来之时，而是冷战开打之时，帝国主义必欲将新中国扼杀于襁褓之际，大陆内部的百万匪徒及潜伏特务将里应外合，这就是当时的生存环境。苏联有一部反映和平时期反特战线的电影。对于在粉碎特务破坏事件中牺牲的战友，一个军官惋惜道：他一生都在战争中度过，另一个军官则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就是战争！　　

1、毛泽东时代的紧迫任务是强国，不是奢侈！　　

说物资短缺，就要看物资用于何处，是否值得。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我国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购买成套设备。不得不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桥筑路。不得不兴修水库，治理江河。不得不搞农田水利，灌溉排涝。为了国家安全从而确保民族独立，不得不将大量资金用于国防及高科技发展。面对封锁，不得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了改善国际环境，也是为了共产主义目标，不得不投资世界革命。后来，能“改”的痛快、“放”的爽快，不就证明了这一切投资物有所值吗？否则，岂不是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吗？　　

除了上述原因外，新中国必须维持一支庞大军队。毛泽东时代进行了七场大小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法援越战争、东南沿海战争、中印边境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苏边境战争、西沙海战。还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剿匪战事、平叛战事、反特战事。战争花费不菲，仅抗美援朝战争的军费就达九十多亿元，在随后的十几年中以矿产品、农产品来偿还欠苏联的债务。数次战争牺牲了二十几万军民，伤残无数，抚恤金也是一笔开支。如今的中国人能够昂首挺胸，一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可曾考虑过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到毛泽东去世时，留下几十亿美元真金白银的外汇、六百吨黄金、可供全国人民吃三年的储备粮，留下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政府，接手人可曾对领袖有过感激之情？奋斗过的人们可曾珍视付出的牺牲？　　

美国在热战中发了大财，以“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挽救资本主义，同时以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幽灵”。毛泽东针锋相对，也履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祖训，援助周边国家、非洲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援外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援助金额271.36亿元、18.15亿美元，提供长期低息贷款39.5亿元，提供相当于8.26亿元的物资。结果是，中国被“抬进”联合国，美国退出亚洲。　　

八十年代以前的特殊时期，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将有限的生活资料，以低廉的物价让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实行票证制度——每一位市民都享有确保生活的定量供应，每人一份，不可或缺，也不可多得。票证制度是权宜之计，也是伟大举措。那些污蔑计划供给的人，正是抱有优越感，要多吃多占，当年做不成人上人，而今发泄仇恨的阶层。“坐江山”们、地富反坏右们，他们因失去上等人地位，把人人平等诅咒成“共同贫穷”。　　

毛泽东时代奉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非但不能奢侈浪费、大肆挥霍，还要厉行节约，艰苦朴素。因此才有“三反五反”，才有“三面红旗”，才有文化大革命。在公有制基础上，劳动人民获得主人地位，享受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的基本福利，对于尚不富裕的生活，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为能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光荣和幸福。　　

反之，在落后状态下，如果延续私有制，“创新”债务式高消费，盲目投入轻工业、食品业、建筑业、商贸业、文娱业、休闲业、金融业……；大肆出口煤炭、稀土、木材、农牧、水产、“孔子”……；大量进口粮食、成品油、小汽车、“肯德基”、“拉斯维加斯”、奢侈品、二手武器、“好莱坞”、“耶稣”、“宪政”……，那就必然“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再以“新思维”、“特色论”为指导，中苏携手“大国崩溃”。　　

2、毛泽东时代并非夸张的“缺吃少穿”，更遑论“饿死人”。下面仅以文革时期的“长三角”（文革“灾区”）为例，便能窥一斑见全貌。　　

吃：家家都有米缸，放着几十斤大米。除了米面、食用油、棉沙糖、猪肉、豆制品这些基本生存物资凭票外，其余食物随便买。例如水（海）产类、畜产类、家禽类、野味类、蔬菜类、瓜果类、调味类、干果类、糕点类、糖果类、饮料类。当然，某些紧俏品牌如高档香烟、名牌自行车也会临时发票（有资产阶级法权嫌疑）。政府建设养鱼基地，笔者所在中学曾经参加过在本市郊区的挖鱼塘义务劳动。有次笔者放学后帮家里买菜，4分钱买到一大篮子空心菜，十分地便宜。一次在马路边看到小商贩卖猪油，同行的人开了句玩笑：“要什么票？”答曰：“钞票！”著名的大白兔奶糖、椰子糖，行销发达国家。玩具饼干、苏打饼干、桃酥、金果、云片糕等等是百姓家常备，慈禧太后那儿也不过如此。媲美可乐的水果味汽水、物美价廉的酸梅汤、穿街过巷叫卖“冰棒马头牌，马头牌冰棒”的马头牌冷饮，是消暑佳品。每天清晨，卫岗牛奶送到家门边，等于是放在大街上，因为院门敞开着。笔者在苏南地区学农，常去小镇上买奶糕、伊拉克蜜枣当零食，只要有钱，想买多少买多少。在苏北下乡期间，去农民家里采购年货，买黄豆、花生米，有次还买了一头活羊。要说农村民不聊生，我去那里能买什么呢？要说那时“吃不饱”，怎不见面黄肌瘦者？医院何以门可罗雀？　　

穿：六七十年代合成纤维异军突起。过来人都知道“的确良”衬衫，是文革时期上市的涤纶织物。文革时期，上海纺织工业开发了诸多新产品。例如：涤棉细布、府绸、卡其，中长仿毛织物。涤纶缝纫线，腈纶针织纱，纯棉针织纱，防羽绒布。190士林蓝布，孔雀牌印花横贡缎，宫灯牌涤棉烂花布。井冈山牌色织纯棉精梳泡泡纱，金驼牌色织涤粘中长仿毛花呢。腈纶膨体针织绒线、印花绒线、小珠绒线、粗节绒线等30余种绒线。凹凸花型羊毛衫，彩色簇绒腈纶毯，高级羊绒花呢、驼绒混纺花呢。金熊牌全化纤无纬针刺造纸湿毯，牙签条单面花呢嵌线花型产品。用涤纶、人造羊毛、绢丝混纺织成的涤盈绸，俗称“三合一”，凉爽绸、涤爽绸、金雕缎等合成纤维新品种。双绉、电力纺、花绉缎、花双绸、乔其纱、青春纱等产品。仿马王堆出土丝绸，仿汉唐壁画、青铜器等图案的真丝印花绸，真丝绡类轻薄型产品青春纺，金三杯牌真丝印花绸。锦乐缎、锦裕缎、锦益缎、满花绸及金雕缎被誉为“五朵金花”。……不一一列举了。上海的三十几家“国棉”及数十家针织、印染企业，文革时期大搞技术革新及设备改造，另有部分纺织企业迁往内地。笔者参观过江苏农垦位于淮安的两家纺织厂，具有崭新的纺纱机和织布机。也参观过兴化某公社的巢丝厂，见识了抽丝剥茧的工艺。要说那时“穿不暖”，怎不见衣衫褴褛者？纺织品商店何以熙熙攘攘？　　

用：仅举几例。电子：“红灯”牌和“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是早期的家电用品。文革时期普及了半导体收音机，与世界同步，超前台湾。七二年晶体管黑白电视机进入家庭，彩色电视也已开播。1969年上海研发电视机，1970年研发彩电。供应市场的品牌有：春雷牌、飞跃牌、凯歌牌、金星牌、上海牌、星火牌、东海牌、友谊牌23厘米到49厘米黑白、彩色电视机。南京有二十几家无线电元件厂，为几家大型军工电子企业配套。日化：蜜蜂牌雪花膏、百雀灵牌润肤霜、工农牌歪歪油、蜂花牌檀香皂、美加净牌洗发香波等护肤品，海鸥牌洗净剂，白猫牌、佳美牌洗衣粉等物美价廉。手表：1970年，上海手表厂一家就生产了228万只SSIA型机械日历表。文革时期上海的四家手表厂出品了：上海牌、钻石牌、解放牌、沪光牌、海狮牌、宝石花牌SSIA、SS1/1、SS4A、SS4H-K、SS4B、SS2C、SS4C、SS6P、SS2B型各式机械表，统一机芯的ZSH、ZIH、ZSH/1、Z1SH、ZCSH、ZSE型各式机械表， 偏中心的SIMA型，快摆的SS1K型 ，超薄的X31B、SSA5型各式女表。海鸥DF相机（1971年出口）及无锡的红梅相机比较著名。七三年开始供应液化石油气，铺设煤气管道。“三转一响”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是文革时期的婚嫁必备。　　

玩：人们享有休息的权利，不仅仅是上班、开会。节假日本市游园或外出旅游。各个城市都有大小公园，周日，公园里热闹非凡。文革中期的某日，笔者去玄武湖动物园，在孔雀馆，几只孔雀面对游客的期待不理不睬，有人喊了声：再不开屏就贴你的大字报了！人们一阵哄笑。国内旅游业于七十年代再次兴起。笔者也于1975年乘坐东方红11号邮轮三等舱（共分五等（利比亚民航取消等级））溯江而上抵达九江，第一次游览避暑胜地庐山，领略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意境。　　

乐：人们享有娱乐的权利，不仅仅是学习、批判。看看电影、戏剧、球赛，玩玩扑克、麻将、游戏。打打篮球、排球、乒乓。有电影院、剧院、礼堂，有工人文化宫、军人俱乐部、少年宫，有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有图书馆、美术馆、展览馆，有干部疗养院、工人疗养院、温泉疗养院，有全国运动会、省市运动会、行业运动会——让人们从中找寻各自乐趣。那时候喜欢看球赛，看电影，单位经常放映露天电影。　　

3、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　　

反对派贬低本国，吹嘘外国，展示那些国家精英们的生活景象，中国老百姓纷纷上当。其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富裕。“四小龙”在七十年代前，人民生活简朴，物资也不丰富，与中国富裕地区不相上下。六十年代前，台军士兵每月只发十五元工资。台湾大城市至今仍然使用煤气包，私人住宅家家屋顶扛个水箱，自备增压水泵。八十年代以前，“经互会”搞得有声有色，分工合作，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朝鲜的人均GDP比南朝鲜高，大多数南方人的生活水平不如北方人。欧美更是贫富不均。从七十年代中期始，如果我们的物质资源自采自用，在丰富的人力资源支撑下，不会拉开距离。后来，是我们“践行”毛主席“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思想，敞开国门，海纳投资，促成他国产业转移与升级，用“天上掉下来”的廉价优质劳动力、廉价资源、廉价土地、现成基础设施、现成品牌的大馅饼，用免税三年、政府护驾的慷慨，用承受剥削、承受污染的宽容，以外资赚大头，“工厂”赚零头的大度，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列强在几百年的殖民掠夺基础上，又一次获得效率极高的大掠夺，极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资本主义。这真是：用歪了主席的思想，做出了大大的“贡献”！　　

4、所谓贫富，家庭人口是主要因素　　

反对派动辄“毛时代贫穷”，居然信者众多，他们只养一个小孩，或许还啃老，因此站着说话不腰痛。毛泽东时代的家庭人口较多，三四个子女常见，有的多达八九个。笔者外婆家的邻居八太太，有九个儿女，最小的女儿邻居们叫她“小九子”。八十年代后实行一胎化政策，居人口学教授透露，目的是“提高人均收入”，达到世纪末人均一千美元。当然也是执政问题，私有化的市场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若不控制人口，将出现大量贫民。　　

例如，原中国银行某部长是老地下党，副部级干部，其家庭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个处级干部的高。原因是，夫人带来三个子女，又生了四个，一共七个。而处长家庭只有三个子女，这一对比，部长就不如处长了。某日，处长夫人去部长家做客，部长要以糖果点心招待，就见其打开加锁的厨柜，小心翼翼地取出。部长家平时将零食锁起来是怕孩子们偷吃，可见其生活之窘迫。本来工资差别就不大，再加上人口的多寡，处长家就显得富裕多了。　　

例如，人民公社某社员家庭上有老人，下有七女一子；而另一户社员家庭上无老人，只有一儿一女，那么这两户人家的生活水平是天壤之别。反对派是绝不提多子女因素的。　　

四、所谓的“左的错误”、“不顾人民生活”　　

“三面红旗”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左的错误”，反右是“左的错误”，文革是“浩劫”。皆因为“老子跟你毛泽东打江山，打了江山却享不到福，还要与工农平等，你愿意，老子不愿意！”所以要报复。牛鬼蛇神们跟着兴风作浪。　　

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好不好？要看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千年历史证明，只有强国，民族才能兴旺。历朝历代开疆辟土，打下了辽阔疆域，死了多少人？彼得大帝东扩，康熙未能北上，从而确定了中俄版图。冤！明治天皇“每天只进一餐”，在黄海打败了中国。大清割地赔款，备受凌辱。毛泽东不愿重蹈覆辙，“连续七个月不吃肉”（的确违反规律），把中国带进强国行列——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当年恢复联合国席位，西方记者挑衅道“你们能造什么？”乔冠华回击：过去，我们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赢得掌声）！从洋油、洋灯、洋钉、洋皂、洋布……什么都带“洋”，到什么都能造，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全赖于“左的错误”，否则，还将继续“洋”下去，乔冠华也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如今批倒批臭了“左的错误”，那些个小汽车、电脑、手机，却实实在在地应该称为洋车、洋脑、洋机才对。　　

“不顾人民生活”的执政者，恐怕古今中外都找不到，更遑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绝不谋求自身利益的共产党呢！　　

请看毛泽东时代为提高人民生活的谋篇布局吧。随着人口增加，就要占用大量耕地种植棉花，因此必须增加合成纤维产量；提高粮食单产需要增加化肥用量；提高生活质量需要新型日化产品。主席决定暂停载人航天等高科技项目，“先做好地面的事情”。我国于1972年制定了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引进计划，后扩大到51.4亿美元。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等项目。这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34个大型项目（笔者的一位长辈是南京烷基苯厂及仪征化纤厂项目的工地副总指挥，笔者于1974年去工地参观过）。七十年代末相继建成，开始反哺农业。到1982年，其中26个民生项目全部投产，改革开放正好收获成果。真可谓前人建厂花钱，后人坐地收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时，出笼了旨在否定文革，非议毛泽东的《决议》，说什么建国后的所谓失误都是毛泽东“犯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什么大跃进是“左倾冒进”，什么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不是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十年的一切成就“绝不是文革的成果”，真是不知羞耻。继而，将由于良种更替和化肥催生的增产，炫耀成“一包就灵”；将基于石化工业产出的纺织品和洗化用品的丰富多彩，描绘成“改革成果”，而这些进步都不关毛泽东什么事，相反还“佐证”了毛泽东“不顾人民生活”。真是千古奇冤！毛泽东带领人民艰苦奋斗，为后人置办了响当当的家业，省吃俭用为改革开放作嫁衣裳，却落得“贫穷”之污名。那就试问：假如毛泽东大举借债，全国人民一起吃喝玩乐，穷奢极欲，将来让后任者继承庞大的债务，那么又如何书写《决议》呢？肯定会把毛泽东时代痛骂成大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