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教育，不是培养出几个文豪、大师、思想家，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能够全面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让国家有凝聚力，政府有号召力，国民有生产力，官员有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军队有战斗力、攻击力和杀伤力，青年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老年人能发挥楷模和引领作用，儿童有远大理想而不是就知道唱歌跳舞王者荣耀。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无一人出自秦国，其它六国几乎用鄙视的眼神看它，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在六国眼里等同于没文化的秦国，最终秋风扫落叶般的灭掉了六国，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大一统王朝。鲁国是儒家的故乡，也是个盛产思想和思想家的国度，四书五经的作者除《尚书》外其余都是鲁国人，但鲁国却是六国中最先灭亡的。

从北宋开始中国社会流传两句话，“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经查居然出自北宋宰相赵普之口，难怪北宋连西夏都打不过。后世学者吹捧大宋朝如梦如幻，就从赵普的雷人之语看，的确是如梦如幻呢。对比当时的形势，宋朝跟春秋战国时代的鲁国还真有几分相像，除了打仗不行别的都行。

宋朝也是个盛产思想和思想家的国度，大文豪上千小文豪上万，包括皇帝都是文豪、书法家，科学家也出了很多，并且还发明了威力巨大的火药。但这一切不但没有催生出强国富民的正能量，反而将这个朝代快速推向灭亡，那些火药不是用在战场上而是变成了娱乐的烟花，东风夜放花千树，那些词章就像麻痹精神的海洛因，沾染了便丧失意志。

与宋朝相比，汉唐该说是酷乏思想和思想家的朝代，汉朝能称之为大文豪的人就两个，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唐朝能称之为大文豪的人也只有两个，韩愈和柳宗元。这两个朝代都不尚贤，李白杜甫愤怒了一辈子，在官场上依旧不得志;司马迁和司马相如也好不到那里去，司马相如一生中做的最大的管是当了一回中央巡视员，司马迁就别说了吧。

但正是这两个酷乏思想和思想家的朝代，让汉民族体验到了胜利者的滋味，并且直到今天汉民族还引以为荣并深深眷恋。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对比秦国与鲁国的不同结局，对比汉唐与北宋南宋在当时国际上的地位，儒家教育在道家教育面前难道不该脸红?

有人会说，汉武帝不是独尊儒术嘛?不错，史书上的确是这么写的，但真实的情形是，儒家那些高大上的理论，汉武帝就用了一个：君君臣臣，其它那些说教全都让他们滚一边闪着去了。儒家思想歧视女性，但汉朝女人可以休夫，可以自己找婆家，寡妇可以再嫁，情侣可以私奔。说不好听点，汉武帝的母亲就是劈腿嫁给汉武帝的老爸的。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是典型的法家思想，大一统中央集权，皇帝一言九鼎，彻底废掉各诸侯国，对匈奴则是斩尽杀绝。而儒家认为国家越小越好，最好都跟鲁国一边大，小国寡民君为轻，一切都由知识分子说了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从来不曾把读书人放在眼里，司马迁替叛国者喊冤，汉武帝一挥手，阉了。

在儒家的教科书里，知识分子何等尊贵，就算犯了错误都不能打屁股，顶多打打手掌心，而且还不能由衙役和县太爷们打，必须是教育系统的学政官员才行。汉武帝的经济思路也跟儒家不同，儒家推崇奴隶制，鼓励土地兼并，汉武帝是平均地权，严厉打击土地兼并行为。工业方面汉武帝搞了一大堆国有企业。

汉朝国民教育除形式取自儒家其余都不是，教育动机是道家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大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教育内容取自墨家和兵家，“非教士不得从征”(《汉书“武五子 怜》)，翻译过来，没受过军训的孩子不得当兵。

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拿起刀枪就能杀敌，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砖瓦就能盖房子。反观今天的中国教育，每年浩浩荡荡的1000万大学生，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既不会做工也不会务农，遂纷纷跑去做销售，但一个个志大才疏，都以为能当亿万富翁，男孩子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女孩子天上一句地上一句。

唐承汉制，细节上有区别，大方向基本跟汉朝相似。唐代有两个著名的教育家，韩愈和柳宗元，韩愈是儒家修正主义，主张儒法两个都不否定，极端推崇管仲和商鞅，批判墨子又坚持孔墨相用。这其实说明韩愈的教育理念与儒家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如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要么你肯定前者否定后者，要么你肯定后者否定前者，不可能两个同时肯定。

因为政治立场上的模棱两可，韩愈左右不讨好一生屡遭贬谪，仕途上没有多大政绩，最大的成就是在教育方面，一生教过的学生有四千多人。韩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师道尊严的教育家，“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也是第一个明确教师指责的教育家：传道、授业、解惑。韩愈教学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反对学生盲目的崇拜和迷信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也可以解读成“弟子未必不如师”。

柳宗元则是用儒家理论的皮借壳上市，经他解读后的儒家思想面目全非，事实上他讲的仁与礼跟孔子讲的仁与礼含义是严重对立的，孔子的仁政是要求对士大夫阶层施行仁政，柳宗元说的仁政是指对普通老百姓施行仁政;孔子的礼是指下对上、民对官必须遵从的行为规范，柳宗元则要求上对下，官对民也必须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柳宗元的观点不啻是对儒家思想的大破坏，正统儒家肯定不能见容。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普及国民教育的社会，乡村每70到100户人家就设立一所学校，这些学校虽然大多是民办的，但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助，做为享受政府财政补助的条件，学校必须按政府的要求教授，使用全国通用教材。除基础性教育外，唐朝还有众多的职业学校，即便按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职业学校也相当的专业。

唐代国民教育水准是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的，唐军所以战斗力强大，跟国民受教育程度高应该说有必然关系。宋朝正好相反，只重视精英子女的教育，不重视普通国民教育，甚至有意规避普通国民教育，因为宋朝皇帝都迷信孔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宋朝军队的战斗力是所有封建王朝中最低的，这正应了毛主席的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有人不禁要问，契丹和西夏士兵不同样是文盲吗，为什么人家都就能打胜仗呢?不客气的讲，说这话的不是没文化就是孤陋寡闻，最近些年的历史考证发现，契丹人和党项人都非常重视教育，士兵们写的家信水平不逊侵华日军。良好的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提高军人战场上随机应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将士们明白打仗的意义，爱国主义激励着他们勇敢杀敌。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教育是为了什么?我说不知道，她揪着我的头发打我嘴巴：“记住了，你个小反革命(家父文革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教育是为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永保红色江山万万年。”十五年前，我成了彻底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但她却变成了人老心不老的反革命，她有两个女儿也当老师，价值观如出其母。

面对这个现实，笔者不敢奢望永葆红色江山万万年，但能像汉唐两朝那样保住四百年就知足了，倘或还能开疆拓土，那简直是意外收获。但前提是教育要革命，要有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的革命，至少像我的老师和她两个女儿那样的人该离开教师队伍，只有她(他)们离开，我们才有理由相信，未来毕业的女大学生，既不会三从四德，也不会发表什么“yindao”声明;男学生既不会《仰望星空》，也不会钻进钱眼儿。

在这里笔者不怕嘴损折阳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育就像在污水里养鱼，饲料的主体成分是两样东西，——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和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除此之外是些有毒的添加剂，那是充斥于西方社会的各种混蛋逻辑：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尤其是985、211之类的文科院校，就是生产毒品的工厂，女孩子是包装精美的毒品，男孩子是吸食毒品的瘾君子，老师和校长集体贩毒。

按年代给这四十年间毕业的大学生做总结，八十年入学的那批大学生应该说是整体报废，做官的贪赃枉法洪洞县里没好人，当教授的流氓成性，经商的坑骗国家鱼肉人民。

在当今中国崇洋媚外的群体中，八十年代入学的那批大学生最为卖力，如今活跃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著名公知汉奸，基本都是这拨人。他们吃里扒外，端着共产党的饭碗去砸共产党的锅，而且理直气壮大言不惭。更可恨的是那些寒门出身的家伙，恩将仇报不惧遭天报，恶毒攻击开国领袖毛泽东，为地主资本家阶级歌功颂德。这些人枪毙一百次都不够。

九十年代入学的大学生在代际上属于七零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大学还没有扩招，虽然毕业后得到的资源没有八十年入学的那批大学生多，但做为踩着钢丝走过来的天之骄子，依旧深受官方垂青。他们的结局跟八十年入学的那一批大学生大致相似，即便在政府机关混的很惨的也捞了个一官半职。这批大学生和八十年入学的那一批大学生的区别在于，他们是标准的实用主义，谁能让他捞到实惠他就支持谁。

理性的分析，以共产党的统治能力，如果就这么两代大学生那倒也不足为惧，可怕的是这些人把持着教育资源，当他们的三观在学生脑子里生根发芽，中国社会只怕是比南宋还要坏。《水浒传》里，何涛奉命进入芦苇荡追捕晁盖等人，不远处阮小五划着船过来，嘴里唱着歌谣，赃官污吏都杀进，忠心报答赵8官家。这说明他对政府还抱着希望，但若换成南宋，山外请楼外楼山，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他还会唱这样的歌谣吗?

西晋也是出思想和思想家的时代，余秋雨深恨自己没有生在这个时期，如果他说的是假话那就不追问了，倘或是出自真心，只能说明他是傻瓜。西晋压根就没有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机会，就凭他的出身，给人家当书童都不配。西晋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之一，存在仅仅37年，就被南下的鲜卑人也就是锡伯族的祖先打的落花流水，跟后来的南宋一样偏安着半壁江山，但依旧不改纨绔的习性。

之后长达380年时间，中国历史上称之为五胡乱华，做为鲜卑族嫡系后裔锡伯族人的我倒是很想问问历史，到底是五胡乱华，还是汉族人自己乱了国家呢?汉武帝时代，匈奴势力那么大，为什么就没出现匈奴乱华的悲剧。李世民时代，突厥势力那么大，为什么就没出现突厥乱华的悲剧呢?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不是更好的证明吗?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里，都能看见某教的标识。

乱自内生，想当年大明朝几百万军队，满清八旗兵不过八万，加上蒙古盟军也不过才28万人，但就是这区区28万人，一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大明文武几百万，只有可法是儿男，你说史可法死的该有多冤?东林党人把自己写的那叫一个高尚，其实不过是明末工商业资本的代言，后来无一例外的成了满清的走狗。以笔者的观点看，假如魏忠贤不死，大明决不至于灭亡。

不妨把时间在往前拉近几年，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皇帝恳求大臣们捐款救国，磕头做辑只讨来20万两，8天后北京城破，李自成命令抄家，搜出来的金银财宝堆成几座山。在痛恨这些爱钱不爱国的官员之前，难道您就不想问问，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这些士绅?难道你还认为孔孟教育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吗?

民国又是个盛产大师的时代，凡是清末留过洋的，在民国时都得了大师的封号，但中国连火柴、自行车、肥皂都生产不出来。可笑的是，公知们居然能大言不惭的说什么民国黄金十年，草他爹的，真叫不知羞耻。而一个连火柴、自行车、肥皂都生产不出来的国家，大师再多又有个屁用，印度至今还在生产思想，投十亿美元制造步枪，却是不合格产品。

秦国没有思想也不生产思想家，但他统一了六国;鲁国盛产思想和思想家，被中国地主阶级捧为文化瑰宝，让中国青少年学习了几千年的四书五经，除《尚书》外其余皆出自曾子、孔子和孟子之手，但鲁国却最先走向灭亡。去年网上流传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明天高考不努力，九月部队做兄弟，这样的高中教育您如果是皇帝，不觉得脖颈冒凉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