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时节的婚外恋
——读遇罗锦《一个大童话》
茉莉 小时候跟着教书的父母在各个乡镇学校漂泊，我耳闻目睹一些因夫妻分居、在文化孤岛上耐不住寂寞而出轨的男女教师，因隐私败露而陷入灭顶之灾中。他们被批判揪斗、被戴上高帽吊上破鞋游街，有的丢了饭碗，有的坐牢，有的自杀，……。很遗憾，至今没有文革史专家对这一普遍现象做出研究。 遇罗锦此生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在经历了两次苦不堪言的婚外恋之后，终于在异乡幸存下来，并坚持言说她的故事。去年，她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新书《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除了讲述哥哥遇罗克及自己的生平遭遇之外，她也原原本本地坦诚写出生命中的两段婚外恋。 
第一段婚外恋是遇罗锦在北大荒时和一位男知青发生的，因其纯情和诗意，曾获得很多人的谅解与同情。第二段婚外恋发生在她和一位比她年长25岁的老干部之间，这段闹得天翻地覆的不伦之恋，由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党的喉舌的介入，演出了一出情人变仇敌的格斗大戏。私人的不幸和灾难，化为读者口中的一顿刺激有味的麻辣火锅。
◎ “绿洲情结”导致阴差阳错
在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遇罗锦给我来信，总结她和老干部何净（化名）的那段忘年恋情。她的意思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信仰柏拉图的年轻女人爱上想要包二奶的老干部。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两个差距甚大的人为何能触发爱意？对他们的情感心理机制做出解释，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特殊的时代及其人性。 那段恋情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人们从文革的冰冷荒漠中走出来，开始感觉到感情的饥渴。干渴的人往往会想象自己看见了棕榈树，树荫下有一汪清澈的水。这可称为“绿洲情结”。当经历过劳教、下放农村，嫁人、离婚又嫁人的城市无业游民遇罗锦，为了给被害的哥哥平反，来到北京一家大报的报社，一位仪表堂堂、神采奕奕的老干部向她伸出温暖的大手，她眼前恍惚出现了一片闪光的绿洲。
极度的需要产生了幻觉，遇罗锦再次落入情网，毫不令人奇怪。从小就学习美术、热爱文学，遇罗锦是被柏拉图害惨了的那一类傻大姐，虽然经历了无数磨难，仍然对爱情怀着憧憬。在她看来，这位老干部公开为哥哥遇罗克呼吁，他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他知识渊博理想远大，他感情丰富细致。啊，“他浑厚低沉的声音多好听啊！”。 本是富家子弟的年轻人加入了共产党，颇具才情的何净，不管经历过多少次严峻的政治改造运动，其骨子里还是一个风流公子。在认识遇罗锦之前，他已经有过几次婚外情的历史，并为此受到党组织的处分。此时何净已经五十八岁，身患多种疾病，他给遇罗锦写信自嘲说，自己是“老态龙钟”了。 遇罗锦的出现，无疑是投向何净槁木死灰般的感情生活中的一线阳光，唤起他身上残存的热情。但这场精神婚外恋有一个致命的麻烦是：双方有着不同的需求。遇罗锦崇拜何净，把他视为“神”，期望他给予自己父亲般的爱，并愿意为他破釜沉舟地离婚，愿意为他奉献一切。而何净却很矛盾，他既贪恋这场新鲜刺激的爱情，又害怕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家庭。两个渴望获得安慰的畸零人，本来想用恋情来温暖一下自己，结果却陷入了相互攻击、推卸责任的恶性舆论战之中。
◎ 告密文化与心灵的癌症
当何净向法庭交出遇罗锦的情书，说遇罗锦死乞白赖地追求他，那一刻，所有相信爱情的女性读者大都要一盆冷水凉透心底。在此之前，遇罗锦仿佛像西方文学里的女主角，坦诚地向丈夫舒鸣宣布她爱上了老干部，要求离婚。此事被舒鸣在离婚法庭上捅出来，遇罗锦知道自己惹祸了。为了保护何净，她大义凛然一口咬定是自己“单相思”。然而，何净却在这节骨眼上抛出了她的情书，将她置于众人唾骂的境地。 事态发展到这里，演出的是一出始乱终弃的情场旧戏。实际上，何净始终是这场婚外恋的主导者，他总是用期待、渴望、含蓄的目光去看遇罗锦，给遇罗锦讲瑞典女王的风流故事，给她写长达22页的格式新颖的情书，并对遇罗锦的离婚计划表示兴趣。但东窗事尚未发，他就首先交出证据揭发遇罗锦，把自己打扮成被“坏女人”勾引的无辜男人。 一个身居要职的新闻单位领导干部，受人尊重的改革推动者，为何会做出如此不堪的选择？遇罗锦的回忆只是叙述事实，她没有去解剖这个人的头脑和心灵，读者却在明明灭灭的人性善恶之中，看到中国告密文化的浓厚阴影。尽管八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已稍为开明，但不少如何净一样的知识分子，早已因历次政治运动留下心理痼疾，诡谲多变，深险难测。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检举他人以保全自己。这种心理癌症已成为不治之症，即使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也难免受其连累。
◎ 老干部动用公权力始乱终弃
一方面，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人性中固有的悲剧因素，看到人在专制精神罗网中的恐惧。另一方面，时代的嬗变也使这个故事带有闹剧的色彩。八十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社会正要从禁欲禁爱过渡到纵欲滥爱。于是发生史了无前例的事情，遇罗锦的婚外恋事件给闹上官方媒体。 首先是《日报》登载了有关遇罗锦离婚案裁定的消息，并对遇罗锦做出“不严肃、不检点”的评语。这个党报过去从来不登社会新闻，而何净的妻子就在《日报》工作。何净在向法院交出遇罗锦的信之后，向遇罗锦认错请求原谅，并且呼天喊地表达爱情，表达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然而，这里面的爱已经所剩不多，更多的是企图稳住遇罗锦的心计和招术。
而后，新华社刊发了题为《一个堕落的女人》的内参，把这桩风流案推向高潮。当遇罗锦去质问何净幕后策划这一切的责任时，何净居然写下《绝命书》以要挟。然而遇罗锦此时已经不再幼稚了，就在全国各大报刊正要把她当反面典型进行谴责时，她在朋友的支持下，撒出何净写给她的几十封情书，导致各报刊召开紧急会议，把批判遇罗锦的文章都撤下来。 这就让人看到那个历史转型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公权力的傲慢，作为党的喉舌的《日报》和新华社悍然介入个人隐私，以保护党的老干部。另一方面，专制社会已经有了一些裂隙，平民女子遇罗锦因此能够为个人权利抗争，在来势汹汹的舆论压力下采取措施以正视听。
◎ “红颜祸水”与女性自我书写
尽管遇罗锦后来大撒情书扳回一局，但她仍然被人视为勾引老干部的“坏女人”，男权中心的社会仍然让她背上“红颜祸水”的罪名和骂名。但另一方面，她被人视为“第一个敢于撕破千百年来裹在女性身上那层虚伪的牛皮而泄露自己稳私的女性。” 默默流亡德国二十余年，遇罗锦一心所系的是这部《一个大童话》。她宣称：“我亲爱的祖国一次又一次锻炼我成长，我一定要把锻炼的结果贡献给她！”这部六十多万字的作品，便是她在苦涩的回忆中贡献出来的成果。这种女性的自我书写，也起着疗伤自救的作用。 这样一部打下深刻个人印记的纪实文学，真实而具有美感。它涉及婚外恋的独特题材，唤起三十年前的爱恨情仇，曲折表达了中国女性被压抑被轻视的经验。同时，它描写了激烈的人性冲突和现实关系，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被扭曲的精神状态，促使我们去重建溃败的人性。 －－－－－－－－－－－－－－－ 原载《开放》杂志2010年四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