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见死不救”列入刑法；但从法律上认定“见死不救”，很难。我们对这位女子被撞被碾压感到巨大震动，感到悲愤交加，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全过程监控视频。但是，如果是在开车路上，突然看到一个不知起因的卧者呢？我应怎么办？


　　老高按：前几天网上和社交媒体上风传这样一个视频：一位年轻女子被车撞倒后、尽管看到的人很多，但车来车往，却没人停下救援，致使她再次被碾压……
　　随后，河南驻马店公安局发布通报证实，4月21日，当地一名女子在斑马线过马路时被出租车撞飞后，又遭一辆小轿车二次碾压后死亡。经过被监控摄像拍下，从被撞到二次碾压的1分钟内，10余辆途经车辆和约20名经过的行人，无一人上前施救。
　　人心都是肉长的，一个处在青春年华的生命竟这样猝然中断，看到这样的视频、听到这样的消息，谁不是受到巨大震动，悲愤交加？！进而很快就有人从各个角度和层面议论纷纷，道德、人性、政治……德国之声发出一篇报道，题目就是：《“见死不救”入罪，中国在等待什么？》。这篇报道，介绍了从2001年——也就是十六年前——以来的争论：“见死不救是不是犯法？”
　　德国之声的报道写道：
　　中国《刑法》中并没有与“见死不救”相应的罪名。涉及“不履行救助义务”，法律只规定了特定身份与特定职务的人，在别人危难的情况下有救助义务。例如警察、检察人员、医务人员，根据其职业法规有救死扶伤的义务。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32名人大代表共同提出议案，倡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从那时以来，法律界对见死不救的行为是诉诸法律，还是归于道德整合的讨论一直很激烈。反对者认为见死不救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属于法律强制管辖的范畴。而且这一犯罪的界限确定起来难度较大，如果打击面过宽或过窄，既达不到法律的社会效益，又不利于司法实践。
　　“入刑”的支持者提出，临危相救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把救助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是合理和可行的。严重违法道德的行为有必要通过法律来惩戒，这有利于减少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灰色地带。此外，对于“见死不救罪”，许多国家已有长期的立法实践。例如，德国《刑法》第323条规定：“遇到事故，险情或紧急情况，可以施救但拒绝施救者--尤其是在不会给本人来带危险以及不会与其它重要责任构成冲突时，可处于一年以下监禁或罚款。”这就是所谓的“见死不救罪”（Unterlassene Hilfeleistung）。
　　法律也规定，实施救助行为的前提是，救助他人对自己或者第三人并无危险。这就意味着施救者不应奋不顾身，舍己救人。在有危险的情况下，首先考虑自己和第三者的安危没有错。在挺身“与歹徒搏斗”或“勇救落水者”之外，其他风险较小的间接救助方式 - 例如向其他人求援、报警等也都属于及时的援救行为。
　　这篇报道还援引德国科隆大学退休法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霍伊泽教授2011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所说，中国到了应该引入“见危不救罪”的时候了。“虽然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不能通过法律来提高，但至少能够以此来制裁不道德的行为。”
　　就我个人来说，理论上说，我赞成“见死不救”入罪——法治手段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治手段是万万不能的。不过，从实践中看，我承认，用法律来惩办“见死不救”，很难。
　　为什么难？难在过路者很难了解事件的起因，很难判断他是“见死不救”。
　　我曾经扪心自问：假如我正开车时看到路旁有一倒卧者，我是否立即停车救助？
　　我们对这位女子被撞被碾压感到巨大震动，感到悲愤交加，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监控视频，了解了全过程。但是，如果没有看到这段视频，而就是在路上突然看到一个卧者，根本不知其起因呢？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但我一位朋友曾经遇到过。他没有停车，就这么过去了。他后来回忆说，我不知道倒卧者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躺在那里。
　　是的，这有很多种可能：喝醉了？发病了？被撞了？想自杀？佯装倒卧打算袭击无辜者（甚至可能持枪）？精神病患可能有攻击性？诱人上钩者？拍电影？……而当时他不可能想这么多，说时迟那时快，就这么开过去，装没看清，这是实情，也是对自己最安全的行为。
　　我很难谴责这位朋友。那还是没有手机的年代，那个地方对他来说也很陌生，他很难去找到一个付费电话，讲清在何处有个倒卧者。但是这件事，还是让他长久未能忘怀：假如那是一位心脏病突发者，生死就在几分钟之间呢？
　　今天读到社会学家孙立平的一篇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我感到对我很有启发。转发在这里，以期引起更多、更深的思索，能够超越一般的谴责人们的道德冷漠，超越一般的对当权者的政治抨击。


　　关于那个女孩，关于那次碾压

　　孙立平，孙立平社会观察


　　女子被撞，遭二次碾压身亡。
　　前天几乎所有我所在的微信群中，都在转发那个视频，都在议论这件事情。有谴责，有分析。
　　看了这个视频后，我也在想，如果我在现场，我会怎么做？
　　首先想到的是，把伤者扶上自己的车，送到医院里？老实说，我也不敢，而且我也扶不动。
　　有朋友说，可以把她移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实事求是地说，一个是如果她伤重，我可能也移不动。还有一个，我也怕担责任。更何况，这也不是科学的做法。
　　我最后想出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她的前面，放上警示牌，然后去拦截通行的车辆，并打电话报警。
　　说老实话，也许是我天性愚钝，我想到这个办法的时候，还真的用了点时间。但我这里想说的，不是我的愚钝问题，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教育的缺陷。
　　我为什么想了一会才想好自己应该怎么做？是我们的教育中没有人教给我们这些。我们的教育，教给人们的都是大道理，大词儿：爱国、爱社会主义、警惕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下，特别是比较危急的时候，如何对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怎么才能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没有人教给我们这些。
　　当然，我不否认这当中的冷漠，甚至我也同意，冷漠成了我们社会的一种痼疾。这种冷漠来自哪里？2009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社会溃败”。这种社会溃败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恶化。从小到大的教育中，我说的并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甚至主要不是学校教育，教给人们的不是信任，不是友爱，而是怀疑，是警惕，是厌恶，是攻击，是斗争。这一点，你从社交媒体上人们言论的攻击性，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更进一步说，这种冷漠更深层的原因，是现实的教育。一位朋友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位受害者的时候，也许你会想象，她是打你孩子的老师，是卖你有毒食品的老板，是判了你冤案的法官。当然，在当时的情境中，人们不会想得这么具体，但这样的思维定势会形成一种潜意识的积累。恻隐之心来自同类意识，我们都是人，都是同一种动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无论是我们的教育也好，还是现实的教训也好，都在拉开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加人们之间的隔阂。由此形成的，就是一个冷漠的，甚至是互害的社会。
　　说到这里，不禁让人想到这个讨论的本身。这件事情出来后，人们反响强烈，有谴责，有分析，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是一个社会应当有的正常反应。但即便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也隐隐约约感受到某种攻击性。有人刻意强调这件事情的地域性，一言不合，又变成了地域攻击。有人又对谴责和义愤进行指责，说，面对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只是进行道德和人性上的谴责，这种谴责是肤浅的，应当深究制度层面的原因。顺便，又把”浅薄的人们“奚落一顿。
　　进行深入分析完全是必要的，分析的道理我也是完全赞成的，尤其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更加知道深层社会原因的重要。但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对简单的谴责和义愤进行指责。我赞成深刻，但不赞成频频地用自己的深刻和高度指责别人。
　　深入分析者，您说的都对，但也得承认简单表达愤怒者存在的价值。难道社会对丑恶现象失去基于感情表达的愤怒，只落下孤零零的深入分析，才好吗？更何况有些所谓的深入分析，也不过是重复了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了无数遍的意思而已。
　　我知道，我后边这两段话是有点走题。之所以扯到这里，其实也是有感而发。我们这个社会太多的斗争了，太缺乏善意了，人们之间太多的攻击性了。就是在主张进步的人们当中，也是斗斗斗。
　　在一个社会里，人是多种多样的，见识不同，忙闲不同，角色不同，自我定位不同。在对一件公共事务表态的时候，人们的方式自然也不同。有激烈的，有和缓的；有直截了当的，有隐晦曲折的；有简略的，有详尽的；有简单表态的，有深入分析的。其实都是正当的，也都是为社会所需要的。所有这一切构成的合力，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

　　2012年3月26日在顺德举办的“中国·广东社会管理创新论坛”上演讲节录：

　　去年年底我连着两次到广东来，当时正赶上“小悦悦”事件，全省在反思“小悦悦”事件。我也是比较爱说话的人，我就多说了两句话。
　　我说小悦悦事件是值得反思的，但如果就是反思说人们为什么这么冷漠，这就反思错了。
　　确实，从摄像头看，当时18个人经过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人伸一把手。但如果你就反思这18个人为什么这么冷漠，我觉得反思错了。
　　为什么？我不相信这18个人都是冷漠的。我不相信这18个人在经过小悦悦身边的时候都是无动于衷，都是视而不见，我根本不相信这一点。我反倒相信这18个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内心里是有一种挣扎的，有一种思想斗争的：我伸不伸这把手。挣扎和斗争的结果是他没伸这把手。
　　为什么？多少年来，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如果你伸出了这把手，说不定会惹上麻烦，甚至惹上大麻烦。说得难听一点，如果被轧的不是小悦悦，如果是一条狗，说不定这18个人中都有可能有人会伸一把手，但是被轧的是人，他不敢。这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他就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你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但如果他经过一番挣扎，他没伸一把手，他不不敢伸这把手，这就不是一个个人道德的问题，是社会出了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社会当中人们伸一把手帮帮别人，就会弄出大麻烦？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正去年反思的不是我们道德的问题，是我们社会的问题，是我们社会的机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