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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拉斯:美国白人无产者和穷人过早死亡增加是21世纪“白色瘟疫”
送交者:  2017年06月02日07:58:4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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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

在美国过去的20年里,由于医生以完全不负责任的方式开的止痛药及其他压抑中心神经系统的药如镇静剂处方的过错,发生了数十万起过早死亡的事件。这些药物让人上瘾,这也是这些药物被禁止的原因,它们的后果是致命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过早死亡绝大多数是白人种族的个人,他们属于工人阶级和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及工厂已经关闭的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下层。领导阶级和寡头有影响的大人物非常谨慎地决定离开国家的这部分地区,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是“多余的”。

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和亲属们没有争取到为他们提供补偿,以弥补普遍的疏忽大意和导致上瘾及死亡的贪婪最低的可能性。整个政府和服从于寡头的媒体故意忽略报道传染病最终的原因和调查这些原因的结果,唯一可以看到和听到的是对问题古典一般冗长、夸张和表面的演说。

本文首先将检查传染病的程度和细节,指出最后的原因,在此之后对解决办法提出建议。

数字的比较

在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的协定中,美国和它们的差别是,美国青年人、采矿的成年人和中产阶级下层的成年人过早死亡增加的指数最高;这种过早死亡增加的情况甚至在非发达国家也没有出现过,战争期间除外。这种“毁灭”是美国自己特有的,集中在白种居民、穷人,他们生活在村镇、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对此还缺少研究。

这种现象已经不能掩盖:在过去的16年时间里(2000--2016),美国50至54岁的工人死亡率提高了一倍,从10万人死亡40人增加到80人。相反,在德国具有类似特性的个人死亡率从10万人死亡60人下降到42人,在法国从10万人死亡55人下降到40人。此外,在美国被遗弃的白人工人的死亡率与黑人居民和来自拉丁美洲移民相应的数字相比提高了。这种过早死亡数字的增加表明美国居民一个很大的阶层生活条件受到明显的破坏。这些死亡主要归因于自杀人数的明显上升,肥胖和糖尿病的并发症,特别是药物造成的上瘾,此外还有酗酒、毒品,特别是医生开的麻醉的镇静剂处方,包括一个很广泛的禁忌的单子。

某些所谓的“专家”认为,用药物“控制”恶习的问题和美国工人死亡率的上升,都归因于“世界化和全球化”。这是一个被称为“表面的”和“虚假的”解释事情的例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现象没有发生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日本、加拿大和英国,它们的经济由于“世界化”和现代的自动化,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看到居民的主要部分死亡的增加。

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工人的死亡率保持稳定在每10万人死亡约40人,或者说只是美国死亡率的一半,尽管这些国家有关人口的特性和世界市场的份额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在于美国的资本和统治的结构关注的是对劳动力的需要,而不是在经济变革运行的原因所需要的结果。

在美国白人成年工人报酬很低,幸运的是接受了中等教育,特别是从事手工劳动,他们的死亡率比上过大学的人高出三倍。这个类别的人口死亡率令人注目的增加符合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更高的比例,没有享受到雇主负担的医疗照顾。工业部门有保险和报酬高的工作岗位的消失在社会的这个阶层造成过早死亡的扩散。

换句话说,在劳动界不可避免的死亡增加的同时,出现将工厂迁移到国外,自动化,雇佣移民工人和没有保险的当地工人,他们按小时工作。所有这一切造成工人阶级享受的全面医疗照顾消失了,但是正好因为这一点大资本的利润率才能够不停顿地增加。在欧洲和亚洲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险的机构保持下来没有被触动,它具有普遍的特性,适当地履行使命减轻工作岗位更多的不安全和生活条件被破坏对工人健康造成的伤害。上述公共医疗机构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美国的医疗与工业化世界其他国家有效的医疗分离最明显的不同之一。

“奥斯康定”,“白色的瘟疫”

在美国工人死亡率大幅度增加的最后原因,首先资本家阶级决定取消普遍的医疗照顾,劳动者过去在工资下降的同时曾享受良好的条件。由于许多工作岗位被转移到国外的原因,加上收入的下降,工人不能支付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的消费,医疗保险费用和医生的接诊费、处方和药费意味着天文数字。在他们遭受事故的时候,也没有钱支付“物理疗法和康复”的费用,所有这一切说明他们宁愿给自己开有毒的止痛剂处方,在他们工作的同时能够忍受长期的疼痛。

其次,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助理医生)由于老板巨大的压力,让他们对待遭受长期疼痛和劳动事故中受伤的病人用尽可能少的时间,特别是医务人员拥有有限的资金。工资和特别的酬金一般取决于医生每天接诊的病人数量。开经典的处方特别是涉及麻醉药、镇静剂、抗焦虑药和安眠药的处方时,可节省医生和私人医院的时间和金钱。极少接诊发生事故的工人,对长期遭受疼痛的病人仔细检查病史,进行适当的检查、严肃的诊断,随后进行治疗,以后进行视察,所有这一切都要花很多钱。

制药企业生产数千万种合成的鸦片类药物,这是成本很低的生产,但是它们的利润是巨大的,因为它们提供的收益比所谓的“明星药品”高出很多。药厂的亿万富翁老板致力于止痛药和麻醉剂的生产,聘用推销员的“军团”访问医生和治疗疼痛的诊所,利用一个实际上缺乏规章的部门来运作,它完全远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监督。制药工业的保护者们支出数亿美元给政治家们和公共部门的头目,以便保护他们的利润,甚至以因药剂过量造成死亡人数的增加为代价,没有医生开出的鸦片类药物这些病人不可能活下去。在传染病出现时绝对缺乏国家的干预,这在工业化世界是没有可比较的。这种居心不良的冷淡证实存在一种清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具有官方的性质,它在最高层运作;这与过去最热心的法西斯主义的保卫者们关于专门的财富和优生学的理论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实践。

为了暗杀让大资本逍遥法外提供什么?

处方开出的麻醉剂中毒和将镇静剂、烈酒与麻醉剂混合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是过早死亡的第一个原因,在劳动界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应当出现在因药剂过量死亡的类别,对有服用麻醉剂恶习的工人医生给他开在街头卖的麻醉剂,到最后有这种恶习的人开始在医院接受治疗。尽管从来不能了解,街头的商贩是私人企业和那些治疗疼痛的诊所的伙伴。

因为药剂过量而过早死亡让受害者的朋友和亲属造成难以置信的痛苦,但是在“大资本”的眼里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由于这个原因这种传染病几乎被隐瞒了20年。州里民间的报纸习惯于用很长的感人的篇幅回忆去世的祖父,说到关于造成他们死亡的疾病并不缺少温柔的话语,同时对已经被辞退工作的成年父亲或母亲因药剂早过量而死亡则不露姓名,只有安静的哭泣。

工人因药剂过量而过早死亡大幅度增加老板的利润,因为这样减少了因辞退、抚恤金、工作中的安全措施和其他医疗照顾巨大的总支出,这些都来自企业的帐。取消罢工的补贴和劳动人口的缩减都降低用于帮助教育和服务的市政税,这也引起对社会服务需求的收缩。工人过早死亡的明显增加与财富令人难以置信的集中在美国大寡头的手里发生在同一期间并非某种巧合。

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和社会权利大幅度减少,加上劳动岗位更不安全,在劳动界流传着一种深深的恐惧。大多数时候工人恐惧地看待他的家庭因为失去体面的工作岗位随之而来的贫困,他继续工作,尽管会发生事故或是生病,为了艰难地撑到结束工作日,必须服用合法的麻醉剂和其他药品。用其他的药物克服不安全状态、焦虑和失眠,同时加剧了药剂过量的风险。在工作的地点居主导地位的恐惧和毒化的气氛迫使工人放弃请病假和通过企业和医疗保险渠道得到良好的康复理疗。

最“有效的”镇静剂正在受到大力宣传的支持,如“奥斯康定”,一般会造成更快的上瘾,带来致命的后果。制药工业的代表们访问诊所和医院,他们负责故意掩盖这些“奇妙的药品”会让人上瘾的危险性。工资很低的工人和没有工作的人几乎总是这类让人上瘾的药品受害者,开处方的医生忠实地效劳于资本家老板和大型制药厂。制药厂得到国家高层的保护,同时“中层”级别的官员负责保护业主和医院的医生以及治疗疼痛的私人诊所的医生。

这种通过药物过量的集体暗杀的主犯们得到巨大的好处,对他们造成的混乱却完全逍遥法外,但是对那些在街头小规模推销的人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们被关押在美国的大型监狱里。不存在联邦的、警察的或安全的机构敢跟踪和审理这些大型制药企业的老板们。实际上国家安全和司法的臂膀成为这种集体上瘾的同谋,尽管警察的特工对处方的麻醉剂没有更多的免疫力,护士和医务人员应当处理劳动事故的受害者。实际上服用麻醉剂药品过量死亡的问题影响到医务人员和安全服务人员(包括服用过多剂量经常发生的自杀情况,这些人由于服用麻醉品的过错失去了工作岗位),成为一个公共的悲剧,对此没有消息,没有任何人哭泣。从中东和东南亚打仗回来的美国士兵们也没有逃脱这个问题。

一个社会让资本家们逍遥法外的矛盾使这种导致死亡(“鸦片类药物的战争”反对过剩的工人阶级)的传染病持久化,同时国家支出数十亿美元用于关押街头的小摊贩和客户,这表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陷入了混乱,结果是不可能对公民进行有利的和应有的干预。

在去年美国的党内初选和总统选举中,电台和电视台对有关的竞选运动报道中,全国的政治家们很多次受到村镇的公民的质询,他们对由于麻醉剂药品的过错和和药物过量造成的死亡感到震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时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激动,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运动中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尽管她不停地对医疗领域取得的“成果”自吹自擂。

最近几个月在小的村镇和乡村检查到药物过量造成死亡的比例之高引起民众的动员,他们要求国家为此做点事情。如同预料到的一样,当时迅速联合了一小批学者、专家、有学问的人和私人的学会(非政府组织),他们要求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研究、培训和治疗”。让很多人染上服用药品的恶习的治疗疼痛诊所的老板们决定扩大商业范围,现在自命为“康复诊所”,目的是补充协会“支持”受害者的工作,这类诊所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这些机会主义的企业没有任何一家准备在政治上“教育”和动员因药品上瘾的工人和其他的公民,以便要求他们相信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像在其他存在药品上瘾问题的国家一样,这是有争议的事情。它们也不处理劳动事故的问题,工人被用鸦片类药物治疗,因为没有为他们提供康复和理疗服务。医务部门的专业工作者宁愿将病人送到治疗中心,在那里用药物处理恶习的问题,如美沙酮,这使病情加重,没有面对美国公共医疗机构破产的破坏性后果,这些机构掌握在私人医疗保险机构的手里,它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结果组织起来“关注”这些“病人”。

同样,联邦和州一级的工作机构和工会小心地避而不谈传染病对劳动力造成的灾难。2016年10月16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数百万正是工作年龄的人由于“疼痛和没有能力”完全处在劳动市场之外,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靠止痛的麻醉药生活。长期服用的后果是明显的:用这些药品上瘾的治疗破坏了工人的内部纪律,而这对工业生产是必不可少的。不可想象的是,德国和中国的工业家和领导人接受这类现象的长期后果。这几乎是一个暴露傲慢和令人不高兴的态度出色的例子,美国的政界和寡头用这种态度对待自己国家的劳动力。

暗杀和它的受害者由他们的社会阶级确定,而不是由“研究”或他们拥有的“信息知识”确定。制药工业的资本家们生产致命的商品,在数万个药房大量销售。这些商品的用户是劳动者和中产阶级下层的个人,他们成了药物毒害的牺牲品。

资本家和寡头自己没有求助于医疗保险最低的需要,他们有自己支配的专门的豪华诊所,受到有名望的医生和护士相应的治疗,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照顾。对他们来说从来不可能发生允许他们的病人被用这些让人上瘾的药物治疗。让人上瘾的药物破坏了数百万下层公民的生命,让医疗机构赚了大量的钱。尽管一个人从来不能看到更不用说访问那些豪华的诊所,不难理解让人上瘾的药物造成的致命后果。

举办乐观主义的盛会并不奇怪,美国的舆论注意到由于药剂过量造成大量死亡的问题,进行治疗的医院现在拥有它所需要的许多设施。

发动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鸦片类药物的战争”的资本家阶级对向总统候选人和其他的政党领导人捐赠数千万美元没有任何问题,以便确保国家任命的全国的督察机构当局努力保护他们的利润,而不是保护公民的公众健康。寡头对这些督察机构几乎享有全部和全面的豁免权。如果某一次发生有毒的药品偶然造成人的生命巨大损失的丑闻影响到他们在商界的高雅生活和精英们其他活动的时候,他们拥有媒体和官方“道德主义者”的“军团”负责将过错归因于受害者毁灭自己生活的不良习惯。

这些公司之一是普渡大学制药公司,它生产“奥斯康定”药,是萨克勒家族的财产,它的创始人属于美国文化的慈善者顶层人物。从1995年起开始转向镇静剂的生产,赚钱之多没有其他药厂可比,“奥斯康定”为普渡公司带来350亿美元的收入,萨克勒家族能够进入美国亿万富翁的顶层。对于萨克勒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任何保守派人士来说,都没有想到要搞一次“社会现实主义”的展览,揭示他们老板的药物造成数百万下层阶级个人的痛苦和死亡;但是事情发生了,“社会现实主义”在萨克勒和他的朋友们在国内强加的阶级分离已经不再时髦。

严肃和严格的关于人口演变的研究也显得过时了。一位食品和药品管理机构的前负责人认为,以不加区别的方式开鸦片类药物处方的时髦是“现代医学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但是在他主持该机构期间(1990--1997)没有做任何事情去阻止这种传染病。在他离开职务以后也没有要求关注其破坏性后果。实际上戴维·克斯勒博士直到不久之前才加入对鸦片类药物的传染病感到遗憾的人们的“合唱”,起因是摇滚乐的明星普林斯因服用药物过量而死亡引起反响,仅是在这个时候,2016年5月6日他才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大学的教授们收到国家和基金会的补贴,以便“研究鸦片类药物的问题”,目的主要是解释药剂过量的受害者遭受的心理上的混乱和街头商贩的社会病理。这分散了靠这种传染病赚钱的制药厂的注意,分散了资本主义统治者的注意力,正是他们为整个国家的集体中毒准备了地盘。但是,在大学里的上升,同事的承认,大量的研究补贴不是为了那些做傻事指出制药厂进行暗杀的人,指出危险的劳动条件、加班时间、支付很低、劳动事故增加、疾病和绝望的人,这些使工人从进行暗杀的企业手中转到“药厂爸爸”的手中,也不是为了那些敢于揭露鼓励劳动者求助镇静剂的毒品,不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医疗条件和工作条件、要求为他们的家庭有一个真实的未来的医生的人。

采取严肃的措施是紧迫的。因为“死亡的处方”的过错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和数百万有药品恶习的受害者的现实,应当要求建立一个特别的全国的检察院以专门的方式查清这种没有公布的传染病最后的原因,这些原因鼓励赚钱支撑社会的精英和国家的经济。

医学研究应当引导跟踪诈骗者和支持者广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从制药厂的保护者和州里腐败的负责人直到医生和记者,因为现在这种传染病影响到数千万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朋友、工作的同事以及他们生活的环境。儿童的卫士们在哪里呢?他们代表着乡村里受“奥斯康定”困扰的母亲的数万个孩子的利益,这些孩子出生时就有新生儿缺陷的征兆,这超出了乡村和村镇的医院的能力。

解决办法

形成药物上瘾和药剂过量而死亡的环节迫使有关机构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用村镇治疗中心典型的照片进行宣传。实际上必须坚决处理鸦片类药物处方的问题,审判犯罪的制药厂造成的后果,特别是跟踪剥削脆弱的工人、拒绝保护工人和不提供安全的劳动条件和适当的医疗照顾的资本家。对这个国家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强制进行根本的改造。

资本减少工资和工人安全的计划迫使有一支数量很大的后备军,他们是失业者和工资很低的劳动者。有很多本地的工人因事故成为残疾人,其他的人由于药品上瘾离开了劳动界,资本家应当求助于来自国外的季节性的劳动力,他们出生的国家已经负担这些劳动力的成长、学习,为生活和随之而来的支出做了准备。在其他的时代这叫做“智力的出走”,但是现在称“智力和有技能的肌肉”。由于其他国家为养活和教育后来移居的劳动力支出了资金,美国的资本主义和统治者能够大幅度削减用于教育和关注当地劳动者健康的社会支出。

在美国没有确定一个合理的移民准则来抵消这种现象的其他方式,以测定全国劳动力的数量和工作条件。必须限制资本具有的雇佣和自由地辞退美国工人的权力,资本毁坏整个村镇和地区的权力。

大型制药工厂的保护者们和官方的督察机构获知或是简单地忽视药品恶习和因药剂过量而死亡的严重问题,他们应当受到与杀人和造成伤害的罪犯同样的处置。决定开具毒性很大的大剂量麻醉药品处方导致药品上瘾和药剂过量死亡的医生们应当重新受到教育和处于监视之下,如果他们不想失去许可和被迫面对司法回答问题的话。他们从传染病最初的时候起,就知道这些药品的性质会造成上瘾。不少医生和助理人员自己被“引诱”,那些利用所谓“药丸工厂”的人开具处方和高兴地出售各种药品的人应当受到严厉刑法的惩罚,也就是说被监禁很多年。

医学的职业工作者可能已经决定斗争,以便使发生事故的病人得到康复和必要的理疗,正是由于他们的贪心和贪婪酿成了现在的灾难。这与美国政府聘用有名的心理学家发明拷打的方法实际上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还有人企图制造惊慌。不能不感谢和补偿那些抵抗开处方的压力和为了赚钱鼓励消费鸦片类药物药剂师、医生、护士和督察的机构,他们有时试图介入以便保护脆弱的病人,对问题发出警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职业生活中因为自己作为“揭发者”的行为曾受到报复。美国的医疗遵循的座右铭是“赚钱第一,其次是病人”,这说明美国是唯一出现现在的人口现象的工业化国家;这应当成为那些想在医疗领域建立“美国佬的原则”的国家的教训,特别是为了治疗长期疼痛采取的赚钱方法,它带来致命的后果已经人所共知。不久前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题为“奥斯康定是全球的,我们才刚刚开始”,称“奥斯康定是对国际市场的攻击:这几乎只是开始。”(2016年12月18日)文章仔细说明由生产鸦片类药物的制药厂花费巨资开展运动是为了在其他市场上扎根,这导致因药剂过量的死亡意外增加。

为了克服这场严重的危机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于全国建立一项由国家负责的普遍的公共医疗制度。必要的预算来自何处?来自取消对富人的免税,来自资金返回国家,对留在“税务天堂”的美国公司征收数万亿美元的利润,对巨额遗产征税。这可能是一项重新分配的措施,可能针对巨大的财富积累,由于这项措施,在教育领域、社会活动和失去就业岗位的人将会有机会。只有这个时候才可能看到在下降到社会下层的工人减少没有节制的鸦片类药物的消费,减少因药剂过量死亡的人数和死亡率的上升。必须对转移到国外的公司征税,以便打击资本外逃,对投机性质的交易如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强制征收1%的税。

一个提供全面照顾的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将大幅度降低昂贵的行政总支出。也将减少不必要和不大合伦理的治疗和方法,减少其他的诈骗的方式,在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中这是地方病。通过这种节省得到的资金将用于改善医疗照顾和相应的服务。

通过这些社会服务、司法和税收的改革,将做到支撑整个国家普遍的公共服务,依靠现在的联邦医疗照顾机构,在最近几十年对大多数居民已经产生良好的结果。此外,这样可能增强国家的劳动力,让他们拥有健康、报酬高、有效率的工人,他们有可靠的工作岗位。

美国现在和过去的统治者和其他政治领导人挥霍了数万亿美元的公共预算,用于无数次“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和“更换政权”的行动,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监狱机构提供资金,但是将过早死亡和对它的公民的伤害放到一边,这些都是由制药厂和医疗的专业工作者们采取“合法的”方法造成的。解决办法在未来几代人的手里,他们应当思考所做的事情,但是下层的人们有力地要求结束这场危机。被遗弃的工人和乡村的穷人第一次大规模投票反对“大型制药厂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选举亿万富翁机会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他们集中在受到鸦片类药物传染病破坏(以及工人的自杀)同样的地区。这些被遗弃的阶层历来被传统的政治家们轻视,候选人希拉里称他们是“不幸的人们”,不需要长篇演说就能说服他们支持建立一种国家的公共医疗服务,这是当前解决美国工人的生命和死亡问题的第一步。

此外,现在工业的演变采用先进的技术,如机器人、人工智能,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因为做到脱离部分工人,更多地剥削留下的工人,削减庞大的医疗照顾和抚恤金的支出。这种新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可能和应当用另外的关系取代,在这种关系中技术为工人服务,将每周的劳动时间从40小时减少到30小时,工资不变,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工人运动提出的一般要求。

但是这些变化将不是来自大学进行的“中立的”研究计划之手,老板为这些研究提供资金,也不是来自著名的私人协会(非政府组织)的“专家们”讲授的空洞的大学研究班课程。

对这场“使用医疗处方的阶级战争”,真正的反对将取决于团结和斗争。工人应当摆脱这场灾难。他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除了危险和堕落的服用药品的恶习之外,但是相反他们将有一个世界,赢得一个真正的未来。特朗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只有工人能够做到让美国再次站起来!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5月22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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