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卑鄙的心灵一面“崇高”的旗帜，就能即刻动员起无数跟随者，使得运动如火如荼、势不可挡——这不仅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能够发动和持续多年的奥秘，也是文化大革命乃至共产革命中的任何一次运动能够发动并取得成功的奥秘


　　老高按：今天是美国的国殇节（Memorial Day），这个联邦假日，是缅怀美国历代为国捐躯的将士；明天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具有追思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深远内涵，是中国的法定假日。身为在美国的华人，遇到这一美一中两个节日联袂而至，感受格外丰富。在此向所有网友、读者祝贺节日好！
　　上个星期五（5月26日）下午，邀请前知青、现在在美国从事金融投资的任国庆做《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第35期的嘉宾，访谈的题目，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中国农村带去了文明吗？》，两天多来在YouTube上已经有七千多的浏览量，观众还争论得颇为激烈，多数是支持和鼓励，也有很尖锐的批评。请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pfTDrKZaA&t=517s

　　还有这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6HmVpYiaA&t=20s

　　另外还有些朋友，看完這一期节目之后，又追看任国庆前一次（4月10日，《历史明镜》第25期）所讲的内容，并通过种种方式将看法反馈到我这里。
　　观众踊跃和讨论热烈，说明大家关注49年前启动的知青运动，促使我将任国庆的长文《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民族灵魂之窥伺》全文剩下部分，分成两篇，今天和明天各刊出八千来字。
　　任国庆在本文中所写、在节目中所讲（他接受访谈的内容，与文章有关联，但不完全相同），有相当的冲击力，但也有若干论点和论据，我感觉值得商榷和争论。根据一些观众的要求，《历史明镜》节目将邀请任国庆先生再次当嘉宾，继续阐述他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心得。


　　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

　　——民族灵魂之窥伺（第四节到第七节）

　　任国庆，原载电子网刊《记忆》

　　四．下乡的强迫性

　　著名知青历史研究者刘小萌先生在他的《中国知青史》中这样描述“老三届”下乡前的精神状态：“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当我们把所关注的对像对准“老三届”群体，而不是“老三届”的个别人物时，便会发现如上描述不仅仅大失于真实，而且大失于肤浅。且说“老三届”参加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参与红卫兵运动的老三届，充其量也只是一部分人，（多数是名校当中的所谓“优秀”生），而不是大多数。另外积极参与红卫兵运动的“老三届”其目的也绝不是“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积极参与文革的动力，对于多数人来讲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嫉妒心、虐待欲和破坏欲的群体爆发。他们在文革中的恶行，都是潜藏在他们内心，早就想做，但因缺乏合法性而不能做的。至于“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及“永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等等口号都只是满足自身暴力欲望的堂皇借口。
　　至于下乡却又同红卫兵运动大不相同。
　　从“人民公社化”开始国家把中国全体公民依据获取生存资料方式不同而划分成了两个等级:从事农业劳动的叫做农业人口，其余叫做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并没有放弃从事农业劳动，选择非农业劳动的自由。从此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被绑缚在并不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上，使得他们离开土地便无法生存。由此中国农民失去了自奴隶社会解体以后数千年来始终具有的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
　　中共建政后照搬苏联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使得这两个等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准相差悬殊。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消费比例据官方统计1967年是1：2.26（《失落的一代》作者潘鸣啸），这仅仅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对于了解城乡状况的人而言其差异恐远非如此。除此消费比例之外还有，城市人口享有的以商品粮供应为代表的许多特供商品；优越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与“面朝黄土背朝天”强体力劳动形成鲜明对照的工业生产劳动方式等等，等级差异，何啻云泥！
　　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两个等级的尊卑不等。农业户口就是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成为中国全体农民可望不可即的终身理想。上山下乡毫无疑问意味着知青们将失去“城市贵族”的地位，而沦落为低等级的农民。虽然他们在理性上不一定认识到这是等级身份的贬黜，但本能上的恐惧和反抗是知青群体的深层心理反应。
　　“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和“矢志以求的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在“老三届”某些人那里或许是存在的，但若说这是“老三届”的群体理念则与事实相距甚远。
　　刘小萌先生的说法高估了“老三届”群体对“革命理想”的忠诚，低估了人性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强迫性。
　　上山下乡运动的强迫性是毋庸置疑的。
　　毛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大城市的政策基本一致： 66、67、68届初中，高中共六届学生“连锅端”，一个不留。其中包括独生子女，父母有病需要子女照料的，或本人有严重疾病不适合农村生活的都没有例外。
　　仅以天津为例，毛指示下达后第二天就全面掀起了动员高潮。普遍的做法是办“九结合学习班”。所谓“九结合”是由这样的九个方面的人员构成:
　　1，被动员的学生本人；
　　2，被动员学生的父母；
　　3，外校红卫兵；
　　4，学校革委会和工宣队；
　　5，军宣队代表；
　　6，父母亲单位革委会领导；
　　7，街道居委会；
　　8，当地派出所；
　　9，医院医生。
　　这九结合是精心搭配的，他们可以解决动员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首先，父母亲单位对被动员对像的父母停职、停薪，直到自愿报名下乡为止。这是以剥夺生存资料为威胁的手段，当时俗称“端鸟食罐”。如果父母亲有病需要照顾，或者被动员对像本人有病，医生代表当场进行体检，结果不言自明，有多么严重的病也会被证明无病。一旦没有理由仍然拒绝报名，红卫兵当即跟上，三班倒昼夜24小时“熬鹰”、家门前贴大字报、批判、戴高帽，游街、批斗、毒打、抄家。从强迫手段来看，其惨无人道不亚于“老三届”揪斗“牛鬼蛇神”。不同的是揪斗“牛鬼蛇神”只有青少年学生参加，而动员上山下乡参加者则包括教师、军人、工人、干部、医生、家庭妇女、警察等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他们的凶残和狡诈比红卫兵更胜一筹。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家中也有自己的子女被迫下乡，甚或也处在被动员的地位，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在动员别人时有稍微的同情、手软，而是相反，正因如此他们反而更加凶残。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有一杆崇高的旗帜，多么卑鄙的事情都能够做出来。
　　此类动员在全国各个城市纷纷出现，其形式虽有小异，实质没有例外，都是强迫不报名的人报名，逼迫不自愿的人自愿。
　　如果动员者真诚地认为自己在干着一件正义的事业而兴奋，而残忍，而快乐，那么不管上山下乡还是文革多么残忍，给民族，国家带来何等灾难，我们也能够从中感到一丝安慰，因为那毕竟还有一分真诚，一分崇高，一份良好的愿望，那能够算得上真正的悲剧！然而当你了解全部事实之后会大失所望：动员者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感到自豪。甚至他们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做着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一点跟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抄家，让他们家破人亡完全一样，使他们愉快得战栗的原因是他们能够打着堂皇的旗帜把别人送上祭坛！
　　当年“老三届”把“牛鬼蛇神”送上了祭坛，紧接著“六九届”又把“老三届”送上祭坛，不久，下一届学生又把“六九届”送上祭坛。给予卑鄙的心灵一杆崇高的旗帜，运动就能如火如荼势不可挡。这不仅仅是上山下乡运动能够发动的奥秘，也是文化大革命乃至共产革命中任何一次运动发动并取得成功的奥秘。

　　五．谁养活了插队知青？

　　知青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插队落户，大约占下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另一部分是兵团，75年以后陆续改为农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兵团是供给制或者工资制。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着兵团的运转，这里不做讨论。
　　对于插队落户的知青而言，他们跟当地农民的经济关系，在生活资料分配和生产资料占有方面是侵占者和被侵占者的关系。
　　当时中国广大农村都处在粮食匮乏的状态。任何一个生产队的土地都是一个有限的定量，知青的到来不仅仅不会增加土地，也不会增加土地的产出，甚至由于知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他们从感情上对农业劳动的厌恶、蔑视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不负责任，反而会造成减产。
　　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较为复杂。由于地域广大，各地也有不少差异。但以工分制为基础，按劳分配的基本框架是完全一致的。仅以河北省承德地区为例，可见一斑。
　　农民的收入基本是两块：口粮分配（以粮食为主，包括柴火、蔬菜、食物油等农副产品）和分红（现金分配）。
　　口粮分配又分为两部分:
　　1，基本口粮。这是按照人头配给的粮食供应额度。按年计算，多数地区成人每人300斤，未成年人250斤。值得提醒的是这个数字指的是“毛粮”，即带皮的粮食（稻子，麦子，谷子，高粱，玉米等）。把毛粮加工成可以食用的粮食前者和后者的比例是1:0.75左右。以这个比例计算，成人一年的基本口粮只能加工成225斤可食用粮食，每天只有6.1两，可见这只能是维持生命的最低食物供应量。基本口粮首先来源于农民所在生产队的产出，如果生产队产出不够分配基本口粮，国家则以平价补足基本口粮的数量，其补充部分叫做“返销粮”。基本口粮的价格是国家规定的平价粮食，生产队产出的基本口粮农民是用工分折合成现金购买的；返销粮是要农民掏现金购买的。
　　2，工分粮。即根据劳动所得工分之多少所分得的粮食。这部分直接跟生产队产量挂钩，产量高就可以多分，产量少则少分。生产队所产的粮食第一要保证基本口粮，其次是保证完成上缴公粮的指标，再次才是工分粮的分配。即所有产量减去基本口粮，再减去公粮，把所剩数量平摊到每一个工分上，分配给工分所有者，这部分粮食农民也是用工分折合成现金购买的。
　　分红即生产队现金分配。现金来源是交售公粮和出售农副产品所得。
　　如上所述，知青到来使得工分总数增加了，而粮食产量，和农副产品数量却有减无增，会导致如下情况发生：
　　1，本来所产粮食够基本口粮分配的，由于知青到来导致基本口粮不够分配，农民还要出钱购买“返销粮”。
　　2，知青到来导致工分粮分配减少。人均所能吃到的粮食减少。
　　3，交售公粮数量减少，使得现金总收入减少。
　　4，工分总数增加，工分贬值。分红减少。
　　5，农副产品分配减少。
　　因此知青的到来就是抢了农民的口粮，抢了农民的钱。
　　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虽然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生产队农民只拥有使用权，显然知青到来分薄了他们的使用权。此外，虽然知青每人都有国家分配的购置农具的资金，然而那些资金只够购买个人用小件农具，如镰刀，铁锹，锄头之用。而大型农具，如拖拉机等大型机械，大车，大牲畜、耧、犁、获、耙大型农具等，以及农业基本设施，如水井，水库，磨坊，油坊等，则都是生产队长期积累的资产，所有权属于农民，不属于知青。知青到来均分了这些生产资料，实际上是侵占了农民的生产资料。
　　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下，知青的到来已然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对于饥寒交迫的农民不啻雪上加霜。毛主席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他们“跟贫下中农划等号”，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若不参加劳动，就是表现不好，则对农民利益侵害最小；他们干的越多，表现越好，对农民利益伤害越大。毛主席的要求和农民利益形成了对立。这种状态不仅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甚至大力鼓吹者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到，没有看到的。没有疑问这是上山下乡运动最后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上山下乡运动推行的13年中，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来维持着运动进展的，是农民养活了知青。
　　知青下乡同时也给知青父母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于知青并非土生土长那个的当地人，其劳动能力无法跟当地农民相比，加上知青的“城市贵族”的心态，使得他们绝大多数都不能够像当地农民一样自己养活自己。所欠缺部分责无旁贷地落到了知青父母的头上。家有一名知青，就如同一个“无底洞”。每年探亲往返路费，衣物置换，生活费用，携带物品等等花销，使得每一个知青家庭不堪重负。
　　上山下乡表面上看来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实际上不过是把城市就业的危机转嫁给了农民和知青家长。

　　六.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

　　似乎毋庸置疑：知识青年给农村带去了文明。但在上山下乡运动发动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时会发现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这一说法究竟能否成立首先取决于如何解读“文明”。
　　笔者认为，文明的终极价值在于对人性（human nature）的解放。数千年世界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性逐步被解放的过程。从大的历史趋向看，文明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若以这样的解读作为文明的标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知青是否具有文明？因为只有他们具有文明，才能给农村带去文明。
　　如前所述，在知青出生、成长直到他们下乡的年代里，中国跟世界文明的发展是相隔绝的。就整个群体而言，知青缺少科学知识。他们的世界观来自于国家主流教育所灌输给他们的单一的、被扭曲的伪共产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来自于“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等机械的，荒谬的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虽然他们对这些已然荒谬无稽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一知半解，但他们随时都会用这些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残忍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他们坚信不疑的真理，盲目地对毛的个人崇拜成为了他们的共同信仰。这就是知青的基本文明状态。然而这些跟世界文明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
　　此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知青比起虽然文化知识缺乏，虽然愚昧但依然保持着本真天性的农民来，孰优孰劣殊难确定。因此说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也就失去了依据。
　　对文明的另一种解读是把文明理解为“文化知识”。以这种解读去解释“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从一定程度讲言之成理。特别是知青中的“老三届”，他们受过较为完整的基础教育。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在当地农村有着一定的优势。他们在下乡期间对农村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是不容否定的。然而对全体知青却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69届”以下的知青，他们自己只有小学以下的文化知识，给农村带去他们自己都不具有的文化知识也是不可能的。
　　再有一种对文明的解读则是所谓的“城市文明”。其实在“城市文明”这个概念中理所当然的包括了两个不同的内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生产方式则是生活方式物质基础，生活方式是依赖这个物质基础而存在的。笔者相信，这种对文明的解读所指的应当是城市的生活方式。
当数以千万计的城市学生进入农村时，不同的文化的影响是互相的，不是单向的。当“城市生活方式”一经来到农村，便已经失去了它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进而也就失去了它自身。虽然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追求优越的生活方式的原始动力，然而这种动力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物质基础的限制。
　　农村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是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下乡知青没有能力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而且虽然挣扎，却难以逃脱连同自己也一起陷入了这种依附关系之中。因此当下乡知青所带去的“城市生活方式”跟当地农村的“本地生活方式”发生碰撞时，后者虽然落后，然而立即显示出它“强势文化”的优势，而“城市文化”的力量显得极其微弱和不堪一击。
　　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是，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是要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正是当时大力提倡的优秀品格。而对于知青的要求则是“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跟贫下中农划等号”。所谓“城市文明”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而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的。知青给农村带去城市生活的文明，在这种状态下实非易事。
　　假如所谓的“城市文明”能够对当地农民生活发生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只能是文明最表层的东西，例如早晨刷牙，晚上洗脚，以及一些较为新鲜的衣服样式等等。然而随着生活的困窘和艰难岁月的消蚀，就连知青自身也都陆续放弃了这些被认为“文明”的生活习惯。
　　这一点在留守知青的生活现状中无一例外地得到了证实。在返城大潮过后，有极少数知青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回城。四十年后今天的他们，城市青年学生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所谓“城市文明”被当地的文化彻底同化了。不是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明，而是知青走向了野蛮。

　　七．谁是受害者？

　　生产建设兵团是上山下乡的一个组成部分。
　　1970年10月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领导小组写给中央的《关于生产建设兵团会议的报告（摘要）》是这样阐述建设兵团的性质的：
　　“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战时一面作战，一面坚持生产。”
　　兵团知青的生存境况作为知识青年生活的聚集地，从一定程度上更为集中地表现了知识青年的特征。
　　纵观全国各个兵团的历史，都有一个从初期的纪律严明，意气风发，转变为理想破灭、人心涣散，颓废堕落，直至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解读这个由盛及衰过程对于理解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破产的必然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大事件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所谓“奸污女知识青年”事件。此类事件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是普遍发生的。一篇文章讲了这样的事情：“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十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这一资料需要核实。我感到疑点多多：a，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掀起运动，到1972年，这个安徽某县就安置了“数万知青”？b，首次开展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当时全国能招多少新生，一个县总共能推荐多少人，贫下中农子女不可能不占多数吧，竟然知青“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c，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七十余人”幸运被推荐上学，其中有“七十名女知青”！男知青只有一两人、三五人？——老高注）
　　这样的事件在知青成堆的兵团更为普遍。中央政府对“奸污女知青”事件十分重视，不仅仅三令五申严厉禁止，也曾大开杀戒，企图杀一儆百以求禁止这种风潮。中央曾经多次派遣调查团前往事发地点调查处理此类事件。第一个派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结果以第十六团的两位团级军官被判处死刑而告结束。第二个派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结果以一个独立营长和一个连长被枪毙而了结此案。结果不仅仅没有止住这种潮流，而且愈演愈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问题。
　　奸污女知识青年的人，上至兵团司令，下至师，团，连各级首长，都有所发生。内蒙古兵团四师副师长一人奸污女知青38人。内蒙兵团某团共有6名党委常委，其中有4名犯有奸污女知青罪行。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最高首长，兵团司令何凤山也严重犯有的奸污女知识青年罪行。这个事件可被视为导致内蒙兵团败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讨论此类事件之前首先应该把“刑事犯罪”强奸案同“权色交易”案件区分开。当然在知青下乡过程中，发生过刑事犯罪分子奸污女知青的案件。那属于刑事犯罪案件，其性质跟社会上强奸案件没有区别。因此这种案件本文不做讨论。
　　历来在对待“奸污女知青”事件上人们往往把指责的锋芒仅仅对准犯案的男性长官。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理上也仅仅给予案犯男方严厉的处罚。女方则作为受害者受到保护。其实，这是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的正确态度。然而对于发生在知青中的这样的案件如此不做区分一概如此处罚，却不可避免的忽略了事件的本质，进而也忽略了这个事件更深层的社会因素和人性因素。
　　除去刑事犯罪案件之外，说到根底所谓“奸污女知青”事件的本质是“权色交易”。而此类事件所涉及的女知青也并非全部都如同人们所理解的“无辜的受害者”。兵团战士在边疆，所面临的是恶劣的气候，闭塞的交通，常年饥饿、极度劳累等等艰难的生存环境。政治上则面临着严格的思想管制、永无休止的“改造世界观”和噩梦一样的“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厄运。这种艰难的生存条件对于女知青就显得更加艰难。剥去“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堂皇的外衣，裸露出的是摆脱个人厄运的本能反应。摆脱厄运的途径十分狭窄，只有入党、提干和上大学等为数极少的机会。然而决定这些机会给谁的权力则掌握在各级现役军人手里。至此，权力寻租的充分条件已经具备，权色交易无法避免。
　　摆脱厄运是每个人的需求，而机会只有极少数。推荐上大学每年不超过总人数的1%，入党提干也不会高于这个比例。在这种供需悬殊的“市场”中，“女色”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场竞争的硬通货。
　　并非所有现役军人长官都有可能成为“权色交易”的罪犯。而是只有那些有权决定知青命运的首长才有可能染指女知青。而那些“受害者”，多数成为改变命运的受益人，绝少有例外。知青的命运对权力的依附性，是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在这样的事件中也使人看到在人性（human nature）之下，道德、操守、尊严、人格在残酷的生存条件下的不堪一击。只要命运依然被权力操控，“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就不可避免。
　　当这种“权色交易”在知青中成为一种无法掩盖的普遍现象时，对广大知青的心理冲击是强烈的。本来入党、提干、上大学等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对于工作优异者的奖赏，虽然渺茫，但毕竟是希望，也是为数颇多的知青努力工作的动力。当这个“希望”被个别人以肉体交换的手段“截和（音“胡”）”时，努力工作就失去了动力。这是兵团最后彻底溃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到本节的起点：谁是受害者？如果我们能够彻底摈弃肉体快乐、占有欲的满足、以及摆脱厄运、出人头地等等最为世俗的价值考量，而仅以人类共同的最基本道德作为价值标准的话，此类事件的受害者恰是权色交易的双方。不管他们是否因东窗事发而受到惩罚，他们各自都伤害了自己的尊严和良知。世俗价值的获得尤恐难以修复心灵的创伤，这种耻辱在他们内心恐怕终生都难以磨灭。
　　固然案件双方并不是没有道德缺陷的。然而当严厉的惩处，甚至死刑都没能制止这种事件继续蔓延的时候，指责他们的道德，乃至严惩他们显然并没有找到事件发生的根源。值得指责的是产生这种事件的制度。人性本身就是那么脆弱，制度却要把人性放到严酷的环境中严加考验。人性是无法改变的，那么应该指责的，应该改变的是什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