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乡客 前两天晚饭后散步，如常地用手机收听音乐台的节目，入耳的是非常熟悉的旋 律 - 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于是中途开机，已经奏到第二乐章的 尾段。边走边听，回忆起八年知青生活中通过“收听反动电台”接触到的大量 西方音乐作品。我还想起了，到香港之后所买的第一张 78 转黑胶唱片就是 David Oistrakh 所演奏的这一首乐曲。 我出生在东南亚一个小国，记忆中小时候除了在社会上能听到侨居国的歌谣之 外，生活中接触得最多的是“新中国”和苏联的歌曲。至于记忆最深刻的苏联 歌曲是《青年团员之歌》（也有译作“共青团员之歌”），因为每当报社的大 哥哥大姐姐或叔叔阿姨受到感召，回国参加建设之前，报社例必举办欢送晚会 ，晚会上一定会有这首歌。大家兴致高昂地唱着“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 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 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接触到革命歌曲的对立面“靡靡之音”倒是在回到广州求学之后。我那时在学 校寄宿，有时周末会到监护人的家里吃顿饭。监护人布伯伯在单位上是党政一 把抓，长年住在单位里，伯母自己住在中山五路的单位宿舍。我进学校之前就 和伯母一起住在那幢宿舍楼的三楼。记得有一个周末，我经过二楼的过道时， 看到两个大哥哥在摆弄一台电唱机，我就过去凑热闹。其中一位“萧哥”和我 比较熟，拿起一张唱片问我在国外是不是经常听这些歌曲？我一看唱片封套是 一个女人的大头像，上面是《给我一个吻》这几个字，我摇摇头说没听过。萧 哥一脸的不相信，从唱片套里拿出唱片，放到转盘上，一阵沙沙声响之后，一 种我不曾接触过的乐音响起来，一把女声嗲嗲地唱起“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 以......”萧哥他们两人跟着唱起来，身体还不停地左右晃动，令我感到很新 鲜。我在二楼逗留了很长时间，听了好多首“时代曲”，唯一记住的只有那首 《给我一个吻》。伯母知道我和萧哥在一起，有点不高兴，说他思想落后，以 后少跟他来往。隔不久，听说萧哥就去了香港和他的父母团聚，我自然没机会 再见到他。没想到三十多年后，我和萧哥在香港竟然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 我中学里的一位好朋友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自己制作了二极管收音机， 上课的时候常常托腮作思考状，其实是在听广播。他的家里还有一台大的电子 管收音机，我们上他家玩的时候，有时会偷听短波国外电台。那时干扰很厉害 ，听得特别费劲，大家享受的不过是那种“深夜闭门读禁书”的感觉，而且只 能偶一为之，家里大人在的时候决不让我们胡闹。我到了珠江三角洲当知青之 后，才真正常常有机会“收听反动电台”。 相对于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们，我的“装备”比他们强。那年我们下乡的“标 准装备”包括每人一顶写着“务农光荣”四个大字的大竹笠，一床棉被，一领 蚊帐，那都是由每人的“安置费”里支付。我却多了一床“私伙”的丝棉被和 一台“标准牌”半导体中波、短波收音机，是两年前妈妈回国看望我的时候带 来的。由于不想我在学校里太张扬，收音机一直由布伯母保管着，下乡前夕才 交给我。收音机体积不大，大约是 20 X 15 X 5 公分的样子，像一块扁砖。外 面还有一个深褐色的皮套，在那个年代算是很时髦的物品。 我们下乡的地方是位于斗门县的国营农场，离澳门很近，属于“三级边防区” ，进入那个地区要持有“边防证”。我们到了农场不久就发现能够轻易收听到 香港和澳门的电台。同学之中也有无线电爱好者，带得有自己组装的二极管收 音机。还记得最先令我们着迷的是“商业电台”播放的“占士邦系列”。每天 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几个调皮鬼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到床上，脊背向外 ，把带着“耳塞”的那只耳朵紧贴枕头，追听 007 的故事。不过到了农忙时节 ，工时特别长，大家都累得不得了，回到宿舍洗洗就睡，“收听反动电台”的 不良现象自然而然地就消除了。除了开始的时候随大流听电台故事之外，我听 得更多的是电台的晚间音乐节目，尤其是农闲的时候，每天临睡前都要听一阵 “商业电台”那个《夜曲》栏目。栏目的开场曲是圣桑的《引子与回旋曲》， 多年没改，那几年的主持人也一直是李斯曼小姐。八年里，原来对西方古典音 乐所知不多的我渐渐有了些认识。虽然白天免不了要唱“语录歌”，晚上却可 以另有选择，生活便不尽是无奈。农闲的时候，我们星期天休息，我有时会把 那台收音机装进帆布书包里去爬生产队后面那座山。山路上人迹渺然，我可以 用喇叭听音乐，偶尔遇到上山砍柴的人，把音量调低就是了。那座山不算高， 据说海拔四百米左右，上山之后向南望去是一片不见边际的大海，令人心旷神 怡。在山上找一块石头坐下来，幻想着未来的日子，虽然模糊，毕竟有盼头。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无远弗届，我们那块边地也云水怒了，也风雷激了。一 不留神，我竟成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黑手”，和那些原先在台上坐着的领导 们一起，脖子上挂着名字倒写，上面还有一个大交叉的纸牌，在分场的各个生 产队接受革命群众的巡回批斗。关于我的罪行有一项就是“长期收听反动电台 ”。刚被关进“牛棚”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不忿，当“牛鬼蛇神”的队伍逐渐 扩大，“牛棚”一再增容的新形势下，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我的案情并 不复杂，随着运动的深入， 我这类小土豆渐渐被边缘化了，不提审了，也不用 写“交代”了。我就有了很多时间自省和观察其他人是怎样应对这种“非常人 ”的生活，竟然有了一种新的体会。那段日子，“四个伟大”的领袖时不时发 出“最新指示”。每当这种时刻，“牛棚”外的革命群众自然是敲锣打鼓，山 呼万岁！ “牛鬼蛇神”们不配参与庆祝，只能从小窗口向外张望，心中盘算着 哪一天可以回到街上。有一个晚上，我们在熟睡中被“牛棚”外的锣鼓声和欢 呼声惊醒，根据口号的内容可知领袖又发布“最新指示”了。那时有“宣传最 新指示不过夜”的说法，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我转个身继续睡觉。忽然有人 硬要我起来朝小窗外看，我很不耐烦地问他要看什么？他指着游行队伍前头， 两个人抬着的一个小架子问我，架子上那台收音机是不是我的？我看了一眼， 正是陪伴了我不少日子的好伙伴，在群众的喧闹声中播放着中央台播音员字正 腔圆地诵读着的“最新指示”：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 分的余地。 我在“牛棚”里总共呆了不到一年，由于“表现好”，最早结束了被羁押的状 况，发放到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过了几个月，又被定性为“犯错 误的好人”，宣布“解放”，并声称会消除与“牛棚”有关的档案。我对那些 都无动于衷，最开心的是他们把那台收音机完好无损地交还给我。在后来的日 子里，我继续过着白天劳动，晚上有机会就收听“反动电台”的生活。听音乐 之外，还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鲁迅反对江青”栏目。“九一三”事件 发生的第二天，我就通过香港电台援引日本 NHK 的推测，知道中国大地上发生 了一起“大事件”。后来，在“外语学院”任教的一位兄长送我一套内部发行 的《英语九百句》。我在学校学的是俄文，得到那套书自然非常高兴。由于没 有配套的磁带，我只好在晚上按时收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语音教程，打下了 学习英语的基础。那套节目用普通话教授，做练习才用英语，播放时段大概在 晚上七、八点，对我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时间。有一天晚上，负责知青工作的 副队长“五叔”到宿舍来看望我们，我正通过喇叭收听英语教程，来不及关上 收音机。“五叔”问我在听什么？我硬着头皮说是中央台的英语课程，还特意 把音量调大。“五叔”听到收音机传出英语和普通话的句子，不知听出什么没 有，只是微微点头，背着双手走了。虽然同学们愿意为我保守秘密，为安全计 ，我后来一直使用耳机收听境外电台节目。通过那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那个 边远的农耕之地得以接触到其他地域的文化，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为后 来脱离大熔炉，回归大海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