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有关“文革”初期红卫兵走上社会，不但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破四旧”，对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也毫不留情地“坚决打倒在地，在踏上亿万只脚”；他们的暴行是令人发指的！红卫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也就是“阶级敌人”残暴对待，竭尽侮辱之能事走在前面，后面还有“革命人民”欢呼雀跃拍手叫好，“红五类”更是耀武扬威（“出身”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我当时是北京市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对1966年所谓的“红八月”的感受仍然记忆犹新。在那个月每个闷热的夜晚，四周四合院里不断传来“抄家”的动静，殴打声、谩骂声和惨叫声此起彼伏。因为我父母都是由“政治历史问题”的，我当时生活在恐怖之中。据说那时也有红卫兵到我们家来看过，觉得“很穷”，就放弃了“抄家”的念头。

  网上有关当时中国大陆“革命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在精神亢奋状态下，对“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残酷无情的种种施暴（甚至有些农村发生屠杀现象，甚至吃掉“阶级敌人”的内脏的行为）比比皆是。我“上山下乡”去的黑龙江省山河农场。到这个农场的北京“知青”情况比较特殊，都是内蒙古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要的人。我们这批剩下的学生很大一部份是所谓“出身”不好或者“家里有政治问题”的（意思是家长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没有定案”），另外一部分是平日在学校和街道上“政治表现”不好的，也就是近似于“品行不端的流氓地痞”。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我们这批北京“知青”中父母在“红八月”被残酷打死的，或日后不堪人格屈辱自杀的可不是极个别的现象。我这里就不讲了，网上有关资料有的是。我现在想问的是，为什么施暴者如此凶残？

  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应该记得雷锋这个被中共大力树立的全民榜样。据说“雷锋（1940年12月18日－1962年8月15日），原名雷正兴，是一位生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今望城区雷锋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士及共产主义战士。他于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毛泽东于1963年3月5日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雷锋一直被中国共产党塑造成党员革命象征与模范，几十年来不断在媒体上宣传“学雷锋活动”，将雷锋作为在中国大陆人民学习的榜样；包括“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等宣传歌曲，要求政治思想上紧跟随中国共产党。

  据说在雷锋的日记中有这样的内容，“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句话大概可以归纳为毛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为什么要“全体革命人民学习雷锋”。既然“对待敌人（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那“文革”初，“革命人民”就该在中国大陆社会上对“阶级敌人”“冷酷无情”。的雷锋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家里很穷，父亲、母亲、哥哥、弟弟，都死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手里，这血海深仇，我永远铭记在心。”看看，如此绝对化、概念化仇恨被渲染的有多大！“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理应认为，他们的暴行是“革命造反行为”，是对“阶级敌人”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清算；“革命人民”当然也要为之叫好。这当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从中“反右”之后，中国大陆社会便事事处处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越搞越走向极端。基本上就是体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我在网上摘录了下面一段话：

  1957年10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些对阶级斗争夸大化、绝对化的提法，一度成为流行口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断然否决。（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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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中共主导的文化宣传上，以上论调不断地加码，特别是在教育口；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被中共如此反复“洗脑”的大陆年轻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可以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

  可是，为什么到了“文革”开始，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才去清算“阶级敌人”了呢？实际上这与毛发动“文革”“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直接关系。“文革”前，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大陆社会对待“阶级敌人”是“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在“群众专政”中进行“监督改造”的。并没有要彻底“清算”的意思。这些“阶级敌人”本来就是“死老虎”嘛，基本上已经没了人格，哪还敢图谋造反？

  可当时病态的毛泽东处心积虑地通过阴谋诡计搞“文革”，他要把他的“同志们”一起搞掉，并雄心勃勃地设想“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要干什么呀？他有个一生梦寐以求 的“乌托邦”设想——贫穷，但物质上尽量平等，民众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中都像牲口一样地简单，每个人都成为“雷锋式”的“螺丝钉”。然而，他从中共建国后就明白，他的“同志们”和他的理念是不同的。最终他孤注一掷要通过“文革”建立他的“乌托邦”。可毛泽东不惜“天下大乱”的这么一搞，中共官僚机构一下子瘫痪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结果我们都已看到，那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极其残酷的暴行！整个社会失序。

  我想提请人们注意的是，怀着“阶级仇恨”“清算阶级敌人”的“革命群众”可不认为自己有多么残忍。他们觉得自己惩罚“敌人”的行为是最“革命”的，最“正当”的。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嘛。

  “革命人民”在中国大陆人口中是怎样划分的？95%的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剩下则属于“阶级敌人”。这95%中“好的”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比较好的”（不是“红五类”，但也不属于“阶级敌人”，也就是没“红五类”那么“红”）要尽可能地保持在“革命队伍”中；那么他们的政治表现就在于对“阶级敌人”的冷酷无情上。至于“红五类”们也绝对地要对“阶级敌人”“冷酷无情”。如此，“文革”初期的在社会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能不血腥嘛！而中国社会又是向来不讲究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悲剧发生了！

  这个帖子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不过我又想多说几句，而且是一些揣测。我以往总表示，反对对历史人物主观意识的推断。我觉得还是注重客观后果最切合实际。可这里我却对毛在建国后的主观意识进行猜测了。如此，读者们对我的看法不必当真；这仅仅是个人主观看法而已。

  毛建国后渐渐感到他成了孤家寡人；也就是他的“乌托邦”理念不被中共的官僚阶层认同。这是毛和刘少奇、周恩来们的思想矛盾。但毛有着绝对的权力，他一意孤行地搞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结局是国民经济遭到空前的损失。他也只能在表面上“承担责任”。但毛骨子里是觉得刘少奇们从中作梗，让自己的路线破产。这时毛越来越想把刘搞掉。方法是什么呢？提出越来越左的的理论，让刘少奇们不认同，最后罗织罪名整倒刘。

  可刘有多么高的智商啊！他要不是个精明透顶的政客，决不会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对于毛存心要整他，刘是心知肚明。但他没有和毛针锋相对竞争的实力；并且，他必须在毛的首肯时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为虎作伥和拉大旗作虎皮用在他身上很合适。怎么办？他的做法是在口头上紧跟毛，并且在明哲保身的具体行动上比毛还左。他派夫人王光美下乡搞个“四清”“桃园经验”。那种整人的做法跟“文革”有一拼（其实对“文革”中的“革命人民”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毛呢？看在眼里，是恨在心头。刘明摆着对自己阳奉阴违。于是，毛在理论上就越发地脱离实际，而刘则“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是完全在口头上拥护毛这个“太上皇”的种种几近于荒谬的政治主张，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依然不动声色的消极对抗。最终毛决定，另起炉灶，在党内网罗“文革”激进派，军队上依靠林彪，不顾一切地搞起了“文革”，把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官僚集团一网打尽。当然，毛失败了，而且败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