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严密控制的社会必然缺乏文化创造力。当下中国，中共红色革命文化已被证明毫无创造力，也不能被世界接受，而中共又抗拒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就只能采取复兴传统文化、以民族主义来对抗普世价值的策略


　　老高按：北京格斗狂人徐晓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倒中国“太极大师”魏雷，引起轩然大波。但隨着官方迅即多管齐下出手干预，踩下刹车，徐晓冬在视频中表示：“武协，我错了”。
　　挑战、应战虽然画了句号，但网络上掀起的狂欢热潮却余波汹涌，各种段子让人目不暇接。这件事本来没有政治色彩，正好给苦于精神禁锢、言论钳制的学者提供了发挥才华、一展口才的话题和空间；而这件事本身也正好显现出多重可供解读分析的层面和侧面，没想到，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官方有关部门，还是给这件事贴上了政治标签——中国官方的武术管理机构中国武术协会发表声明说，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能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推动‘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随后武术散打世界冠军集体发表声明，称“中国武术是国粹，不容挑衅”。看，上升到“捍卫国粹”的高度了！那么，类似徐晓冬这样的挑战，性质就变了：那就是挑衅“中华传统文化”、挑衅“国家软实力”、乃至挑衅“中华民族自信”！
　　这件事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昨天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洪振快的文章《中国功夫之争：真相可否KO假象？》。我顺便还关注到此前纽约时报中文网的几篇与这一话题有关联的文章，例如：关于太极拳申遗（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中国“十大名楼”联合申遗的波折和背后博弈，读来都让我很开眼界。索性一并转载于下与网友分享。

　　中国功夫之争：真相可否KO假象？

　　洪振快，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5月16日

　　作者为独立历史学者，研究过中国武术史和武侠史，著有《讲武论剑》一书。

　　近年中国官方试图向世界推销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以推销儒学等，但成效似乎并不显著。推销最成功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中国功夫”，当然主要推动力并不是中国官方。不过，最近，在中国，北京综合格斗（MMA）拳手徐晓冬KO（击倒）中国功夫“太极大师”魏雷的视频，却让“中国功夫”受到是否具有技击价值的强烈质疑，并引发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价值的热烈讨论。
　　徐晓冬在KO魏雷后，宣布他是要“打假”，他不仅认为很多中国功夫都是假的，不具有实战价值，为验证他的观点，他要挑战很多中国功夫门派的领袖人物或代表人物。而很多中国功夫门派则宣布要应战徐晓冬，包括中国河南陈家沟太极拳传人和少林寺第一护法武僧等。

    Courtesy of Hong Zhenkuai
    历史上声称能练成“少林神功”的《易筋经》，只是一种设想，并不可能成为事实，但它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图为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易筋经》抄本。

　　实际上，这些门派大多是1990年代以来受中国武侠小说、影视影响创造出来的，历史上实际并不存在这些所谓的“门派”和“掌门人”。但是中国官方随即表态时，就站在他们的一边。
　　5月3日，中国官方的武术管理机构中国武术协会发表声明称，徐晓冬、魏雷“约架”行为有违武德，涉嫌违法，对此应坚决反对。声明还说，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强身健体、防身自卫、修身养性的功能价值；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推动“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需要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国武术协会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整治武术乱象，加大宣传引导，规范武术赛事等。5月5日，多名武术散打世界冠军集体发表声明，称“中国武术是国粹，不容挑衅，更不惧挑战”。
　　官方的反应如此激烈，徐晓冬受到巨大的官方与民间压力。他的武馆随即受到消防检查，需要整顿；他的个人微博被封号；他原先准备举行的消息发布会也被取消。徐晓冬开始向中国官方服软，在视频中表示“武协，我错了”。
　　不过，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次徐晓冬“打假”的对象，即作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武术，官方与网民对于这个“国粹”抱有很多错误观念。武术“大师”被KO事件，恰恰证明，受中国政府保护的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很有限。我们必须得去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

　　中国功夫，指中国传统武术，历史上也叫“国术”，1952年中国大陆官方规定不再用“国术”称呼，统一用“武术”之名，但台湾习惯上还是称“国术”。
　　中国功夫，并不是通过现代搏击运动，而是通过影视，为世界各国公众所知。在影视中，中国功夫练习者通常具有高深的搏击技术，能够打败西方、日本的拳击、柔道搏击高手，捍卫民族尊严，或者在中国古代则是两位中国功夫高手对打，最终“好人”战胜“坏人”，正义得到伸张。
　　影视属于艺术，艺术不等于真实。影视中的神奇功夫，是一种设想，属于观念，而不是真实的存在。譬如，声称能练成“少林神功”的古代作品《易筋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设想而已。然而，对于不了解中国功夫真实情况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容易形成中国功夫很神奇、很厉害、很能打的观念。而在中国民间，则有不少中国功夫练习者也宣称自己很厉害、很能打，拥有神奇的功夫，以吸引练习者，获取个人名利。
　　最近的中国功夫练习者被KO事件，打破了中国人的观念，很多中国人表示愤怒，因为这和那些中国功夫练习者宣称的不一样，那些中国功夫练习者实际上是在欺骗公众。很多中国人则更进一步反思，认为中国功夫其实已经完全丧失搏击功能，是一种花拳绣腿，完全没有价值，甚至以像中国功夫这类传统文化都应该被抛弃。而有些人则认为，中国功夫在现代虽然主要是作为一种健身方式存在，但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很厉害、很能打的功夫，只是现在已经失传了，不能以现在不存在否定古代曾经存在。在中国官方近年来利用民族主义应对外交压力的背景下，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武术，很容易造成中国人群的观念分歧乃至撕裂。
　　客观地说，中国古代确实存在以搏击为目的，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的武术。以中国功夫中的少林武术为例，在450多年前的中国明朝嘉靖皇帝时代，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浪人和部分中国人侵犯杭州、上海、苏州一带，他们手持“光耀射目，令人寒心”的倭刀，使用快速多变、“奇诈诡谲”的日本刀术，由于朝廷军队一时没有抵抗能力，组织的平民又打不过倭寇，作战连续失败37次，政府临时召集了一些精通武术尤其是棍术的少林僧人参与抗击倭寇。根据《江南经略》、《吴淞甲乙倭变志》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少林僧人至少参与了6次战役，作战时手持重30斤、长7尺的铁棍，使用少林棍法，在作战时作为前锋，功夫非常厉害，多次战胜倭寇，扭转了战局，僧人也有不少人壮烈战死。这些历史文献的作者中有一位战略家，名叫郑若曾，当时就去拜访了少林僧人中名叫“天员”的首领，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所以，历史上的少林武术可以用于战场搏斗，实战能力很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在少林僧人抗倭事迹在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苏州、上海、杭州一带流传开来以后，少林僧人的高明搏击能力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和赞誉。但是，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满族统治者担心汉人反抗而禁止汉人习武，少林僧人的习武转入地下，慢慢衰落，已经不大为公众所知。据《鸿雪因缘图记》记载，1828年，一位清政府高级官员视察时希望少林寺展示功夫，而少林寺僧人开始时表示他们并没有功夫，在一再要求之下才展示。1928年，少林寺在军阀战争中被烧毁，僧人流散。
　　1949年后，中共的政治运动把传统文化当作“四旧”来破除，先是镇压了一些有实战能力的拳师，之后接受苏联体育理论，把太极拳编成苏式体操，实战技能也失去了。少林寺内已经无人练武。对各拳种的代表性传承人，则采用统战的办法，有一些人给予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各行各业一样。经过文革，原有的传统技击方法也很少保留了。1976年“文革”结束时，少林寺内只剩下十多个僧人，而且基本上不会武术。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传统文化复兴。散打兴起时，传统武术练习者不服气找散打运动员打，都被打败，所以后来才没有再闹。1982年开始，因电影《少林寺》的播映，少林武术受到追捧，但是这时候少林寺内开始习练的功夫是从寺外回传的，这些回传的功夫与450多年前的那些武术，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存在传承关系。古代的那些少林武术肯定是能够用于战争的技击术，但现在的“少林功夫”到底有多少技击价值就很难说。
　　中国目前很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少林功夫”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报道，本还想为其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按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的要求，它必须证明是历史上留传下来的，而且传承脉络必须清楚，“少林功夫”显然并不符合这样的要求，其具有多大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少林功夫”的情况是中国武术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它虽有表演价值，也有健身价值，但实战价值不高；另一方面，它和历史上的武术可能已经不一样，没有证据证明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这样的“功夫”，其实并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但是，就像少林寺要把他们的“少林功夫”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其他各种“功夫”也希望得到社会认可。于是，中国功夫泛滥，很多人还把武侠文艺中的神奇武功当作实有其事，认为中国功夫很厉害，实际上差不多都是文化造假行为。这种文化造假，得到官方媒体的支持，包括CCTV、各省电视台，经常有宣传神奇功夫的节目。
　　社会缺乏诚信，社会生活中的各领域普遍存在造假行为，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事实。功夫造假，只是社会乱象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实行严密控制社会的政策，不允许民间社会的自主发育，武术也在控制之列。政府不希望不在它控制之下发展实战技能的武术，而希望把习武的人都纳入政府控制的武术协会的管理之下，武术运动的开展也要求接受政府的指导和组织。不符合政府意志的武术运动项目或与政府不合作的武术团体，都难以得到发展。
　　严密控制的社会必然缺乏文化创造力。而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当下的中国，中共原来的红色革命文化已被证明无创造力且不能被世界接受，而中国政府又抗拒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故只能采取复兴传统文化、以民族主义对抗普世价值的策略。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图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武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其只是体现一个民族的搏击智慧，与中国传统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关系不大，因而有可能保留体现民族智慧的独特内容，丰富世界的搏击文化。
　　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生活变迁，加上中共执政以后的红色革命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目前的中国武术存有多少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成分，已经成为一个疑问。最近传统武术“大师”被KO事件发生之后，代表中国官方的中国武术协会出面干预，目的自然是要维护原有的武术管理机制，但在这种机制之下，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存在或极其微弱，全面复兴无异于痴人说梦，传统武术遭严重质疑颇具有象征意味。


　　太极拳申遗何时成功？中国人很着急

　　Karoline Kan，翻译：陈亦亭，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年3月21日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本月，张见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带领学生打太极拳。

　　北京——去年，印度瑜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2011年，韩国的跤拳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武术项目。
　　那么，中国的太极拳为何无法赢得类似的国际认可？

　　随着一年一度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最后期限临近，严双军一直在脑海里想这个问题。该名录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旨在颂扬和保护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过去十年里，严双军一直四处游说，希望把太极列入该名录。太极是一种有数百年历史的武术，把如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与深呼吸和冥想结合在了一起。
　　“通过太极，可以了解中国文化，从医学到文学，从哲学到艺术，”河南省温县太极拳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副组长严双军说。温县普遍被认为是太极的发源地。
　　虽然太极拳的支持者和爱好者坚称太极体现了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方面，但他们担心，如果中国不能让太极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其他国家可能会推动它们自己的版本申遗。他们说，已经有过先例了。
　　尽管太极拳或许起源于防身的需要，但近年来，它广受欢迎，被当成了一种有益健康的锻炼，既能促进身体健康，又能减轻压力。在全中国甚至国外，都能看到练习太极拳的人聚集在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整齐划一地慢慢做完规定的动作。
　　但正是受欢迎这一点，增加了太极拳支持者的担忧。在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来自河南的代表张立勇强调了此事的紧迫性。
　　“韩国、日本等国都在‘抢报’太极拳申遗，”张立勇对记者说。“尤其是韩国，通过媒体到处散布‘太极拳的创始人是张三丰，张三丰是辽东济州岛人，济州岛属于韩国’等不实言论，韩国已经把我们的端午节和拔河都申请为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
　　中国的端午节用赛龙舟和设立公共假日的方式纪念古代诗人屈原。当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一些中国人提出反对，称其发源于中国的端午节，并指责联合国支持韩国侵占中国文化。2009年，中国端午节被纳入名录。
　　得到认可只会带来声望，而非经济回报。但对严双军来说，这种声望意义重大。截至目前，他还没听说中国政府会否申报太极。他说自己很焦虑。申报的截止日期是3月31日。
　　“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他说。
　　中国2006年制定自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太极拳名列其中。2008年，太极是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35个项目中的一个。但严双军和同伴被告知，教科文组织觉得申报材料“太模糊”。他们被要求进行修改并重新申报。
　　于是，他们收回申请，希望第二年再申报。但后来，规则变了。所有国家的申报项目都不得超过两项。太极拳被排除在外，中国申报了京剧和中医针灸，它们都得到了教科文组织的认可。
　　“从那以后，”严双军哀叹道，“在一长串等着申遗的中国文化遗产中，太极拳就再也没有引起过注意。”
　　近年来，中国获得教科文组织认可的项目包括皮影戏和珠算。
　　申报由文化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接到电话时，该机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说不方便讨论今年会申报哪些项目。
　　北京57岁的太极拳师傅张见说，如果又没报上去，就太遗憾了。
　　“说到功夫，人们往往会想到少林寺，”张见说。他指的是河南省登封的那座寺庙和里面的僧侣，武打片让他们出了名。“但少林功夫更多的是为了表演。太极拳不一样。它完全是为了个人练习，应该受到更多关注。”
　　严双军说他会继续努力，争取让中国太极拳在全球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相比于中国文化的其他很多方面，太极拳相对实用，能帮助中国提升软实力，”他说。“就连我们的宇航员都练太极，所以说我们已经让它进入外太空了！”



　　中国“申遗”背后的制衡与较量

　　独眼，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12月21日

　　独眼是建筑评论人。目前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撰写书评及建筑评论。


　　中国“十大名楼”联合申遗遭遇真实性的质疑，最终搁浅。图为武汉黄鹤楼。

　　基于“虚构”历史而成的建筑，是否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2012年11月底，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最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份名单与2006年公布的35个项目的那一版相比，剔除了已经申报成功的项目，增添新项目，总数达到45个。这份名单可以看作是中国“申遗”的预选名单。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7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将全球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需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以保护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1988年加入《公约》，总计已有43项遗产入选。
　　2012年的这份“预备名单”透露出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它去掉了山西几地联合推举的“晋商大院”——因为其中几处院落虚构了一些建筑——这像是回归了评价遗产价值的“真实性”标准；扩展了“丝绸之路”涉及的遗产地，这该归功于历史研究和论证的成果；但是，“江南水乡古镇”从4个增加到10个，其中几个尚且籍籍无名，看上去给人希望借世界遗产申报发展旅游的印象。名单里的最后一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志莲净苑与南莲园池。
　　实际上，这两座园林都是基于“虚构”的历史而建，建筑年龄也没有超过20年。它们是参照了山西、敦煌、日本等地的唐风建筑设计建造的“仿唐”寺庙和园林。志莲净苑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1934年，但如今的这座寺庙，1989年至1998年陆续建造了十年，2000年才开放。作为志莲净苑托管项目的南莲园池，2003年开始建造，2006年开放。这两组建筑作为一个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单，一举刷新了我国文化遗产认定的“年龄”界线。
　　名单发布之前，“申遗热门”的“十大名楼”在民间和文物建筑保护界已经备受质疑。这十座建筑是：黄鹤楼（武汉）、岳阳楼（岳阳）、滕王阁（南昌）、大观楼（昆明）、蓬莱阁（烟台）、鹳雀楼（永济）、天心阁（长沙）、阅江楼（南京）、钟鼓楼（西安）、天一阁（宁波），它们无一例外都进行过大规模改造维修，部分保留了少量古代建筑遗构的几栋在历史方面还算有迹可循，可是，黄鹤楼、滕王阁、天心阁是1980年代中后期重建的，年轻的阅江楼、鹳雀楼是2001年、2002年重建开放的，它们都使用了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有些建筑内部配有电梯。这些做法丧失了建造技术、工艺、材料的历史真实性，由此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的“改良”甚至带有了虚构历史的成分。最终，“十大名楼”都没有出现在预备名单上。
　　什么样的建筑算遗产和古迹？ “十大名楼”即使在建筑上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仍然都建造在有史料可以为佐证的地点上，它们确实包含了区域历史和文化信息。可是，香港的志莲净苑与南莲园池是在没有过唐代古建筑也没有真正与其建筑样式相关的历史文化可追溯的地点上生造出来的，“仿唐”样式虽然经过了很多专家考证、设计研究，在没有图纸和实物留存的时代，仍然是带有虚构和推测性质，它们更像是当代人对唐代建筑研究成果汇集成的模型。
　　澳门在2005年成功申报成功了“澳门历史城区”，一直是世界遗产城区环境管理的一个优秀范例，这次香港项目的入选给人一种“地域平衡”的安慰色彩。

　　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世界遗产”相关项目的直辖市和省份，就只剩下上海和海南。根据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名录和两批由建设部发布的《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唯有上海和海南缺席。本来上海江南造船厂曾经在世博会之前，有意让国家文物局论证船厂作为近现代工业建筑遗产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能性，以增加和上海市政府谈判的筹码，但最终不了了之。
　　入选“预备名单”并不意味着会申遗成功，其中耗费的时间甚至可能是几十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开的申报计划，2013年中国将向世界遗产大会申报自然遗产“新疆天山”和“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4年申报在《预备名单》上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以每年一项文化遗产的申报速度，列于目前这份《预备名单》上的项目全部申报完，很可能需要等几十年。

　　中国目前拥有43项世界遗产，排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算是所谓的“遗产大国”。在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最初几年，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最多时一次通过了6个项目，大部分年份会有3、4项通过审议，保持着较好的通过率。
　　2000年，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了《凯恩斯决议》。它限制全世界每年申报世界遗产的总数为30项，已有遗产的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没有遗产的缔约国可以申报2至3项。这个决议想为负责遗产审查的国际机构节省工作量，又想解决“缔约国之间遗产数量不平衡”的问题。这份决议带着一种政治平衡意味，也潜在表达了尚没有遗产地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对于遗产大国的不满。意大利代表提出抗议，认为《决议》有违《世界遗产公约》的出发点和核心精神，难道不是保护具有“普适价值”(universal value)的遗产才是最重要的吗？但这些意见挡不住更多“遗产小国”的拥护。之后经过4年的动员、游说、斡旋，2004年在中国苏州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主导提出的《凯恩斯决议》修改方案通过了：每年申报总数的限额变为45项；已有遗产的缔约国每年可以申报一个文化遗产项目和一个自然遗产项目。这算是多少缓和了一点儿中国的遗产申报危机。
　　此后，每年的中国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都变得非常谨慎，产生了许多策略性的变化。比如，鼓励跨省、跨国遗产，鼓励像“文化景观”这种跨界的项目。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申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个项目没通过，就会造成名额的损失，浪费一个省甚至几个省数年的准备和等待。
　　就中国而言，申遗成功的关键是两个方面：根据世界遗产评定标准阐述遗产本身的价值，这通常取决于遗产地自身的状态、知名度和申报文件上的说理功夫；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遗产所在省份的能力，这不仅是保护和管理，甚至包含了外交能力。
　　2007年，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年，才轮到福建土楼。其实，无论在国内外，福建土楼的名声要比开平碉楼大得多，申报世界遗产的呼声更大，1999年就开始准备申遗，每一个步骤都比开平领先一年时间，但多数土楼保存和管理状况并不理想，环境清理整治的工作进展缓慢，很快就被广东追上了。根据一份名为《开平碉楼及村落申遗大事记》的公开信息，开平碉楼的申报得到了地方和广东省政府非常强力的支持，同时民间——尤其是华侨——在产权托管、调查研究、保护经费上也给了力所能及的便利和帮助。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广东代表感情充沛地讲述了离家万里去打工的海外华人如何回到开平建造中西形式结合的碉楼，这1800多幢样式奇特的建筑对于海外华侨来说是寄托“故乡情”最重要的实物，从这个角度突出了碉楼的具有代表性的“普适价值”。只用了11分钟，碉楼就通过了审议，成为了“世界遗产”。

　　另一个政府公关斡旋的实例发生在“重庆武隆申遗”过程中。   
　　同样是2007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项目中，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三个遗产地联合申报，其中拍摄过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外景的武隆，虽然风景幽美，但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却没有另外两地那么具有代表性。颇有一些国家的专家代表对武隆是否应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看法。根据当时《新华网》的报道，在武隆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初期，去当地勘察的国内外专家指出过在保护区内留有许多农户和宾馆，对保护工作不利，于是，武隆县在80多天里“搬迁农户6家、拆除宾馆等设施16家，碎石场12个、关闭景区企业3家，改造核心区步游道7公里多”，但即使这样，按照《重庆晚报》上武隆县风景管理局副局长周涛的说法，2007年5月底，“从小道消息得知IUCN（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写的评估报告建议将云南石林、广西荔波作为第一批次申报，而将武隆纳入第二批次，大家急得团团转” 。7月，在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中国代表团继续四处做工作却收效甚微，一位当年在大会现场的专家透露，代表团甚至讨论拿掉武隆让其他两个遗产地联合申报以确保成功通过的可能性。随团主管申报的重庆市副市长余远牧如坐针毡，承受着“掉脑袋”的压力，不得不打电话到国内，动用国内的关系寻找外交方面的渠道来帮忙。具体国内在短时间内做了哪些工作不得而知，最终，重庆武隆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