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内文书》：日本之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

【编者按】
在汉字文化圈国家，作为使用不同语言者间交流的重要手段，汉文笔谈自古以来多为人们所采用。因为汉文笔谈可使难于进行语言沟通者通过文字自如交流，甚或用言语难以言表之内容，通过文字笔谈即可使对方理解领会。正所谓“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黄遵宪语）。
作为重要的近代东亚笔谈文献，《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摘编自该书主编王宝平所撰写的前言，介绍了《大河内文书》的文献构成、特点及价值等，由澎湃新闻经浙江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内页
1884年春，江户幕府儒官林罗山第12代哲嗣林学斋为清政府驻日外交官黄吟梅举行家宴，日僧高冈殷勤作陪。屋内半晌不见动静，仆人深感诧异，走近一看，惊讶地发现：三人宛如哑人，时而以手摹画，时而相视而笑，不停地在纸上涂写。于是奔走相告：文昌帝君的侍童——天聋和地哑降临老爷家了！
无独有偶，相似的一幕也出现在著名汉学家冈千仞府邸。晚清驻日使节沈文荧应邀做客，两人觥筹交错，以笔代语，一语不发。一旁殷勤服侍的冈妻不由地嗔怪：你俩一声不吭，表情和手势酷似哑巴。何苦作“哑饮”来着？！
这两则轶事发生在130多年前，均是由笔谈引发的“误会”。所谓“笔谈”，《汉语大词典》有一精准的界定：谓书面谈话。亦即通过书写进行交谈。明治时期，日本人不会说汉语，但擅长书写，而中国人不谙日语，于是往往以笔代舌，开展交流。笔谈与唱和、序跋、书信一起，成为当时中日文人间盛行的交流方式。本文介绍的《大河内文书》，就是明治时期笔谈文献中的荦荦大者。
何谓《大河内文书》
顾名思义，《大河内文书》原指有关大河内姓氏家的文书。但治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者，多指大河内辉声保存的笔谈资料，它是大河内辉声等日本友人与在日中国人和朝鲜半岛人士之间的交流记录。在现存林林总总的笔谈记录中，《大河内文书》以其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参加人数之众，名列近代笔谈资料之首。
《大河内文书》总计约95卷，缺17卷，现存8种78卷76册，庋藏于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51卷50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16卷16册，埼玉县赖政神社6卷6册，以及实藤惠秀抄本5卷4册。大东文化大学图书馆和赖政神社藏本册子装，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卷子装；册子装藏本书根写有书名。笔谈数据多以笔谈者（《罗源帖》等）和笔谈时间（《丁丑笔话》等）命名。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大河内文书》的纸背亦传递着不可忽视的信息：或贴有明信片，或书有文字。
大河内辉声生前已对笔谈作了精心的整理，如在每次笔谈的卷首（《罗源帖》除外）用朱笔标有序号。据此可知，《丁丑笔话》共进行89回笔谈（含书信）。朱笔标序号，注明笔谈情景
大河内辉声对笔谈的精心整理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注明笔谈者。在笔谈者较多的情况下，大河内辉声常在句末用较小字型的名字省称写明笔谈者。其次，注明笔谈时间。人数不多无需注明笔谈者，仅在每次交流后写明笔谈的时间，如《罗源帖》“系乙亥第九月三日之谈话也”等。但《罗源帖》以外的6种资料，则在笔谈首页朱笔注明笔谈的时间或信件往来的时间。最后，注明笔谈情景。大河内辉声多在卷首或卷中用朱笔加入一些提示，这些提示，或长或短，详略不一，补充说明笔谈时的情景。
现存笔谈文献中，其保存形态概而言之有三种：一，散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笔谈时的初始状态，有时写在传统的花笺上。多走笔疾书，书主不明，次序不清。二，整理本。对原始记录进行了整理的文本，如宫岛诚一郎对大量的笔谈记录做了重新抄录。它克服了散叶之不足，却需今人谨慎面对整理后新产生的异文。三，半整理本。在保留原文的基础上，对笔谈时间、地点、顺序，甚至背景进行提示，《大河内文书》即是。这些提示，犹如脚本中的舞台说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大河内文书》的发现者——实藤惠秀
实藤惠秀（1896—1985），广岛人，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文学科中国文学专业毕业，1949年起担任早稻田大学教授，1967年荣退。他以研究中国人日本留学史起家，1939年出版《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日华学会），后推出修订本《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同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该著中译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问世后，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深受好评。
实藤在近代中日关系史料上也有颇多建树。“二战”中，学术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实藤潜心于《大河内文书》的整理，战后分别将《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游》（平凡社，1964）和《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硏究会，1968）付梓。他还出版《中译日文书目录》（国际文化振兴会，1945）和《日本译中国书目录:日中友好の一つの础石として》（与小川博合编，日本学生放送协会，1956），并在此基础上，监修出版《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谭汝谦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同上，1981），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此外，1933年，实藤作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华特别研究员来华研究。在这一年中，收集了许多东游日记等清末民国时期的珍贵文献，它们现在全部庋藏在东京都立图书馆实藤文库，成为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资料宝库。
实藤主要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学，前者的成果还有：《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萤雪书院，1940）、《近代日支文化论》（大东出版社，1941）、《明治日支文化交涉》（光风馆，1943）、《アジアの心》（与实藤远合著，淡路书房，1956）、《日中非友好の历史》（朝日新闻社，1973）、《中国留学生史谈》（第一书房，1981），以及《日中友好百花》（1985）。著述丰富，为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主要开拓者。
1943年11月14日，在大河内辉声哲嗣大河内辉耕的斡旋下，实藤偕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合译者丰田穰前往平林寺调查中日笔谈资料。该寺位于埼玉县新座市野火止，属临济宗妙心寺派，也是大河内家的菩提寺（家庙）。当住持白水敬山打开保存资料的库房时，他俩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以为仅有五六页散叶的数据，不意竟达数十册之巨，并且装裱如此完整！从此，《大河内文书》掸去蒙垢半个世纪之久的封尘，重现天日。实藤根据藏主姓名，命之为“大河内文书”。
笔谈资料深藏于远离市井的平林寺，固然无遗失之虞，无奈库房下流淌着来自多摩川的居民用水——玉川上水，湿气严重，以致笔谈资料即使夹有烟叶，仍不敌纸鱼的侵蚀。白水住持介绍：前几年已处理了部分虫蛀严重的数据。大河内去世后，著名汉学家龟谷省轩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有诗数卷、清韩笔话百卷藏于家”一语。实藤据此推测：完整的笔谈数据或有百册，不排除在《罗源帖》《戊寅笔话》和《庚辰笔话》之后，尚有佚卷。
《大河内文书》主人——大河内辉声
大河内辉声（1848—1882），初作辉照，后改辉声，字子斌，江户（今东京）人，嘉永元年（1848）十月望日（十五）生，故号桂阁。祖先乃江户时代前期著名的大名松平信纲（1596—1662），生于大河内久纲家，过继给松平正纲做养子，易姓松平。庆应四年（1868），松平哲嗣恢复旧姓，辉声始称大河内。由于大河内家源于摄津（今属大阪府和兵库县）源氏源显纲（镰仓时代后期公卿），而源显纲为平安末期著名武将源赖政之文孙，故辉声除大河内外，又时称源氏。
大河内辉声的父亲辉听早逝，他13岁就继承了八万二千石领地的家业，成为上野高崎藩（今群马县高崎市）最年轻的藩主。文久二年（1862）任从五位下右京亮（右京职次官），庆应二年（1866），聘请法国教练，带兵苦练西式军事。翌年，担任陆军奉行，负责幕府的步兵、骑兵和炮兵。
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1867年11月9日），江户时代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面对西学东侵无力应对，被迫宣布向天皇“大政奉还”。从此，大河内辉声的命运开始多舛。明治二年（1869），“版籍奉还”，他被任命为高崎藩知事，贵为华族。明治四年（1871）五月，进入大学南校（东京大学前身），研习英语。未几（七月），政府宣布“废藩置县”，大河内被免去知事，成为高崎藩末代藩主。被褫夺权力后，他在东京过起寓公生活。明治十四年（1881）七月，大河内任职修史馆，王治本、王仁爵以及叶庆颐致函祝贺。在修史馆任上，他曾吟诗《史馆夜翻古书，与僚属校雠即作，伏乞郢政。仍用史馆僚属铃木成章韵》一首，诗曰：
检点云篇灿烛花，此书原是属官家。
半残半阙遗三箧，且阅且披满五车。
玉轴频陈香木架，缥囊高曝竹竿叉。
兰台日落吟情倦，聊拨红炉烹涧茶。
栩栩如生地传达了在修史馆夜翻古书的气氛。明治十五年（1882）8月15日，患哮喘病去世，享年35岁。彩色影印保留了彩色笺纸的信息
大河内辉声是中国文化的铁杆“粉丝”。祖上辉和（1750—1800）号听雪，祖父辉充（1822—1862）善书法，父亲辉听（1827—1860）号乐甫，从他们的号和爱好中，可以窥见他们崇尚中国文化之一面。大河内辉声对中国文化充满敬仰之情，与中国人吟诗笔谈，乐此不疲。首届公使何如璋驻日后，大河内辉声是较早主动拜访的日本友人之一。他“陶然心醉，于是来往无虚日，谈笑戏谑，以至彼我相忘”。他经常赴使馆笔谈，“终日不知倦，纸迭作丘，奇论成篇”。
景仰中国文化、有钱、有闲，这些缺一不可的要素催生了百卷之巨《大河内文书》的诞生。
而今冢木已拱，但墓碑依然高耸于平林寺。
《大河内文书》的特点
笔谈资料是近年开始受到学界关注的一种新的文献，由于其文献资料跨越数百年，内容林林总总，其文献特点、学术价值等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李庆教授曾有过比较精准而全面的表述，他认为笔谈文献具有四个特点：内容的广泛性、表述的简要性、交流的直接性和存在的单一性。“因为笔谈记录有着如上的一系列特点，所以保存至今的笔谈记录保持了原始性，作为历史数据可以说弥足珍贵。”
《大河内文书》确实也具有内容广泛性的共性。现存晚清笔谈文献中，“宫岛文书”与《大河内文书》堪称双璧，但前者多集中在与黎庶昌等驻日外交官的对话，有时抱有刺探情报的目的，因此，其外交史料价值胜于《大河内文书》，长期以来受到治中日近代史学者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大河内文书》的主事者乃一介被褫夺政治权力、早已被边缘化的旧藩主。他热衷于笔谈仅仅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为了中日友好。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在政治上与清朝渐行渐远，但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中国文化的拥趸，大河内辉声就是其中典型一员。他与中国人过往密迩，热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爱屋及乌，连小孩、侍从、门房、店员等，不分长幼贵贱饶有兴趣地与之对话。他甚至称仅年长他9岁的何如璋为“慈爷”，自己是匍匐伏拜的“乳儿”。难怪一直主张中日友好的实藤惠秀，在《大河内文书》付梓前，禁不住在扉页上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这是明治时代日本人与中国人不断进行笔谈的珍贵记录。论文、作诗、问俗、话风流，这是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蕴含着日中友好的诸多问题。
正因如此，“整个‘笔谈’，内容五花八门，上至天文地理、人文历史、博物医学、古典章句，下至两国间的名山大川、风情民物、民间习俗、贩夫走卒用语、扇页的题字和漫画等几乎无所不包”，“且因彼此关系亲密无间，语言上不见什么客套和外交辞令，十分亲昵，身边的琐事，特别是涉及男女之私，向为中国士大夫们所讳，但在‘笔谈’中却从不掩饰”。由此构成了《大河内文书》内容广泛性的特点。朱笔标注王桼园、鹫津毅堂、林栎窗等笔谈者
《大河内文书》除了一般笔谈数据的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的个性。一是时间长，频度高。如前所述，该资料现存8种78卷76册，上自1875年9月3日《罗源帖》第二卷，下迄1881年10月13日《桼园笔话》第十七卷，共记录667次笔谈（含信函），持续时间6年1个月零3天。当然，仅就笔谈时间长度而言，《大河内文书》略逊于宫岛文书。但是，《大河内文书》的笔谈频度远胜于宫岛文书。它们宛如录音机，原生态地记录下交谈内容，又如智能手机，精准地记录下每天的行踪。二是参加人数多。据统计，在6年的笔谈交流中，中日韩共有132人参加（不包含出席，但未参加笔谈者），其中中国58人，日本69人，朝鲜半岛5人。中方参加者主要有首届驻日外交官和寓日民间文人。如罗雪谷为《罗源帖》主角，画家，尤其擅长指头画，是晚清较早赴日的文人之一，也是明治初期较为著名的中国画家之一。
日方参加者可分为三类：汉学家、江户时代旧臣和其他。这些人皆为一时之选，或汉学爱好者，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前朝旧臣。其他还包括僧人、汉方医、报界人士、艺术家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围绕在中国驻日公使馆身边的士人，构成了明治十年代中国外交官和寓日民间文人在日活动的主要社交关系网，他们就像蜡像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1890年，黄遵宪在英伦使馆为《日本杂事诗》撰写自序时这样回忆道：“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这里所说的“旧学家”，当主要包括上述汉学家和前朝旧臣。他们时常出入公使馆，“腐儒辈频频出入公署”，尤其周五，“敝邦迂生争来，门无容车”。因此，他们对黄遵宪等中国人产生的影响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以“友好”二字大而化之。《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王宝平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