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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导演的《1942》里历史失实太多 zt
送交者: 一枪中的 2017年05月17日10:47:2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一度受到高度关注。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从史实角度来看,都可谓“硬伤累累”


  老高按:谈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不少朋友会提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南大饥荒。我也曾经在专访介绍我的武汉大学校友宋致新所著《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时,专门写了一篇采访后记《略谈河南两次大饥荒的异同——读史札记》。
  但最近读到一篇谌旭彬澄清电影《一九四二》(刘震云原著并编剧,冯小刚导演,张国立、陈道明、徐帆、李雪健等多位影星主演)中史实谬误的文章,我才发现我在采访和检索有关资料时,疏漏不少,沿用了若干错误的说法。为此将谌旭彬此文转载于下,与网友分享。
  这篇文章让我再次扪心自问:当我谈论某个历史事实某个历史人物时,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
  上星期我在老高的博客上发了一篇《扪心自问: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长期关注我、监督我的网友华山,立即跟帖说:“老高,能不能也扪心自问:你自己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如果你真能这样扪心自问,也许你还真不是一件文革战废品,真能超越中国一般人的认知水平,可惜你没有。你还是传统中国人的意识,硬性想当一名教师爷,像孔乙己那样,尽管潦倒,边缘化,还不忘,知道茴字的几种写法吗?”
  华山自己多次表白,素有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习惯,但这次连标题都不看全,就来“舍己为人”鞭策我,让我小吃一惊——我的标题,说的不就是“扪心自问”者是我嘛——“我了解的历史事实完整吗?”按语中我还写道:“最该扪心自问:我是否全面了解了这一事件、这一人物?回答必然永远是否定的,那么,这就提醒我:要去了解自己还不知道的另一个侧面、另一个层面、另一些关联、另一些后果。”华山将“我”改成“你”,然后义正词严地质问正在“扪心自问”的老高,你“能不能也扪心自问”!
  不过,不管怎样,华山这一问问得好,让我警悚,进一步扪心自问——在1942年河南饥荒的问题上,我就发现此前我了解的历史事实不完整。也希望“扪心自问”成为大家,包括华山在内的所有人的好习惯。
  昨天我在《历史明镜》电视节目第32期,作为主持人,采访美国物理学博士、中国当代史研究者华新民先生,请他谈中国力学和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我对钱伟长比较关注,原因有二:
  第一,他不仅学术上建树累累,是重量级“海归”,其研究领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国防建设极具分量,而且他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思想左倾(用中共的术语来说,叫“要求进步”)、1949年之后更身兼二十多个政治、社会职务(华新民博士介绍,中共甚至让他当八杆子打不着的“中缅友好协会会长”),居然被打成“右派”,足见毛泽东、邓小平和清华掌门人蒋南翔校长“反右”的决心之大、魄力之狠!
  第二,钱伟长是1987年“告密”导致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会流产这一轰动海内外事件的当事人,他得到邓小平表扬,随后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成为中国知识界非议漩涡的中心。
  华新民博士徐徐道来,让我大有收获,对钱伟长“告密门”也有了更丰富的了解和理解,发现了自己过去掌握的史实并不完整。
  “扪心自问”好!就是好!


  戳破《一九四二》里的伪历史

  谌旭彬,博客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7/73/Back_to_1942.jpg

  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
  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蒋“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疑为“邢”——老高注)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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