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主导阅读，长文变得更有风险。文字、图片、视频、表情包的混合文本，在最大程度上逗乐受众。人们只愿转发具有“社交属性”的新闻，而颇费精力的严肃调查乏人问津。习惯手机阅读，将更懒于思考，我们距离赫胥黎的预言又进了一步


　　老高按：六年前，2011年的8月份，我曾经在老高的博客上连发两篇长文，从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这本书（中文版，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谈到奥威尔《1984》和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对未来的两种预警，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两篇博客文章的题目是：
　　《两个预警，一给中国，一给美国和世界》
　　《中国有识之士也更警惕“赫胥黎预言”》

　　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这本书，以及奥威尔和赫胥黎，也开始在谈论：对未来的两种预警，在中国都成为现实，其中哪一种更值得警惕？但我没料到，这本书在中国继续走红，引起更多人关注和讨论，以致中信出版社又在2015年出版了此书。这本书的影响，已经从知识精英漫溢到大众媒体。
　　近年来中国和世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娱乐至死》这本书中许多论断确实值得重视。《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一问题。这篇文章标题挺长：“到处充斥性和暴力，写《娱乐至死》的波兹曼会不会悲观至死？”，我是在网上读到的，署名为“媒记”，但没有查到在原发媒体上署名为何。
　　“波兹曼会不会悲观至死？”其实已经不成为问题：波兹曼已经在2003年，即这本著作中文版出版之前就去世。我想，波兹曼是不是“悲观至死”，不敢说，但临终前肯定不会是乐观的。
　　《新京报》文章写道：手机主导的阅读，长文变得更有风险。人们不再以“页”来评判文章，而是以“屏”来衡量。第一屏的300字至关重要，没有人再会有耐心慢慢看到最后。过去那种在文章最后精巧转折的小小说，如今注定会消失。人们只愿意转发那些具有“社交属性”的新闻，那些颇费精力的严肃调查新闻，往往无人问津。
　　我想起前一段时间，有位读者就再三提醒我“文章太长了”，鞭策我写短一点。这正与当下人们接受信息的趋势相吻合。
　　我在2011年写道：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为什么后者更具威胁性？因为一个人能抵御痛苦，但能抵御幸福吗？人们憎恨铁窗、防火墙和绿坝，但能憎恨肥皂剧和脱口秀吗？

　　中国与其它国家相比，让我觉得对前景更悲观。这是因为，在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国家，奥威尔《1984》和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对未来的两种预测（“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和“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是先后发生的，每一个时期只是其中之一；而在中国，这两种威胁却是“双管齐下”，思想文化领域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两面夹击，一起压头，文化人和大众更招架不住，致使精神世界塌方更块更彻底更不可收拾。放眼寰中，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到处充斥性和暴力，写《娱乐至死》的波兹曼会不会悲观至死？

　　媒记，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最近，法国新总统的高颜值已被刷屏。“颜值即正义”、“颜值就是生产力”，现年39岁的马克龙一跃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连欧美股市、汇市、期市也全线飘红。
　　毫无疑问，倒不是马克龙颜值高，法国民众才选了他。按照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政治合法性来源中确有一种叫克里斯玛（charisma）的权威，需要传说、相貌、经历和人格等个人魅力。但时过境迁，这种权威早已式微，让步于包括民主选举在内的法理型权威。
　　问题是，这些铺天盖地的高颜值礼赞，到底是娱乐狂欢，还是言论的自由表达而无可厚非？到此时，你可能想到了一本书叫《娱乐至死》。作者是尼尔·波兹曼。
　　娱乐节目和青春流行电影在市场上“得意”之时，大家常常习惯性地提到这本书，甚至可以说，近十几年来，它是中国公共讨论中流传最广的学术著作之一。一本学术著作能在大众阅读中畅销堪称神奇。波兹曼似乎在抵抗娱乐，或至少是批判娱乐狂热。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误读。
　　人类从未离开过游戏和娱乐。波兹曼所警惕的，是“政治规则”和“公共讨论”的娱乐化，致使理性思维丧失，大脑渐渐变得不能思考继而更可能被操控。单是说新任总统颜值高，夸赞他的浪漫爱情，无可厚非——他也是人呀。但如果有证据表明娱乐化的颜值左右了法国大选和政治走向，那只可能是一种“娱乐至死”。《娱乐至死》的中译本面世已有十几年，就像在其它国家一样，它仍在讲诉着严肃政治需要严肃对待。
　　但波兹曼看到，传播媒介在默默地改变着这一切。从印刷时代到电视时代，画面的转换变成核心。一个灾难现场过后，下一条新闻可能是凶杀案，再下一条，有可能是趣闻。对观众而言，他知道每一个场景都是短暂的、临时的，都是一种娱乐。波兹曼于2003年逝世，未能目睹一场同具革命性的新媒体时代：长文阅读变得有风险，写作者费尽脑汁在前两百字利用人性弱点（如性和暴力）抓住好奇心，情绪主导公共讨论，如果严肃政治被它降伏，他会不会悲观至死？

　　因缘巧合：学术著作遇上娱乐节目

　　尼尔·波兹曼2003年去世，他的代表作《娱乐至死》2004年被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大陆。
　　2004年，湖南卫视举办了第一次“超级女声”选秀节目，酸酸甜甜的张含韵脱颖而出。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娱乐业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之后，各种选秀和真人秀节目脱颖而出。到了2005年，超女比赛达到真正的巅峰，李宇春和张靓颖的粉丝，用几乎疯狂的投票行动冲击了中国人的观感。这一年，我到成都工作，单位同事抢走了我的手机，强行投了张靓颖一票。
　　中国媒体开始讨论娱乐革命性的力量。这样的娱乐节目是一种进步吧？粉丝和选秀明星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此前，中国的电视已经普及，但是却没有从中感受到娱乐能有如此大的动员力。
　　在这种背景下，《娱乐至死》成为一本相当引人关注的著作。事实上，它几乎成为了一本像畅销书一样的学术著作。到2015年，这本书的中文出版社从广西师大换成了中信，在此之前，它多次重印，这似乎让它拥有了相当多的受众。
　　或许，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时间与中国娱乐业的繁荣太过吻合，让很多人产生了误解，认为这本书是研究娱乐的。流行的看法，认为它是对娱乐业的批判，“娱乐至死”，这说明娱乐肯定不好；另类一点看法，认为它是“肯定娱乐”的，有一种“让我们娱乐到死方休”的意思。
　　虽然不能说娱乐无关，但《娱乐至死》却并不是研究娱乐和娱乐业的。它是一本传播学经典之作，尼尔·波兹曼要处理的问题是，电视时代与印刷术时代到底有什么不同？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娱乐至死》
　　作者：尼尔·波兹曼，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

　　从印刷到电视：相貌成了一桩生意

　　在尼尔·波兹曼看来，美国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国家。当初托克维尔到美国考察时，注意到了美国人一个特点：美国人不会“交谈”，但是却很会“讲话”。他们在和你讲话的时候，往往像是在读文章，有浓厚的书面语气质。谈论几句，为了吸引你的主意，甚至来一句“尊敬的先生”。某种程度上，这像是在演讲，而把美国人的谈话整理了一下，很容易做出论文的样子。
　　那些从英格兰移民而来的清教徒，对铅字有着非同一般的崇拜。1638年，刚成立两年的哈佛大学就有了印刷机，很快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机，在当时的英国本土，即使是利物浦这样重要的港口，印刷机仍然是被禁止的。到了19世纪初，美国所有地区都形成了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兹曼认为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是精英的、理性的，甚至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国家。美国开国元勋们，大多都非常爱阅读，非常有文化，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联邦党人文集》这样的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
　　波兹曼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见过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他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著名论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得出“媒介即隐喻”“媒介即方法论”这样的看法。形式决定内容（而不是相反），印刷媒体这种形式，决定了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处事风格。印刷媒体这种形式（句子与段落的排列，叙事风格），具备一种理性的本质，喜欢阅读的人，有着更深的思考力。
　　波兹曼举的一个例子特别精彩，那就是林肯与道格拉斯的七场大辩论。当时，林肯还不是总统，人们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政治身份才聚拢过来，而是辩论本身的魅力。两人的辩论，往往持续好几个小时，其中有一场，道格拉斯阐述自己的看法，就用了4个小时。轮到林肯发言时，他请求听众回家吃饭并休息一下，因为他的答辩，也需要4小时，而成百上千的听众也欣然同意，回家吃饭后继续来听。
　　他们的辩论，引经据典，很多都是长句。他们并不担心听众听不懂，也不去讨好听众，听众鼓掌时，他们甚至会说：“不要用掌声，要动用你们的理性”。这种公众话语模式真是让波兹曼着迷不已，听众要有多高的知识和理性素养，才能享受这样的辩论啊。这种盛况，正是印刷术时代独有的，听众和林肯，都读过相似的书，拥有相近的理性。
　　电报和照相机的发明，是改变的开端，最终电视机被发明出来了。尼克松竞选总统输给肯尼迪，那些“听辩论”的选民，大多认为尼克松会赢，而那些看了电视转播的，则认为他输定了，他在气质和颜值上输了，他的胡子也成为败笔，后来，尼克松专门聘请了形象团队。到了里根竞选时，他作为演员的技巧和幽默，成为他获胜的关键。正是这种变化，促使波兹曼写出了《娱乐至死》。

　　赫胥黎式的警告：公共话语的娱乐化

　　在波兹曼看来，电视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一切严肃的公共话语，都变成娱乐。
　　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躲猫猫的世界。美国人的“躲猫猫”，和中国人理解的捉迷藏不一样，它是父母“面孔一隐一现来逗小孩的游戏”。电视屏幕就像这个游戏中父母变幻的面孔一样，而观众则像孩子，被逗得乐不可支。如果“媒介即隐喻，媒介即方法论”，那么，电视时代的人们，就拥有新的思维方式。
　　同样用讨论问题的场景来分析。电视中的典型的讨论问题是这样的：一段新闻后，主持人开始介绍4位嘉宾。由于每个嘉宾的时间有限，只有5分钟，他们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评论别人的看法上，而是着重展示自己的看法。等到第四位嘉宾发言，观众不但感受不到他和第一位的观点有什么关系，甚至连第一位嘉宾说了什么也忘记了。
　　画面的转换，是电视的核心。一个灾难现场过后，下一条新闻可能是凶杀案，再下一条，有可能是趣闻。对观众而言，他知道每一个场景都是短暂的、临时的，都是一种娱乐。最能代表电视这种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的，是“好……现在”这个句式。一个新闻播出后，主持人会说：“好，这段直播就到这里，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不管前面播出的是什么，都被“好……现在”给颠覆了。
　　新闻已经是电视中最严肃的节目了。如果考虑到各种娱乐节目，各种广告的插入，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确实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对这种变化，80年代的波兹曼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他担忧的不是娱乐业或娱乐本身，而是电视这种媒介主导了人们的生活之后，会让整个社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和理性。

　　《美丽新世界》
　　作者：阿道司·赫胥黎，译者：陈超，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1月

　　最后，波兹曼用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来警告这种现实。80年代，乔治·奥威尔《1984》中对“老大哥时时刻刻监视着我们”的预言，在美国并没有发生，但是，波兹曼却认为，赫胥黎的预言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怀疑的人。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预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会在劫难逃。

　　新媒体的到来：波兹曼可能悲观至死

　　波兹曼的看法，在8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潮流中相当有代表性。如何看待电视、电影兴起后的大众文化或消费社会，一直是知识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波兹曼是否正确？也许我们还很难给出答案。但是，他肯定没有想到的是，所谓“电视时代”，在今天已经让位给智能手机时代了。2003年波兹曼去世的时候，乔布斯还没有研制出来第一代苹果手机，而1984年才出生的扎克伯格，还不到20岁。但是到2017年再看，这确实已经不是电视时代了。
　　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什么？麦克卢汉和波兹曼都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用他们的理论做出分析：手机阅读和看视频，这种形式会催生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会对公共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自媒体”，就其字面意思来说，就是与“公共”相对立的。相对于电视时代，自媒体时代的公共话语，肯定更支离破碎，更稍纵即逝。自媒体不但塑造了新的受众，甚至还塑造了新的写作方式。如果波兹曼还在世，他肯定会更加悲观，悲观至死。
　　特朗普是第一位自媒体时代总统，他经常被讽刺为“推特治国”。很多国家大事，他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到自己的推特上。他与传统媒体交恶，尤其看不起、看不惯报纸。这让美国那些常年跑白宫的记者们感到困惑，如何面对这位“新新人类”确实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媒体的变革更为剧烈。波兹曼的着眼点是美国文化，但是作为一种媒体变革趋势，电视统治人类以及接下来手机统治人类，都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移动互联网时代，很有可能会让客厅的电视消失。
　　手机主导的阅读，长文变得更有风险。人们不再以“页”来评判文章，而是以“屏”来衡量。第一屏的300字至关重要，没有人再会有耐心慢慢看到最后。过去那种在文章最后精巧转折的小小说，如今注定会消失。人们只愿意转发那些具有“社交属性”的新闻，那些颇费精力的严肃调查新闻，往往无人问津。
　　文字、图片、视频以及表情包的混合文本，在最大程度上逗乐受众。习惯手机阅读的时代，更懒于思考。如果波兹曼是对的，我们将距离赫胥黎的预言又进了一步。
　　但是，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自媒体时代的这种“去中心化”“反中心化”“自我表达化”趋势，在冲击公共话语的同时，会不会催生出一种新的、有价值的文化？最后会不会产生新的公共讨论模式？至少在中国，“自媒体”带来的效应，还有待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