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沈志华教授2017年3月19日在大连外国语大学的讲座记录】

　　 【根据录音整理，经过本人校订】

　　 昨天讲了中苏关系，都是解读档案，今天主要谈谈中朝关系，也是我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最近“萨德”问题很热闹，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当然一个小时的时间根本讲不完，我的这本中朝关系史的书，是从1919年一直写到1976年，整个是讲中朝关系的历史脉络和变化曲线。时间不够，但是有一些精髓的东西，就是我认识到的、归纳出来的问题，我想和当前的“萨德”问题联系起来谈谈，可能会有一点启示。

　　 首先要谈的是学者的责任，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怎么看待朝鲜半岛的问题。我们现在承接了国家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与历史研究》，大外也是一个工作站，那么，我们学者的责任是什么？现在，教育部、中宣部一天到晚地让老师们给中央建言献策，这个是不错的，发挥智库作用，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提一些建议。但是，中国做的有点走样。为什么说是走样？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是“一窝蜂”地上，出了点事就让大家都写报告，都出主意。但是没有搞清楚智库的作用和功能，没有把学者特别是做基础研究的学者的作用与国家职能部门的功能分清楚。学者是做基础研究的，理论分析。你要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从国家关系理论的角度，对外交战略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而具体的对策不是一个学者能够做出来的。就拿“萨德”举例。“萨德”监测范围到底是500公里还是2000公里？什么设备能够针对萨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有的话，有多少，在谁手里？怎么使用？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你什么都知道，那就说明有问题了，肯定是泄密了。国家有各个职能部门，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商贸部，他们都掌握着非常详细的信息、秘密的情报，他们也掌握着资源。所以，具体问题如何应付，在外交、经济、军事各方面怎么操作，人家比咱们强得多，你不要抢别人的饭碗，而且你也抢不过来。不过，他们也有问题，就是职能部门只是限于某一个方面，大概看不到全局，而且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分析。相反，这才是学者的职责和责任。你所做的事情，应该是超越具体的应对方案、措施，去考虑更高一层的战略性问题、理论性问题。提出建议，供决策者思考和选择。大政方针确定后，具体办法，我想国家职能部门有的是办法。我认为，智库和学者的责任是为国家决策者提供战略和方针的选择方案，这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位的一点。

　　 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就是身为学者不敢说实话。现在我们很多学者，生怕写的东西上级不满意，不接受，在写之前就到处探听风声，“揣摩圣意”，这就错了。其实，国家培养你，让你当这个学者，就是要你把研究的结果和认知提供给决策部门、决策者，至于采用不采用，人家有更全面、更长远的考虑，也就是说他会综合各方意见然后加以考虑，最后选择一个对策。你只管说实话就好。当然这个原因有很多，有些官僚部门、利益集团，也有自己的顾虑和担心，搁置不报，层层阻隔，也是有的。那个我们也管不了，但是你作为一个学者，你摸摸良心，人家让你写个东西，你先探听别人怎么想，那要你干嘛啊。如果知道了领导的意图，还用的着你写吗，随便找个博士生都能写。所以，讲真话讲实话，这是作为智库和学者的本分。

　　 如果这一点我们能够达成了共识，那么对于中朝关系问题，包括“萨德”问题，我就谈谈我的实话，我所考虑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才能有明确的战略，有了明确的战略才能制定政策和策略。现在，中央提出来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发展战略，未来数十年中国的发展战略。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国力出发，确定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向外发展，不向欧洲、非洲发展那是不大可能的。你向东，是没有发展余地的。向东是太平洋，太平洋那面是美国，你向美国发展？所以说这个战略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做法，现在有些问题。有一个出发点我们现在没有考虑清楚，就是你走出去的战略，前提和基础是什么？是周边稳定。如果周边都不稳定，你能走得出去吗？就算你走出去，你回不来怎么办？所以，“一带一路”的战略首先是一个稳定周边的问题，你应该把左邻右舍关系搞好。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您这周边关系都没搞好，周边国家都不安定，您就想跨过他走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搞港口也好，搞高速公路、铁路也好，你都得从脚下第一步走起。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危机四伏。现在中国周边国家，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特别是朝鲜半岛，没有一个是消停的、安稳的，没有一个能让中国省心的。就算是蒙古，你看起来大草原十分宁静，实际上也潜伏着危机。我去过蒙古，感觉非常不好。我来到一个喇嘛庙，来来往往人很多，都是自由出入，而我走到门口却被人拦下，让我买票去。我非常不解，别人都不买票，为什么单单要我买票？“因为你是中国人”。这就反映一个问题。乌兰巴托有各种餐馆，招牌都做得不错，韩国餐馆写着韩文，日本餐馆写着日文，但是中国餐馆的招牌没有中文。我问老板为什么，老板说：晚上有人来砸。很能说明问题，就是蒙古人对中国人有一种怨恨、恐惧。我们不想想这种情感是怎么造成的，中国应该怎么消除这个问题，这个不是给政府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去温都尔汗，考察林彪坠机的地方，路上看到很多地方在修公路，蒙古司机告诉我，这是韩国修的，这是日本修的。我说：中国修建高速公路很有经验，又便宜又好。他说：不行，我们是不会引进中国的公司来做的。所以，你想想如果周边现在是这种状况，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国总体的发展战略。

　　 说到朝鲜半岛就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朝鲜半岛从朝鲜战争到现在六十多年，就从来没有消停过，这是二战之后世界两大火药桶之一，一个在中东，一个在远东，就是朝鲜半岛。情况很相似，就是周边都是大国，大国利用当地的国家在这里搅和。不同的是，中东地区民族和宗教冲突色彩比较严重，而朝鲜半岛是同一个民族内部的冲突，再就是中东是常规战争，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核武器的层级，所以这个更危险。您就别说他扔原子弹了，就算他自己安全没搞好，自爆了，那中国也受不了啊。我们刚从延边过来，上次朝鲜核武器实验的时候，延边就“地震”了。学生从教学楼里都出来了，以为发生地震了。你想，他下次当量再增加，那问题不就更严重了？对于中国来讲，在朝鲜半岛的目标就是稳定，平静。现在中国有人提出的概念是：不统，不战，不闹。什么意思呢？不统就是不要统一，不战就是不要发生战争，不闹就是不要闹事。要我说，这就是维持现状，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南北双方都要统一，不统一才要闹事，甚至打仗。维持现状对中国是最不利的，现状就是分裂，分裂双方就都想统一，统一就要吃掉对方。所以这个战争升级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你不能任由他维持现状，必须尽快改变现状。说实话，现在都觉得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不是维持现状。否则一带一路向往西开展，你屁股后面就着火了。你说要是拉丁美洲出事了，美国还怎么搞这个亚太再平衡，你先回老家处理你们家后院的事吧。如果我们是这样的看待中国的方针和目标，那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半岛问题。

　　 毛主席早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东北亚的外交格局中，这也是首先要搞清楚的。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敌我都分不清楚，怎么斗争，跟谁斗争？当然，朋友之间也会有矛盾，与敌人有时也会妥协、合作，否则毛泽东就不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人民内部也有矛盾，但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用来什么分辨敌友呢，就是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是否一致。具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那就是朋友，甚至可以结成同盟。当然，同盟的意义还有不同。同盟一般都是在战争或危机的情况下形成的，战争结束了，危机过去了，朋友还可以做，但同盟就不必要了。顺便说一句，中朝同盟条约直到现在还具有法律意义，这是很奇怪的。这世界千变万化,几十年都过去了,你们俩老是同盟,怎么可能啊!国际关系理论当中有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久的同盟。这世界都是变化的,但是各自国家的利益是永远要保卫的。

　　 在东北亚的外交角力中，美国、日本的目标都是遏制中国，中国要发展，他们要遏制，中国要安定，他们要激化矛盾，目标和利益是背离的。这一点比较清楚。问题是朝鲜和韩国，看不太清楚。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朝鲜和韩国，谁是中国的朋友，谁是中国的敌人。表面上看，中朝是同盟关系，美日支持韩国对抗朝鲜，这是冷战的遗产。但是，我认为，经过这几十年的争斗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情况早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目前的格局来看，朝鲜是中国潜在的敌人,韩国是中国可能的朋友。我来说说会为什么做这个判断：

　　 先说朝鲜问题。说朝鲜是中国潜在的敌人，意思就是现在它没有显露出来，在外交上，在两国领导人谈话中，都没有什么特别敌对的言辞。但这是不算数的,你不能看言辞，要看根本利益！就是看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朝鲜的根本利益是不是一致的，有没有一致性。这就要从我研究的中朝关系的历史说起了。中朝过去的确是朋友，是盟友，那时的中朝关系，是毛泽东和金日成等中朝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一种特殊的友好关系。不过，与人们想象的不同，这种特别的友谊不是从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开始的，而是从1958年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开始的。这一点特别重要。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就维持着这种状态。中国出兵朝鲜没有在中朝两国之间结成友谊，朝鲜战争留给朝鲜人特别是朝鲜领导人的，是一种怨恨的情绪。朝鲜战争这三年，中国抗美援朝在老百姓当中、社会当中、军民当中建构了一种友谊，而且感情很深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确向朝鲜提供了巨大帮助，付出了巨大牺牲。还有，要特别注意到，毛泽东一再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要干涉别国内政，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但是，另一方面，在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在几乎所有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中朝意见都是分歧的，如军队指挥权的问题、铁路管理权的问题、战俘的问题、停战谈判时间的把握问题，特别是南下战略，就是第三次战役攻陷汉城以后是不是继续南下的问题，双方严重分歧。最后都是斯大林支持了中国的意见，压制了朝鲜的意见。所以金日成感到非常憋屈，情感上有一种阴影。中国是一直压制在他头顶上的一块大石头。1955年4月苏共中央关于朝鲜的一个报告写道，在朝鲜劳动党上层流传着一个普遍的说法，朝鲜战争未能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志愿军造成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我们统一。这就是朝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记忆。

战争结束了，虽然中国给了朝鲜很大的援助，1953年底，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金额，甚至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援助的总额，而且免除了三年战争所有的借款费用。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安抚金日成这颗心。因为中国还有军队在朝鲜国土上，虽然一百多万人最后撤到了四十万人了，但四十万人对朝鲜来讲也是不得了的。这就是1956年八月事件后中朝冲突的一个根源。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引起朝鲜劳动党内部斗争激化，金日成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打击延安派和其他反对派，全部开除出党，撤职查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