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郭文贵以裕达、政泉、盘古三大地产板块为依托，在境内、香港和维京群岛等地成立了一百多家公司，其中40多家为空壳公司，仅用于资本运作。

这些公司的工商资料上很难见到他的名字，但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均是郭文贵，不少涉及资金的涉嫌犯罪行为都是通过这些壳公司实施的。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将目光锁定了现金流充裕的金融机构，进军证券业，从拥有优先认购权的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手中夺走民族证劵。

在2011年获得民族证券控制权之后，郭文贵涉嫌多次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已查明金额最大的一次是2014年，挪用20.5亿元，至今仍有17.4亿元未归还。

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说，2014年8月左右，郭文贵向民族证券高管下达了融资任务，要求融资越多越好。当时，郭文贵已经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融到资金。

“当时公司融资额加在一起有至少150亿元，付息还款压力很大，需要阶段性的大额资金用于还款，如果不及时还款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时任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说。

后来，郭文贵亲自给赵大建打电话，要直接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出了问题他会负责，“我没有同意，跟他说直接挪用将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不久，郭文贵的亲信、时任盘古公司财务总监兼民族证券财务总监杨英找到赵大建，表示民族证券刚发完次级债，加上之前增资扩股的资金，账上有几十个亿，为了民族证券资金的流动性，建议与恒丰银行签一个同业存款协议，利息8.3%。

赵大建说，签字之后，杨英告诉他郭文贵的资金问题由恒丰银行解决，他听了觉得这笔钱可能会有问题，感觉同业存款协议达到了郭文贵挪用民族证券资金的目的。

此次挪用共分四步走：第一步，表面上，民族证券以“同业存款”形式将20.5亿元存入恒丰银行；第二步，私底下，双方签署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即“抽屉协议”，恒丰银行把这笔钱按照民族证券的指令转到四川信托；第三步，由四川信托办理信托贷款，根据民族证券指令将资金以贷款形式分别发放给郭文贵联系的光明石业公司及郭文贵实际控制的三家壳公司；第四步，除光明实业留用1亿元之外，其余资金均转入盘古公司、政泉公司等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

据介绍，这些钱主要用于偿还盘古、政泉、裕达板块相关公司贷款及个人借款等。

在郭文贵掌控之后，民族证券已然成为郭的“提款机”，资金被挪用犹如家常便饭。

2011年6月8日买入民族证券，取得牌照；2011年9月、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10亿元，用于偿还个人及公司债务，2013年1月偿还；2013年3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8亿元，主要用于河南裕达的经营，2014年初偿还；2014年9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8亿元，给盘古等公司支付借款利息，2014年12月用再次挪用的钱偿还；2014年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0.5亿元，其中17.4亿元至今未还；

在赵大建等人看来，对债台高筑的郭文贵而言，民族证券就是他的“钱袋子”，其购买民族证券的主要目的为了更便利地获得资金，随时缺钱随时取用，毫无底线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