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民族证券成为郭文贵的“提款机”

记者调查发现，郭文贵以裕达、政泉、盘古三大地产板块为依托，在境内、香港和维京群岛等地成立了一百多家公司，其中40多家为空壳公司，仅用于资本运作。

这些公司的工商资料上很难见到他的名字，但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均是郭文贵，不少涉及资金的涉嫌犯罪行为都是通过这些壳公司实施的。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将目光锁定了现金流充裕的金融机构，进军证券业，从拥有优先认购权的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手中夺走民族证劵。

在2011年获得民族证券控制权之后，郭文贵涉嫌多次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已查明金额最大的一次是2014年，挪用20.5亿元，至今仍有17.4亿元未归还。

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说，2014年8月左右，郭文贵向民族证券高管下达了融资任务，要求融资越多越好。当时，郭文贵已经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融到资金。

“当时公司融资额加在一起有至少150亿元，付息还款压力很大，需要阶段性的大额资金用于还款，如果不及时还款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时任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说。

后来，郭文贵亲自给赵大建打电话，要直接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出了问题他会负责，“我没有同意，跟他说直接挪用将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不久，郭文贵的亲信、时任盘古公司财务总监兼民族证券财务总监杨英找到赵大建，表示民族证券刚发完次级债，加上之前增资扩股的资金，账上有几十个亿，为了民族证券资金的流动性，建议与恒丰银行签一个同业存款协议，利息8.3%。

赵大建说，签字之后，杨英告诉他郭文贵的资金问题由恒丰银行解决，他听了觉得这笔钱可能会有问题，感觉同业存款协议达到了郭文贵挪用民族证券资金的目的。

此次挪用共分四步走：第一步，表面上，民族证券以“同业存款”形式将20.5亿元存入恒丰银行；第二步，私底下，双方签署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即“抽屉协议”，恒丰银行把这笔钱按照民族证券的指令转到四川信托；第三步，由四川信托办理信托贷款，根据民族证券指令将资金以贷款形式分别发放给郭文贵联系的光明石业公司及郭文贵实际控制的三家壳公司；第四步，除光明实业留用1亿元之外，其余资金均转入盘古公司、政泉公司等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

据介绍，这些钱主要用于偿还盘古、政泉、裕达板块相关公司贷款及个人借款等。

在郭文贵掌控之后，民族证券已然成为郭的“提款机”，资金被挪用犹如家常便饭。

2011年6月8日买入民族证券，取得牌照；2011年9月、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10亿元，用于偿还个人及公司债务，2013年1月偿还；2013年3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8亿元，主要用于河南裕达的经营，2014年初偿还；2014年9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8亿元，给盘古等公司支付借款利息，2014年12月用再次挪用的钱偿还；2014年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0.5亿元，其中17.4亿元至今未还；

在赵大建等人看来，对债台高筑的郭文贵而言，民族证券就是他的“钱袋子”，其购买民族证券的主要目的为了更便利地获得资金，随时缺钱随时取用，毫无底线可言。

时间已过去两年八个月了，50岁的郭文贵自第四次海外逃亡后就再未涉足盘古大观。

5两个贵人

郭文贵在资本市场纵横驰骋，离不开两个大贵人马建和张越，分别为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和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郭文贵在“国家安全”和政法权力的幌子下总能逢凶化险，屡屡有斩获。

新京报记者独家获得马建一段长达28分钟的供述视频，马建表示，他和郭文贵在2006年左右经工作结识，从2008年到2014年，他多次为郭文贵给与帮助，行贿总价值大概6000万左右人民币。

马建称，2008年左右，郭文贵在建设金泉广场写字楼时增加容积率，北京市规委要对违规建筑处罚。按照处罚最高的规定可以拆除这些建筑，郭文贵因此会面临几个亿的损失，他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北京市规委发函，希望北京市规委，在不严重影响郭文贵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依法作出处理，北京市规委将情况报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经批准，最后只对郭进行了罚款处罚，为郭文贵挽回了数亿元的损失。

2010年前后，郭文贵向安全部门反映其公司一名叫曲龙的高管曾帮其代持了一些资产，但曲龙之后不但不归还这些资产还敲诈郭文贵，马建派员到河北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口头汇报，很快张越决定由承德公安立案，为了让河北更加名正言顺的立案，马建派员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给河北省公安厅发函，说明郭文贵是安全部门的工作关系，为国家安全工作作出过贡献，后正式立案，对曲龙抓捕，最终曲龙被承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12年左右，河南商人谢建生以曲龙和郭文贵诈骗他为由，被焦作立案调查，马建又以国家安全部名义，跟河南经侦总队沟通，之后焦作公安确实没再找郭文贵的麻烦。为了掌握谢建生的动向，马建违规派员对谢建生短信、话单进行调取，监听一年。

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为了获得首都机场持有的民族证券股份，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前去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最终郭文贵如愿以偿，逼退各方竞争对手，让民族证券落入囊中。

此外，马建还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道，威胁报道记者，调查对立公司的账目情况。

在政商资源的兑换中，马建也得多了好处。

马建透露，2010年左右，他与二姐购买郭文贵开发的金泉家园6套房产，以借的名义拿了600万元。

2011年左右，他与二姐购买了金泉广场10套写字楼房产进行投资，总面积大概1000平米，总价值2000多万元。2013年，郭文贵以每平米4万元的价格回购，马建与二姐在这场倒转中净赚了2200万元人民币。

2011年，郭文贵为马建在香港太古城买了两套房产，总面积200平米，花了3000多万元港币，马建说，为规避风险，房产落在了他一个外甥名下，“但实际拥有者是我本人”。

2010年到2013年过年，郭文贵以给马建孙字辈压岁钱的名义，陆陆续续给了现金大概300万元，每次最少二三十万，最多的时候70万元。

此外，郭文贵为马建买古董、工艺品、茶几、沙发、西装、皮鞋。为马建在纽约上大学的女儿租房，安排马建家人旅游等。

郭文贵与张越在2006年左右认识，郭文贵因公司员工酒驾肇事找张越帮过忙，郭文贵出手阔绰，张越对他颇有好感，此后，两人经常往来。一段时间，传闻张越被查，郭文贵知悉后称自己可以帮忙找关系解决问题，张越此后对郭文贵言听计从。

郭文贵又给张越安排了色情服务，将张越牢牢控制。

目前，马建被最高检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张越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涉嫌受贿罪，受贿数额巨大。

6从合作伙伴到仇人

而在面对有芥蒂的企业时，郭文贵的斗法充满谋划和算计。

2014年7月，在民族证券和方正证券合并后，为了争夺对方正证券的控制权，郭文贵和原方正证券CEO李友从亲密的合作伙伴变成仇人，互相举报、暗算。

为了搞倒李友，在郭文贵的授意下，四名盘古七星酒店的员工被安排到李友居住、办公的北大博雅酒店，应聘客房主管、客房服务员等，在李友房间安放录音笔，对李友进行全方位监控。

2015年1月4号，因郭文贵举报，李友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警方抓获并批捕。据办案人员转述，李友评价说，与郭文贵的较量好比是下象棋，他下不过你了，就干脆把棋盘踢了。

在另一起天津华泰公司的案件中，郭文贵展现了他巧取豪夺的一面。

据原天津华泰公司控制人赵云安讲述，2008年他由于经济纠纷被天津警方拘留，其同学虞晓峰是郭文贵盘古公司的高管，说可以试着找郭文贵帮忙捞人。随后，郭文贵答应帮忙，但提出先借他 3个亿。在赵云安释放回家后，郭文贵就以各种方式威胁借钱。

“事实上，我出来跟郭文贵本身没有关系，郭是看到我公司账上有10个亿，就开始打主意了。”刚从看守所出来的赵云安如惊弓之鸟，对郭文贵更是充满恐惧，迫于压力，同意将公司中自己的股份作价3亿元卖给郭文贵。

到最终签协议时，赵云安却发现协议上连要支付的对价3亿元都删去了。“我印象中第一稿协议中有3亿，后来就没写3个亿了。当时有很多保安，我很害怕。我悄悄问了一下，郭的律师说，到时候给你钱就行了，写上去干嘛。”

就这样，北大经济学院博士毕业的赵云安就在恐惧中把公司“卖”给了郭文贵，至今未从郭处收到任何钱款。

结束语

从郭文贵的发迹到今天的被领受“红色通缉”，以这一“揭底”的事例也足以成为读者的一次“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