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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有关鸦片的情况 zt
送交者:  2017年04月15日08:59:57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民国时期有关鸦片的情况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人也参与中国的鸦片生意以及其他合法生意。1932年,日本宪兵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妓院。在整个长江流域,这个曾经是英国独占鳌头的地方,日本企业家控制了棉纺厂、钢铁厂、铁路、造纸厂、电厂和银行。日本的汽动船把沿江的港口和中国内陆地区连接起来,而且随时可把这些港口变为军港,这使得法国人感到紧张,他们决定加强对法租界的控制,要求杜月笙把毒品生意迁出去。杜月笙又一次显示了其才能。他与国民政府达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书面上的协议,麻醉品由国民政府独家控制。但这只是一个托词,杜月笙仍然全面控制着毒品交易,只是现在他是与蒋介石而不再与法国分享毒品利润,国民政府还向其颁发了“营业执照”,这使得国民党能够假装自己正在进行大力打击鸦片的运动,那些未经“授权”的毒品交易——实际上是杜月笙的竞争对手,受到了镇压。缉毒局把大量没收的鸦片交给青帮,用来提炼海洛因和吗啡,毒品交易的利润通过农民银行支付给蒋介石,农民银行为杜月笙所有(被戏称为“鸦片农民银行”),蒋介石用这笔钱的一部分提高他的军队现代化水平,这使得日本很生气。

  日本开始通过大量走私进口毒品来破坏国民党的鸦片垄断。从满洲来的大量廉价毒品是使中国人丧失意志的最好方法。它们包括带有海洛因的香烟和销量巨大的海洛因片剂,这些片剂在劳工中很受欢迎。这使得国民党和青帮感到不安,日本在满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种植鸦片,同时还从伊朗用船进口鸦片。这些鸦片在天津和台湾的日本工厂里被加工成吗啡和海洛因。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资料,日本宪兵、黑社会和财阀相互勾结,使他们在中国的毒品交易利润最大化。大部分毒品都是从台湾走私进入大陆的,他们用机动船把鸦片、吗啡、海洛因运到中国大陆的日本租界,储藏在三井和其他大公司的仓库里。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日本人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这些设备和雇员不会受到中国警察和司法的干预。朝鲜是另一个日 本加工毒品的地点。汉城一家由日本军队管理的工厂,1938至1939年间,生产了2600公斤海洛因。当时日本在满洲、朝鲜、台湾以及在中国内地各个城市的日本租界里拥有数百家这样的工厂,如汉口,有3家这样的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海洛因。在太平洋战争的高峰期,有1000多家日本公司生产并销售毒品,包括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亚最大的毒品销售中心。日本一直隐瞒其毒品销售,直到1934年,鸦片顾问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时,才听到美国代表团指责日本操纵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贸易。

  日本销售的毒品很便宜,与其他毒品的差价很大,以至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时期,蒋介石命令他手下人员从日本人那里购买毒品,加价后,在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销售这些毒品。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936年,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购买者,而且是从他死敌日本人那里购买的。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名巡官评论说,政治之争落到“中国和日本对中国毒品交易的控制权的竞争上”。对日本来说,在军事进攻前,这是削弱中国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

 

  桂系要角黄绍弘说,几十年军阀混战,要说哪一场战争背后没有鸦片的,那是不可能的。

  先说最纯洁的护国战争吧。那蔡锷本人的政治理想的纯洁性是不用质疑的,因为他患当时不治的肺结核晚期,还不在北京养病,溜出来玩命,当然不是为了私利。但是护国战争经济上的意义就是为打通质量最好的云南鸦片(云烟)向广西和四川的出口渠道壁垒。不但护国军的军饷是鸦片,军官携带大量鸦片,还有无数鸦片商人带货随军,挑夫比士兵不少。整个一个鸦片的洪流!

  护国战争的结果,滇军携带大量鸦片进入川、桂,而且之后云烟进入这两省的进口税降低,价格猛跌,两省烟民欢呼确跃:民国万岁!滇军声势大镇。但是后来两地人民觉醒,自己开始种植经营鸦片,滇军在中国近代史就无声息了。四川的鸦片因为被武汉方面收取很高的入口税,所以川省势力不彰。再说广西,滇军携大量鸦片决心打通广西、广东入海口。在广西和李白决战,相持中,桂系粮饷断绝,面临崩溃。可滇军一些军官和商人等不及战争结果,买通桂军下级军官偷渡,被白崇禧截获,立即向全军宣布:获得敌人大量鸦片,军饷无忧。“望鸦片止渴”的桂军大胜。从此桂系势力大张,一直控制广州鸦片出海口。活跃于中国政坛。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虽然清廷十八行省罂粟花到处盛开,处处都生产鸦片,但是还是有两大鸦片主要生产地区,即云贵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和陕甘为主的西北地区。这两大地区的鸦片质量较高,深受瘾君子的欢迎;产量较高,除满足本省区吸食外,还大量运销外地。

  从大的方面来看,当时国内鸦片烟毒长途贩运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西北鸦片(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大量销售;二是西南地区鸦片(云贵川)经长江顺流而下,汇总于武汉、上海,分销于华中、华东各地;三是云贵川的鸦片,经湖南,进入华中地区。1927 年国民党建立政府后,“四川刘湘、杨森,贵州尤国林、王家烈,湖南鲁涤平、何键等大批贩毒, 一船烟毒装下长江,一船枪械带回上去。还有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经常有大批烟土东运”(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可以说,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前,烟毒的运输路线是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再转运至中部、西部和北部,蔓延至全国各地;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除了鸦片遍地种植、生产以外,形成了自西北、西南的烟毒贩运路线。

  1933年蒋介石设立禁烟督察外,实行所谓“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但到了下面便成了官卖官营。规定只许鸦片公运,不许私运;公运鸦片(即特货)都由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行营发给印花、由督察处粘贴,对运输路线作了具体规定:

  (一)川货运鄂,大部分集中于四川万县,经宜昌以达汉口,过去通常以四川省办事处派员押运所发联运单,及在万县开船时所发电报为凭。偶尔有少数由宣汉、 开县、南坝场等处,经核桃园、竹山、房县以达老河口。以后各特商(即鸦片贩子)在宣汉、开县等处采办特货,应饬向四川办事处申请派员押运,并仿照川、鄂联 运办法填发运单。川货公运入鄂路线只以宜昌、老河口两处为限。

  (二)滇货在滇集中于昆明市,一路由昭通经重庆转鄂,一路由贵阳经洪江转鄂。又 黔货集中于安顺、贵阳两处,一路由赤水经重庆转鄂,一路由下司经洪江转鄂。滇黔货经湘转鄂者,在湘按鄂湘统征分拨办法纳税,运汉再行补足统税;又经川转鄂者,除已纳川税外,入鄂按照统税税率缴纳。又滇货经由百色转衡川一线,予以取消。以后滇、黔货一律由川之重庆运宜昌转汉,及湘之洪江转汉为公运路线。

  (三)陕甘西货产于甘肃者,集中于兰州、平凉,产生陕西省集中于西安、潼关。此项西货,北出晋绥,南出豫鄂皖,以前运输路线漫无限制,以后自陕甘联运,实行以潼关为汇萃征税地区,以兰州至西安的公路及西安至潼关的铁路为公运路线,并由陕甘两省禁烟机关派员押运。

  (四)西峡口设有收税机关,征收本产货特税。该处地界陕、豫、鄂三省边区,素多私贩,一由川之宣汉、开县,南坝场等产地经万源、大竹河入陕之安康、商 州、商南以运西峡口,一由川之宣汉等产地东行入鄂,经鄂之王家河(竹溪)、羊尾山(郧西)以转西峡口(萧觉天:《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蒋介石的四大银行之一农民银行,其主要业务就是收取鸦片税。

  农民银行大规模从事鸦片贩卖活动。早在1932年10月,蒋介石为搜括资金,提出“寓禁于征”,指令两湖的禁烟机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专征烟税,将所得税收,统统以“特税”科目存入农民银行,由蒋介石随意支取。此后,蒋介石进一步指使农民银行直接进行鸦片买卖,办理豫、鄂、皖、赣、闽、湘、苏、浙、陕、 甘10省的鸦片生意,并将经营特货买卖所获盈余全部归入该行纯益。

 

…………………………………………………………

  以上我从网上查到的有关文章摘录。我这里再次重申,我摘录这些资料并不是要证明谁“好”谁“坏”,仅仅是客观地简单表述当时的历史现状。这就是清末鸦片从海外传入中国后,中国不但有大量人吸食,西北、西南和东北也广泛地种植。与此同时,鸦片相当于“硬通货”充当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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