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我请华新民老师当嘉宾，录了一期“历史明镜”电视节目，专讲他比较了解的钱学森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现。他在节目中讲了钱学森的一段往事，我此前不知道，恐怕许多读者也不太了然，这就是：钱学森在美国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老高按：近来我做历史明镜节目加大了频率，有的是当天当场在网上直播，有的是录制了，待日后择日播出，于是我的感觉是坐进了“时光之车”，在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来回穿越，前天深入抗战战场的炮火连天，昨天就跨进“九一三”事件诡谲现场，今天跳到改革开放初期，明天又跑回反右、大饥荒；与汪精卫的外孙女所作的两期采访，又让我触摸到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复杂氛围……
　　昨天中午，我请华新民老师当嘉宾，录了一期“历史明镜”电视节目，排在数周后播出。专讲他比较了解的钱学森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表现——华新民撰写的长文《文革中的钱学森》，我已经在我的博客上刊登。华新民是钱所创建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最初几届学生之一，文革后又回到科技大任教，后来通过了李政道主持的留美物理学研究生考试，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获得物理学博士，此后在航天领域从事科研，现在已经退休。他一直关注文革，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创办了《华夏文摘》的“文革博物馆”项目。
　　他在电视节目中，讲了钱学森的一段往事，我此前不知道，恐怕许多读者也不太了然，这就是：钱学森在美国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可能听出我的疑惑，电视节目录制结束之后，华新民给我发来了这一说法的依据所在，是中国科技大学熊卫民教授在他于今年出版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一书中讲述的，出自熊教授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毓昌教授的访谈。
　　这里我就转发熊卫民的访谈《李毓昌：中科院力学所早年的人与事》，其中不仅讲述了钱学森的若干秘辛，还讲述了其他很多人，如钱伟长、林鸿荪、林同骥、杜润生等的故事，很有信息含金量。
　　我对华新民老师说：今年是反右60周年，您曾经写过关于钱伟长的文章，钱伟长与钱学森一样是“三钱”之一，也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1986年上书中央举报刘宾雁等人正筹备反右30周年研讨会，致使此会流产，钱伟长则受到邓小平的赞扬，后来晋身副国级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经历和心灵历程，对我们今天更有启示意义。下一次就请您来给我们的观众讲讲钱伟长吧！
　　一直有人批评我只关注中国的负面信息，我已经多次回答，甚至列出了一系列我认为是体现“正面信息”的篇目。但是昨天有位朋友“俞先生”跟帖又说：“你总是在这里揭历史的伤疤。能不能贴一些让人高兴的文章？”我有点不解：历史的伤疤固然让人心里沉重，但有杨继绳这样勇敢的学者正视历史，总结教训，难道不是“让人高兴”吗？至少我就觉得很高兴！而像熊卫民的访谈中所介绍的林鸿荪、林同骥、杜润生这些人，更让我感觉，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正能量。难道不是吗？


　　李毓昌：中科院力学所早年的人与事

　　熊卫民（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访谈

　　【采访者按】2015年5月，在读了我的访谈提纲，经仔细准备之后，李毓昌教授分两次共花了5小时深入、细致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早年的人和事。包括他自己的简要经历，“文革”前力学所的多位党政领导，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科学家，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冲击等。其中，他对钱学森入党、钱学森与钱伟长的关系、海外归国科学家的经历等有关历史细节的回忆，尤其耐人寻味。限于篇幅，本文仅将该访谈的一些精要呈现于读者之前。
　　李毓昌，中国科学院大学退休教授。1929年生于江西南昌，1945年考入中正大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到南昌第一联合中学工作，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8年担任该所计划处负责人，1970年被发配回农村，1979年落实政策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直至1989年离休。
　　时间：2015年5月19日、28日
　　地点：北京中关村李毓昌家

　　李毓昌教授在家里（熊卫民摄于2015年5月19日）

　　钱学森入党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郭永怀先生和钱学森先生都入党了，是吗？
　　李毓昌(以下简称“李”)：是的。钱学森先生入党的时候，我正当支部的组织委员，所以对这件事情知道得比较清楚。大概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夏季的一天，杨刚毅从院里开会回来，找到我们说：最近有一批名人要入党，其中包括李德全（她是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部长）和钱学森，中央书记处已经讨论并同意了，要到支部来补办一个手续。
　　熊：此时钱学森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李：已经写了。杨刚毅跟我们谈过不久，钱先生就把自己的自传交给我——按规定，应该由组织委员来接收这份材料。在他的自传中讲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一些东西很有意思，我直到今天还记忆深刻。他说，他对美学很感兴趣，有一年因病在老家杭州休养，经常去西湖写生，久而久之就萌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会觉得这个东西美，那个东西不美？然后就找书看，觉得很多书都没有什么说服力，直到读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然后他就读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论著，对阶级斗争学说非常折服。病好了之后，他回到交大，向一些同学介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他的影响之下，有不少同学都学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顾德欢。
　　熊：哦，顾德欢是他同学？
　　李：解放后顾德欢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科学院电子所所长兼党委书记。钱学森在自传中说，顾德欢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受他影响。
　　钱先生还在自传中说，到美国后，他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支部里面。后来他又从美共退了出来，因为美国高层有人压制共产党。当时美共找他谈：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继续留在美共，但你必须加入美国籍，然后作为美国公民，你可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另一条路是，如果你不想加入美国籍，那你就退出美共。他想了半天，觉得自己不愿意做美国人，就选择退出了美共。
　　钱先生百年诞辰时，大家对他是否加入过美共一事有争议。我说：你们不要争论了，我亲眼看过钱先生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加入过美共。
　　熊：前些天，郑哲敏先生告诉我，他参加了钱先生入党的支部会议，也亲耳听钱先生说过自己曾加入美共之事。
　　李：钱先生在自述中比较详细地讲了他加入和离开美共的经过。他还说，与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美国共产党是个很松散的组织，开展的活动也就是一些教师每个月什么时候聚在一起聊聊天，谈论谈论国家大事之类。
　　熊：但是后来钱学森又申请了加入美国籍。
　　李：这是他退出美共之后几年的事。他没在自传中说这个事。
　　熊：自传中没有讲这个事？
　　李：没讲。但这件事情我知道。有意思的是，因为属行政支部，我们那个支部里边还有很多转业军人。事先我们跟他们打招呼说：钱学森的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党中央都已经审查完了，你们不要打横炮！
　　熊：在支部会讨论时，那些人是不是就没打横炮？
　　李：没有。所以钱先生很顺利地通过了。

　　钱学森

　　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

　　熊：中国社会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文简称“力学所”)是从数学所力学研究室扩展而成，该室主任钱伟长可以说是力学所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请您也谈谈钱伟长先生。
　　李：你读过我写的关于钱伟长先生的文章，我就不再多说了。反正钱先生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熊：作为正、副所长，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如何？
　　李：我们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我感觉到，刚从美国回来时，钱学森有很多问题要请教钱伟长。毕竟他对国内的大环境不熟悉，而钱伟长已经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了六七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一次全国力学代表大会暨中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由钱学森致开幕辞（主要是些客套话），由钱伟长做大会总结——因为钱学森觉得钱伟长的讲话会比较合乎党的政策，所以请钱伟长来讲。
　　后来，我又注意到，在力学所的会议上，钱伟长先生和钱学森先生经常有不同意见。郭永怀先生和钱伟长先生不同，在力学所的会议上，他和钱学森先生没有针锋相对的时候。
　　熊：两位钱先生因什么事情而争论？
　　李：我不记得，大概是力学问题吧。
　　熊：这种争论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李：我觉得不应该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钱伟长

　　熊：但是，1957年“反右”的时候，却有钱学森严厉批判钱伟长的报道。
　　李：在对待钱伟长的问题上，我觉得钱学森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公开批判，另一方面是私下关照。1957年时，中国力学学会有一个核心小组，由力学所的正副所长钱学森、郭永怀，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沈元，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等人构成。他们开会时，总会把我带去做记录。我注意到，开完会，周培源、沈元都告辞后，钱学森和郭永怀总会借故留下来。他们跟张维讲，钱伟长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这种人不用，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个损失，希望清华大学能够妥善安排钱伟长。
　　熊：我接触过一些智力特别高超的人。因为智力高，有些人对智力不够高的人不耐烦，看不上他们。可人人都有自尊心，他们的这种态度很容易导致人际纠纷。钱伟长先生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
　　李：可能有一些。不过钱伟长先生有个好处，他对年轻人从来不压，似乎感觉后生可畏，有时候还估计过头了。记得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突然跟我讲：“李毓昌，你写的东西有一个缺点，数学味太重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的数学根本不行，只是勉强弄懂了我研究的力学问题所需要用的数学工具而已。

　　林鸿荪、林同骥和其他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

　　熊：请您谈一谈力学所其他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情况。
　　李：“文革”前，大概有十五六位知识分子从国外来到力学所，除钱学森、郭永怀两位所长外，流体组有林同骥、潘良儒和卞英贵，固体力学组有李敏华、程世祜和黄茂光，动力室有吴仲华、吴文、吴承康和一个姓葛的。还有搞化学流体力学的林鸿荪，搞运筹学的许国志。60年代又来了几位，其中一个是谈镐生，我和他打交道比较少，因为他在“文革”前夕才来，而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反革命”。还有一个叫张强新，他比较年轻，是从英国回来的。大概就这样一些人。
　　这些人可分做几类：一类是“二林”（林鸿荪和林同骥），对共产党非常热情，一直很追求进步。现在我把他们两人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林鸿荪比我大四岁，是在天津长大的。他父亲是中国银行的高管，据说曾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抗战开始时，林鸿荪和姐姐一起在上海念中学，受进步思想影响，两人非常地进步，以至于在林鸿荪十四五岁、他姐姐十六七岁的时候，两人跑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了。当然，苏北解放区的生活条件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条件没法相比，再加上解放区生活不安定，经常转移，差不多天天行军，不久之后，他和他姐姐都病了，且病得比较厉害。部队领导就动员他们回到上海去，跟他们说：这个天下，哪一个地方不革命啊？你不要以为到解放区才是革命，你们在上海同样也可以为革命做很多工作。这当然也是实话。他们可以团结同学，传播进步思想嘛。结果，新四军就把他和他姐姐从解放区秘密弄回了上海。
　　当时上海有一个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它的头好像是李士群，总部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他们也知道这两个孩子实际并没有什么情报价值，你想想，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小的十四五岁，也就跑到解放区去转了一圈，但是他们知道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银行的高管，就把这两姐弟抓了起来以勒索钱财。林鸿荪的父亲知道后当然很着急，后来就和汪伪的特务机关达成协议，我给你多少金条你们放人，结果就把他们两个人赎了出来。出是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后来成了林鸿荪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你曾经被捕过，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当时有变节行为？而且林鸿荪最后正是因为这个事情送了命。
　　林鸿荪和他姐姐出来时，他父亲已经从英国调到印度来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中国银行当经理或别的高管。他说：你们姐弟两个净给我闹事！就把他们从上海接到印度去了。所以，林鸿荪的高中是在印度念的。在印度高中毕业后，他们就到美国去了。林鸿荪在美国学化工，他数学很好，除化工外，对力学也很有兴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坐不住了想回来，听说他的博士论文都已经写好了，只要等答辩完就能够把学位拿到手，可他实在等不及，就提前回来了。当时钱伟长在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内搞了个力学研究室。林鸿荪回国后，被分配到钱伟长的手下工作。而这个力学研究室，就是力学所的前身。林鸿荪、胡海昌、何胜玉等人是力学室最早的成员，在没到力学所来以前，我经常读他们写的文章，所以我老早就知道林鸿荪。后来到力学所来以后，我就认识他了。因为我是党员，他非常靠近组织，所以他和我的来往很多。
　　熊：他很靠近您，是不是也跟您讲过他的历史？
　　李：对。1958年左右，他申请入党，跟我谈起他过去的历史，以及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是杨刚毅当党委书记，我们跟杨刚毅合计时，大家普遍认为，当时林鸿荪很小，又没参加共产党，所以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问题；他就到解放区去转一转，也没有向敌人泄露机密的问题。所以我们接受了他入党。
　　熊：他和钱学森一道入党？
　　李：不是同时，他比钱学森要稍微晚一点。钱学森先生是1958年暑假通过的，他可能快到1958年底了。然后，力学所在怀柔建了一个基地，搞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派林鸿荪去那里负责。应该说他还是很能干的，因为那边主要是实验工作，需要把很多实验设备搞起来，在他的领导下，怀柔基地，也即力学所二部搞得不错。
　　熊：他是二部的实际负责人？
　　李：对，他领了一帮年轻人在大山深处搞试验。他当时工作非常忙。我记得他曾经得过肝炎，有一次他从怀柔回来，我见他脸色很不好，就问他：“老林，怎么样啊？”他说最近身体不好，还跟我开玩笑说，自己处于超重状态，走不动，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我就向领导反映了他的情况。后来所里就让他休息了个把礼拜再去。
　　熊：杨刚毅比较器重他，是吗？
　　李：杨刚毅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你能够胜任工作，他就对你比较放手。
　　熊：钱学森是不是也挺器重他？
　　李：对。林鸿荪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年轻、能干，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可惜的是，“文革”的时候，有人又把他曾经被捕的事翻了出来，说他是“大叛徒”等，狠狠批斗他。听说1968年冬天，在一次批斗的前夜，他逃走了，后来在一个大水泥管子中找到了他的尸体。
　　熊：谈庆明先生跟我详谈过林鸿荪之死。他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李佩挨斗，郭永怀很焦虑，急匆匆从核试验基地回北京，结果飞机失事。林鸿荪曾长期寄住在郭永怀、李佩夫妇家，和他们关系极好，郭永怀的突然离世，让他残存的一点希望破灭，就于1968年12月的一个晚上跑到怀柔力学所二部附近的一个小山沟中淹死了。小山沟中水很浅，他实际是自己硬把自己活活溺死的。
　　李：哦！谈先生是林鸿荪的学生，他应当了解更准确。我当时自己被整得狼狈不堪，也就听人那么传。
　　下面我跟你谈谈林同骥先生。林先生回国之前，已经在美国拿到正教授的职位，学术地位也比大多数学者要高一些。他的专业是稀薄空气动力学，研究卫星等在高空很稀薄的空气中飞行所遇到的问题。好像他发展了一套类似于统计力学的计算方法。回国之后，他当研究组组长，工作特别努力，脾气也好，与群众关系处得不错。他对共产党也是非常有热情。他是和夫人一起回来的。他夫人叫张斌，大概在美国拿了化学博士学位吧，所以回来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
　　“文革”的时候，抓到一个人，说是美国特务，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大概他受不了刑讯，就胡乱招供。问他跟什么人联系，他说我也不知道联系人的姓名，只知道她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的，每天骑一辆红色的自行车上班。后来一查，发现化学所有个张斌与此能对上。于是，有一天早上，突然间来了好多公安人员，就把张斌给抓进了监狱。听说她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尤其是被饿得很厉害，有时候恨不得抓一把草来吃。关了她四五年吧，因为实在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她是特务，就把她给放了。我1956年初次见到张斌的时候，觉得她长得非常年轻，听说她出狱时，背也驼了，腰也弯了，已经变成一个老太婆了。你说这个打击有多大！
　　“文革”的时候，林同骥当然也就没好日子过：你老婆是特务，你还能没问题吗？老是斗他。后来罚他到力学所的开水房去烧开水。有人说林同骥特别有意思，在开水房的时候，他还研究怎么烧最节煤。改革开放后，对外关系松动，张斌说，我在中国大陆待不下去了，我回美国去。她就回美国去了。林同骥坚决不去，一个人留在力学所。我有一次在力学所碰见一些老同事，他们跟我开玩笑：“李毓昌啊，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好的托老所吗？”我说：“不知道。谁要托老呀？”他们说，要把林同骥托去。他老婆走了，女儿也去美国了，就他一个人孤苦伶仃，还在这儿硬撑着不走。他们还说，改革开放后，有一次在法国巴黎开国际力学会议，林同骥去了，他特别地省，组织上给他的津贴，他全都省下来买书籍、仪器等。不仅自己省，还叫别人也省，说国家现在还穷，我们要省着点用。大概他们去的时间比较长，他还特地买了一把推子，平常谁要理发，他就过去免费帮人理。他节省到这种程度。后来，他大概实在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才去了美国，在那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熊：夫人、女儿都走了，他为什么要留？他可说过理由？
　　李：他说，我还能帮国家做点事情。大概有很强的报效祖国之意。林先生的学问还是不错的。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譬如带研究生等。他后来入党了，这大概是“文革”以后的事。
　　熊：在那之前，他向党靠拢吗？是否给你们递过入党申请书？
　　李：好像没有。
　　熊：他那么靠近党，为什么长时间不提交申请书呢？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有些事情我没跟他敞开来谈过。
　　下面谈谈其他人的情况。
　　应该说，那时候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部分人都属于左派。李敏华先生、潘良儒先生等人，都认为自己是左派。还有一个人叫做程世祜的，也倾向共产党。后来在“文革”时挨批，也在怀柔自杀了。他这个人还是很正直的，听说当年在美国留学时曾质问总统：美国政府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他和其他70多个中国留学生就在《纽约时报》购买广告版面，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质问他，你们美国不是尊重人权嘛，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国，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回国？
　　我觉得这些人选择归国时，心理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有好感。因为经历长期动乱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一而比较安定的国家，且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提高了。我们小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纪念日，今天是某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多少周年，明天又是另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多少周年，很有屈辱感。于是，有很多人都以振兴中国为己任。至于走什么道路，则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像胡适之等人，他们觉得应该走英美的道路。而另外有很多左倾、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应该走苏联的道路。共产党选的是苏联的道路，自1949年建政以来，在建设方面的确也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成绩也是激动人心的。不说别的，就拿我们力学所的大楼来说，你知道当时的造价是多少？100万元。1958年底动工，1959年10月1日左右我们就到楼内上班了。由此可见共产党在发展科学方面的大手笔。
　　熊：以现在的目光看，力学所的主楼还是很气派的。
　　李：我再补充我听说的一件事情吧。大楼的建筑图纸做好了之后，拿给钱先生和郭先生审，他们觉得楼内设备过于豪华，就砍掉了一些项目，譬如原设计中大厅内很豪华的吊灯。他们认为，现在老百姓很穷，国家也很穷，在能够省钱的地方，我们应尽可能省钱。那栋大楼的最初造价是每平方米110块钱，经他们一砍，变成了每平方米100块钱，而后者当时几乎也已是最高的造价了。那个大楼总的建筑面积是一万平方米，所以，总投资是100万。共产党肯花钱搞这种基础建设，还是能够得到留学归国人员的好感的。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感到不自由，感到压抑。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化学所的五楼上班，黄茂光等人经常到我们那个办公室来串门。他主要是跟潘良儒等人谈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有不少牢骚，譬如“现在官僚主义很严重”之类。可能大部分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共产党有一些好感——认为你这个建设还真是有一点新气象，中国在国际上不再被人家瞧扁。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看出来了这当中还有所谓“宗派主义”的东西——党内、党外分得特别清楚。他们还没经历过“反右”，还不知道嘴上面应该安把锁，谈话时还是比较放得开的。后来慢慢地，尤其是经过“反右”之后，虽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缺点，但前车之鉴在那里，大家也就变得都比较沉闷，许多事情都不讲了。

　　杜润生组织政策座谈会

　　李：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我有独立见地，以后科学院的多位领导到力学所来，都会征求我的意见（譬如“你对大跃进有些什么看法”），甚至于一到力学所来就约我长谈（有一次谈了两天）。有一天，汪志华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熊：这是哪一年的事？
　　李：1961年或196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汪志华说：“李毓昌啊，我们一起到院里面去走一趟。”我问是什么事，他还挺神秘，说：“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我就坐他的车，和他一起去了院部的会议室。稍后，杜润生来了，他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今天要把这句话改一下，改为“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你们有的是所里面的，有的是院机关的，都比较年轻，但大部分人入党的时间都不短了，而且有专业知识。今天我把你们请来，是因为我觉得，关于科学院的工作，党组需要找一些人来咨询。以后每次党组有什么大的动作，我都会提前把你们找来商量商量，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杜润生

　　熊：那次会议有多大规模？
　　李：大概20多个人吧，这种会以后开过多次。我认识一些从院机关过去的参会者，譬如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生物学部的过兴先（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前是浙江的地下党）和薛攀皋，政策研究室的朱琴珊、黎功德，计划局的徐简。还有汪志华，计划局局长，原西南联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汪志华是林鸿荪介绍给我认识的。林鸿荪说，1956年搞科学规划的时候，他就跟汪志华在一起。当时还有苏联专家参加规划，他们中有些人对汪志华非常佩服，觉得他见解很高明，说他工作能力很强。在我们这个咨询组里，汪志华、过兴先年龄较大，职位也比较高。杜润生对他们比较倚重，特别是汪志华，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杜润生的得力助手。“文革”中杜润生受到猛烈的批判和攻击，汪志华也未能幸免。一些品质恶劣的人对汪志华威逼利诱，让其揭发杜润生。最终汪志华宁死不屈，被迫自杀，但他保住了自己宝贵的气节和尊严。
　　此外，研究所还去了一些人，但不是每个所都有人，而且，有的所经常换人。譬如说物理所，原来是一个姓许的人参会（此人资格很老，原西南联大毕业的），后来换成了陈春先。再如化学所，换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是陶行知的儿子叫陶冯，后来陶冯不干了，又找了一个姓马的人去。没换人的研究所，大概只有数学所和力学所，数学所的田方真和力学所的我，自始至终都参加这一系列会议。
　　熊：所里的参会者是不是也普遍有一定的职位？
　　李：都是和我类似的业务负责人。
　　熊：这种会议大概多长时间开一次？
　　李：大概个把月开一次吧。有时还让我们放下所里的工作，到宾馆（科学院在那里包有房间）住一段时间——通常是帮院里搞什么文件，有时也讨论讨论过去工作的得失，总结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同时花时间也是比较多的一次是拟科学14条。实施“八字方针”时，为了调整政策，党中央出台了农业60条、工业多少条等，然后有科学14条。
　　14条说是党中央的，实际上是由科学院来制定的。我们都具体参加了这个东西的拟订。写这个东西时，我记得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是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过去说基层党支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因为基层党支部往往由小年轻构成，他们才入科学的门，又怎么去领导？所以就改成基层党组织起保证作用。还有一个是要保证研究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去搞业务，后来规定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只有六分之零点五，也即六天当中只能够用半天时间来搞政治学习。当时还讨论了以任务来带学科究竟对不对。当时讨论是比较多的。我觉得，杜润生这个人脑子非常灵活。
　　熊：这些活动一直都是杜润生主持的？
　　李：一直都是杜润生主持，而且他自始至终都盯在那个地方。
　　熊：这些都涉及大政方针的制定啊。张劲夫参加过吗？
　　李：张劲夫没参加过，都是杜润生抓的。科学院的人曾开玩笑说：科学院有一个“山西帮”，好多山西人，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都是。我觉得杜润生是老干部当中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有充分的估计。好多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不切实际的指责，他经常会为此而很动感情，甚至跳将起来。记得有一次，杜润生问一干部：“某人怎么样啊？”“还好，就是开会不积极发言。”杜润生听后，很动感情地说：政治上表态谁不会？我计较的是他的科研工作做得如何！
　　因为尊重知识分子，杜润生在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中威信很高。我给你讲一件事情。钱学森入党，力学所党委书记杨刚毅是介绍人。还需要另一个介绍人，杨刚毅跟钱学森讲，你觉得院领导里谁的政治水平高？可以请他来做你的另一个介绍人。后来，钱学森就提了杜润生。所以，杜润生和杨刚毅是钱学森的入党介绍人。
　　杜润生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在党组做重大决定前，会召集我们开会，每次开会他都自始至终全在场。
　　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公共政策的制定，理应在事先征求意见。
　　李：对，兼听则明嘛。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与研究”项目成果之一，感谢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王作跃教授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供宝贵资料。本文原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早年的人和事》，发表于《史林》2016增刊，此处有删节。收入《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熊卫民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