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川：“八大王”张献忠在明末清初三次入川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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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川神经粗大脑洞很深的历史爱好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逝川】

去年底，国内十余位考古专家齐聚四川彭山，正式宣布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经考证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这句流传数百年的童谣，也终于被证实。2017年1月5日，水下考古发掘正式启动。

而就在3月20日下午，四川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阶段性工作新闻通气会：历经两个多月的发掘，出土了超10000件文物，包括明王朝分封藩王及张献忠分封嫔妃的金册、银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银锭以及各类金银首饰和兵器。进一步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现场展示“木鞘藏银”的照片

然而随着江口沉银一同浮出水面成为热点的，还有围绕这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的种种争议：其中最大的疑团，当属“张献忠屠川”。

百度和搜狗分别是国内使用率最高的搜索引擎和输入法，可以从推荐结果看出除了因最近的考古而排名靠前的几条，网友们对张献忠在蜀地的所作所为是非常感兴趣的。

但是这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谜团，一方面有诸多史料佐证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杀，纵容部下奸淫掳掠，给蜀地百姓造成了惨绝人寰的惨剧，以至于“十室九空”；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人认为有所记载的大都为野史和清朝官修明史，前者难以取信，后者因政治需要对张献忠这类农民起义军领袖极尽抹黑之能事，因此张献忠屠川之事要打一个折扣。那么，到底张献忠在四川都干了些什么呢？让我们循着时间线，从八大王的生平开始回顾。

张献忠生平经历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皇帝朱翊钧仍然没有上朝，也没有接见朝臣。陕西榆林定边县郝滩乡，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之一——张献忠出生了（另一个掘墓人李自成好巧不巧也是这一年出生，同样也是榆林人，真可谓是06黄金一代）。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所以某张姓歌手原来和张献忠同名，什么鬼2333），外号黄虎。关于张献忠的家庭，史书的记载很少，均没有留下姓名。我们只知道张父是名小生意人，家境虽然贫苦，但张献忠少时也曾读过一点书。不过很明显这位未来的大西皇帝没能考取功名，否则就不会去延安府当一名捕快了。捕快没干好犯了事被革了职，只好跑去延绥镇投军（“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为府中快手，不得志”——《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

这里的快手，可不是喊麦直播那个快手，而是明朝军制下军籍之外“佥点补替”民兵的别称。但当兵又犯了事，按律要和另外十七名同犯一同问斩。总兵王威正准备砍人呢，这时候张献忠生命中第一个贵人出现了——陈洪范，他恰好来拜访王总兵。而我们的张秉忠也展现了他不抛弃不放弃的坚韧性格：向陈洪范乞求活命。而这位军中的陈大人也为张献忠相貌奇特而感到惊奇，便向王威请求赦免。

按理说这理由也是挺扯淡的，你一个客人说刀下留人就留人，我王威要是答应了，岂不显得……特别通情达理？于是其他十七人都掉了脑袋，唯独张献忠挨了一百鞭子后从军队除名了事。俗话说接盘接到底，将来陈将军还会和左良玉合作大破张献忠部，届时张献忠还要乞降一次。这就是后话了。

军队也待不下去了，但秉忠同学还是要吃饭，要活下去。恰逢天启末年陕西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蝗灾，三秦大地饿殍遍地，哀鸿遍野。但辽事不息，辽饷不止。明朝财政吃紧，不仅拿不出赈灾粮食，原有的辽饷也没有停止，于是乎官逼民反，农民生存不下去就只有铤而走险，农民暴动很快蔓延了陕西全境。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一说跟随神一魁起义，也有记载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暴动。总之他是投身到战争的洪流中去了，自号“八大王”。

连环画《张献忠反谷城》中的一页

从这个诨名可以看出张献忠的教育水平的确不高，审美水平和文学素养都有限，但是比起其他农名起义军领袖的诨名——如果说“曹操”（罗汝才）、“薛仁贵”这种是抄袭穿越借尸还魂，“老回回”（马守应）反映民族特色，那么“闯塌天”（刘国能）、“不沾泥”（张存孟）、“油里滑”这种就是纯粹口语化带点水浒色彩（再次反映《水浒传》的确是明末一大IP）。

这时候张献忠小时候受过的教育和从军期间的军事训练自然甩了其他泥腿子几条大路，流动作战中给了他发展壮大的机会，在一众泥腿子农民军中成为核心部队，人数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的部队进入四川，打下了夔（音kuí）州（今重庆奉节），本来打算继续进击，不过慑于威名赫赫的重庆女总兵秦良玉麾下“白杆兵”威名（这是一支敢在浑河与努尔哈赤的后金精锐贴身肉搏的虎狼之师），仓皇撤退之时被秦良玉和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不得不败退湖广。

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战果显赫，跳出河南的官军包围圈，一路向东挺进直破明中都凤阳。凤阳那是什么地方？朱重八的老家，祖坟所在地。张献忠一点也不客气，砍了凤阳知府，顺带发动农民军和百姓把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也都砍了，拆了地面建筑物和皇觉寺（朱重八出家的地方，龙兴之地所以当时叫龙兴寺），最狠的是掘了老朱家的祖坟，凤阳的地主也被屠戮殆尽。凤阳一战可以看出张献忠从军的风格：那就是对明朝皇室是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有条件消灭。

但凡事没有总是顺风顺水的时候，明王朝离咽气也还有好几年。到崇祯十年（1637年），农民起义军接连遭受挫折，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多次击败，只剩17骑躲藏起来；张献忠本人也被左良玉击败受伤，部下孙可望力救才得以脱险。为了保存实力，“八大王”也不得不低头，接受了明朝的“招抚”，但招抚招抚，招而不抚，就如同猫咪难以被两脚兽驯化，八大王也不会甘心屈居人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也不当明朝的官，部队也仍然保持独立性。重新造反，只是个时间问题。

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于洪承畴、孙传庭率军进京勤王，西北的官军力量出现了真空。充分修整后的张献忠自然抓住机会又造反了，并且打败了之前的老对头左良玉，害得人家降了三级。

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通过贿赂左良玉的方式，再次跳出官军包围圈，二次入川。这次他击败了老冤家秦良玉所部，在四川转战了半年，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再次挥师出川，昼夜急行很快攻克襄阳，获得了明朝的军需饷银并用来赈济百姓。并且如同他在明中都凤阳对朱明皇室所作的一样：杀了崇祯皇帝的叔叔襄王朱翊铭和兄弟贵阳王朱常法。其后一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又有过低潮，一度不得不投奔李自成，因不愿意接受改编差点被李自成杀掉。多亏“曹操”罗汝才劝阻并私下赠予五百骑才得以逃脱。可见八大王也是有自己的野心的，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确有着一定的人格魅力。

崇祯十六年初后来他又攻克了武昌，处死了楚王朱华奎。之前李自成攻克洛阳后搞了个“福禄宴”，也许是抱着和李自成攀比的心理，张献忠这次和部下一起分吃了楚王的肉。可怜明末的皇室成员，就这样一个个被农民军像杀鸡宰牛一样给宰了。

在武昌的时候，“八大王”升级为“大西王”，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有了名号架子也得搭起来，于是有样学样也设了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并且开科取士授以州县官职（可惜这批人再后来左良玉反攻后多被逮杀）。不过背面同样称王的李自成就非常不满了，派人带了书信以示威胁。张献忠是个十分识时务的人，被李自成和官军两下夹击，于是率部南下湖南，经过几个月的鏖战，逐渐控制了湘境、鄂南、粤桂北部地区。这时候的“大西王”开始谋划更长远的目标了，于是决定三进四川。

张献忠称帝

崇祯十七年（1644年），彻底击败秦良玉所部，攻陷成都后，“大西王”正式升级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这个年号真是要跟早他几个月称帝的李自成死磕到底啊）。另外也少不了搭建新政权的架子，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铸钱和开科取士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大顺朝过得并不顺，先是各地部队和地方官员频遭明军袭击，以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自己也穿上鞋了，却也开始脚疼了；大顺二年（1645年）对李自成辖下的汉中的作战也失败了。

大顺二年（1645年）初，也就是北方清朝的顺治二年，福临这个小皇帝刚刚登基没多久，清廷在摄政王多尔衮的指挥下正在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南明的弘光政权进行作战，暂时无暇关注张献忠。只是派了定西大将军河洛会（别看像个汉人名字，这可是正宗满洲镶白旗人）剿抚并用，表示对张秉忠同学过去的早饭行径一概既往不咎，如若能降，永葆富贵，但倘观望迟延，定会悔之无及。不过清廷显然低估了张秉忠同学的野望与气节：明朝和李自成老子都看不上，如今还要当“汉奸”？哪凉快哪呆着去吧！

但大西政权走到第三年（1646年），情况一下子急转直下：北方李自成身灭，大顺政权土崩瓦解只剩下残余的抵抗力量；南京也已经被豫亲王多铎平定；清廷更是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吴三桂等全力进攻大西政权。由于部将刘进忠积极主动向吴三桂学习，投降清军并带领其进入川北，张献忠于是尝试向川西川南转移，带上了多年征战积累的金银珠宝，由主力部队护送沿岷江南下。但是在江口镇被南明的总兵杨展击败，金银财宝也都沉入江底。时隔300多年才得以考古发掘重见天日，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向南打不过，张献忠只能向北去啃清军这块硬骨头，当然这中间杨展杨总兵也没闲着，张献忠跑杨展一路追，一直追击到成都北面80里的广汉才收手。南北腹背受敌，只能放弃成都，破釜沉舟，向着陕西老家的方向，说不定还能博一条生路！两年前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破之时，曾命皇后贵妃自缢，砍死多名嫔妃后又砍死昭仁公主砍伤长平公主，以免落入农民军手中受辱。

那时候朱由检的心情，张献忠现在想必也体会到了，所以他“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并交代养子孙可望，“世子就由你来当，你就不要推辞了。明朝这么多年正统，看来气数未尽，天意如此。我之前干了那么多缺德事，连人祖坟都刨了，不可能再归大明了。等我将来死了，你就赶紧归顺大明，千万别投清啊！”（孙可望的确大部分都听进去了，归顺大明他办到了，就是最后还是投清了！）这交代后事，反映出张献忠感觉到自己失败在即，命不久矣，冥冥之中自有命数吧。

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大西军和清军前锋鳌拜在西充遭遇，隔河对峙。张献忠戎马征战这么多年，一直很命大，所以这次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带着牙将亲自上凤凰山前线观察敌情。好巧不巧叛将刘进忠刚好在对面，告诉了清军那就是八大王，清军迅速射箭，击毙了张献忠，一代枭雄就此陨落。从崇祯三年（1630年）到大顺三年（1646年），纵横中原大地17年之久，历经浮沉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大西国皇帝，张·敬轩·秉忠·献忠就此陨落。

张献忠虽然死了，但是四川仍然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南明永历朝廷联合张献忠的残部与清军仍然进行了十多年的战争，直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才得以平定。

屠蜀疑云

围绕在张献忠身边的，总是少不了他在四川的“暴行”。《明会要》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人口三百一十万，而到了清初四川结束战乱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根据《四川通史》数据，在籍人口锐减到了1.6万户，约8万人（但实际人口肯定不止8万，因连年战乱，有大量流民无法统计）！上百万的人口锐减，自然不会是自然死亡，那么谁是这个罪魁祸首呢？

在民间流传深远的一种观点是：张献忠是屠川的刽子手，他统治四川期间为巩固统治，报复地主阶级和四川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以至于川省十室九空，清康熙年间不得不移湖广百姓填实四川。此种观点也有众多史料支撑，《明史》、《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蜀龟鉴》、《后鉴录》、《客滇述》、《圣教入川记》中都有部分记载：

这些史料或为清朝官修正史，或为明朝遗民笔记，或为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四川的杀戮行径，也正是有着这样一些史料的支撑，使得张献忠“坐实”了“川中屠夫”的名号。

然而，进行深入考究就会发现，以上史料存在诸多疑点，尤其在所涉及的杀戮人数上有重大偏差。《明史》中记载“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数字，《明会典》统计万历年间全国人口为六千多万，而明朝峰值人口在不同学者间有不同说法，在6000万至2亿之间。但不管怎么说，光在四川就屠杀了6亿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而《后鉴录》中四路屠蜀的记载更是匪夷所思：

1646年四路所屠杀的人数加起来，达到了6亿9948万之多，同《明史》记载中远远超出四川人口的错误一样。并且1646年是大顺三年，正是大西政权受到清军和南明南北夹击处境困顿的时候，川南州县已经被明参将杨展夺去，汉中地区处于满清靖远大将军豪格的威胁之下，重庆也已经在去年被大明四川巡抚马干收复。可见大西政权实际控制区域有限，且要防备来自各方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将部队分四路“草杀”，且从当年元日杀到五月，实在不符合逻辑。

除了数字有漏洞，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也并不是一路残暴到底。从他在武昌称王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到占据长沙后免征税粮，军纪严明来看，张献忠并非是天生嗜杀，尤其是对普通百姓。大西王也是有着收民心夺天下的野心的。

八大王前两次入川主要是辗转作战，时间都不长，也没有对蜀地百姓产生深远影响。具体的“屠蜀”行径可以从张献忠第三次入川作战（1644年1月）到放弃成都北上（1646年9月）间二年多的时间内进行辨析。

如同上文所说，入川之前，张献忠是很少对普通百姓举起屠刀的，只是对明朝藩王和官员地主进行处决。入川初期，也是极少见到杀戮记载的，这是因为农民起义军得到百姓支持，军事进展顺利，所到之处无不“箪食壶浆以迎”。主要有攻击的大规模“屠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次：一是1644年6月克重庆，二是1644年7月克成都，三是所谓屠杀士子案。那么我们就来探究以下张献忠为什么要进行杀戮，对象又都是些什么人，大体杀了多少？

首先是攻克重庆之时，《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是“‘贼’屠重庆”，《明季南略》则记载“城中百万圣灵，无一逃者”。看起来似乎是把重庆人民给。了，但一来这不合情理，否则后来南明收复重庆一座空城意欲何为？二来随着张献忠的大西军声势逐渐壮大，张献忠本人和部将都会产生谋求更高政治诉求的动机。张献忠的义子，在张献忠称帝后被封为平东王的平东将军孙可望就曾对他说过：“今出万死争斯土，庶几为王成霸业耳。若又屠其众，某等何用生为！”（《绥寇纪略》）。可见，大西集团的上层是懂得“民为贵，君为轻”的道理的，而不肯任意乱杀的。

那么真正的事实，也许可以从《续绥寇纪略》中窥见：

“引瑞王入……遂命凌迟。时赤日正中，忽黑云弥漫，雷电大作。献忠惧，刺王速死，盛以棺。初欲屠重庆，因是亦止。”

虽然这段记载有着浓浓的迷信味道，但却侧面反映了重庆当时的事实真相，即农民军并没有屠重庆。

当然，没有屠城并不代表没有在重庆杀人。《蜀碧》记载的是：“‘贼’陷重庆，瑞王常浩及巡抚陈士奇以下各官死之……自瑞王以下，死者万人”。《怀陵流寇终始录》记载的是：“重庆陷，士奇与太守王行俭、巴令王锡皆被杀害……衣冠死者甚众。”可见，张献忠在重庆所杀戮的，同他在凤阳、襄阳、武昌所杀戮的朱国正、襄王、楚王一样，是以瑞王朱常浩和巡抚陈士奇为代表的朱明宗室和明朝上层官员。

其次是攻克成都之时，同样有史料指证张献忠在成都大肆屠杀。《明史》有载：“坑成都民于中园”，“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等。而实际情况，也与在重庆大体相似。一方面大西政权初立，急需稳定民心巩固后方，此时大肆屠杀无异于四处树敌，如果真如这些史料记载，恐怕大西政权连大顺二年都呆不下去。另一方面，大西政权为了经营四川也做了许多事情，颁行《通天历》、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锦里新编》）并任命为四川各郡县官员，张献忠甚至下了严格的禁令，约束部下不得“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平寇志》）。这一切都和屠杀成都的描述相矛盾。

具体到成都杀戮的对象，首要仍是明朝的藩王宗室和官员。“城破，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及道府各官皆死之。”（《罪惟录》）这与在重庆没有差别。其次是镇压各地地主武装。起义军外派到各郡县的官员，经常被当地地主武装屠杀，严重威胁了新生的大西政权的安全。

张献忠为了镇压这种反扑，巩固大西政权，才断然进行反击。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也没有进行无区别的屠杀：

《明史》和《后鉴录》所记载的所谓“四路草杀”，实际是对这一镇压行为的夸大和诋毁。最后是屠杀士子事件，具体发生的时间尚有争议，有1644年秋和1645年两种说法；甚至所发生的的地点，也有争议：《绥寇纪略》、《蜀碧》说杀于西门外青羊宫，《蜀乱始末》又说“牵至南门桥上，砍入水中”，《续编绥寇纪略》和《纪事略》则说杀于灌锦桥；杀了多少人，各书所记也不相同，从数千到二万余不等；杀了哪些人，也不同：《绥寇纪略》只提到“诸生”，《客滇述》和《鹿樵纪闻》则说是教官、监生和他们的妻子，《蜀乱始末》又说是“师生主仆”，《蜀难叙略》则说是“进士、巨人、贡监生员”，《续编绥寇纪略》说是“一切绅士、贡监、生童、技术”。

《纪事略》却又说是“乡绅、举贡、监生、秀才、童生、农圃、医卜、僧道及民间俊秀子弟”。而最为关键的杀戮原因，各书记载也不尽相同，大致有三种记载：一是朝天关查获程度诸生颜天汉等人私通李自成的书信，引起张献忠震怒所引发（《绥寇纪略》和《鹿樵纪闻》）；二是当初张献忠在郧阳作战失败，藏在深山中时抢夺过寺庙僧人的粮食，寺中武僧穿着在寺庙中肄业的生员衣冠袭击了张献忠部夺回粮食并杀死不少起义军。导致张献忠积怨于士子，迁戮于蜀（《蜀碧》）；三是断绝百姓造反的祸根，因为“士为四民之首”（《续编绥寇纪略》和《纪事略》）。

四川学者任乃强1950年编著的《张献忠屠蜀记》

为什么各家史料会对这件事的记载有如此大的出入呢？学者杨济堃在1980年3月举行的“张献忠在四川”的学术研讨会上曾经发言论述过原因：“各书的作者，有的并未生活在那个时代。故而其书中所记，或抄录前人著述，或出诸耳食之谈……至于有的作者虽然生活在那个时代，不过，他们远离四川，其所记单凭邸报流传，全无实据。”（《对张献忠杀戮士子的探讨——兼与孙祚民同志商榷》）。以《纪事略》为例，其记载这一次张献忠在乙酉年（1645年）杀尽士子，但又说“是年开科，乡荐二百人，会试取毛井吉等百二十人，廷试擢汉州劣生龚济民状元及第。”既然。四川士子，又何来开科录取之说？只能说自相矛盾，不可信也。

另外，张献忠就算全盛时期，在四川也仅仅占有三府、四直隶州、五属州和三十六县（《张献忠屠蜀还是明清统治阶级屠蜀》杨济堃）。各府州县的生员数量即使全部满员，也不够杀戮士子记载中的士子数量的。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说明代“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依次减十”。就算齐装满员，也不过1110人。更何况到了明后期，尤其是张居正当政后，大肆核减过天下生员。就算考上举人，举人考上进士的，都要出川去外省或京中做官。再加上张献忠入蜀后，一些生员或逃亡或参与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农民军被杀或自尽，剩下来的越发少了。

由此可见，所谓张献忠杀戮士子数千、一万七千、二万余人，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那么张献忠利用开科取士杀戮士子一说，很难站得住脚，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文人构陷之词。

总的来说，张献忠为了维持在四川的统治，对特定的对象（朱明皇室、明朝高级官员、反抗的地主武装等）采取了特定的手段（镇压和杀戮），其中难免波及普通百姓，被当时的知识分子以笔为刀进行批判和打倒。但进过考究可以认为针对四川百姓的大规模屠杀并没有实证，四川的人口减少，除了张献忠的原因，还有南明、大西军残部等抗清势力与满清在四川十几年的拉锯有关，并不能将人口减少的锅简单扣在张献忠一个人的头上。

后记

建国以来，在革命叙事话语逻辑下，张献忠反明和反清的历史正义性被史学界和教科书着重强调。不过近些年来右翼思潮反弹之下，掀起了一股对这些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反思潮流，认为过去教科书中记载的伟光正形象都是虚假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半点进步性可言，是一群为了私利的刽子手。这样的想法，无疑是走向了一个极端。人都是复杂的，很难去简单的判定一个人的好坏，何况依靠泛黄的史料穿越几百年去触碰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呢？常怀谦卑的心，与诸位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