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者点评：名相周恩来死前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参与了对贺龙元帅的迫害。凭着一位“老民主党派”的指证，就确定贺龙以前有什么通敌的行为，把贺龙的“问题”定性为“反革命通敌罪。” 林彪死后，毛泽东不得不装着说，都是林彪在贺龙的问题上欺骗了他。周相的内疚这时大概有些撕心裂肺，贺龙加入中共与周的引导密切相关，贺军长的部队是南昌起义的主力，中共获得江山以后，贺龙最大的资历也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这个头衔。当然还有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头衔，但当时手下的兵力实在有限。

     周相的一大美名就是在文革中多次搭救党政军方面的老干部，贺龙遇难周不但没有出手相救还参入了迫害。另外一位在文革中遇难的高级将领，周恩来也是见死不救的，就是大将许光达。毛把贺龙看为刘少奇主席身后站着的军爷就是贺龙悲剧的主要原因。把刘少奇和贺龙二人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无疑是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在组织上在权力争夺意义上的首要目标。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周至少在文革初期与毛是积极配合，绝对不会妨碍毛去达到其最主要的目标。回忆许光达大将在文革苦难遭遇的文章不少，但是认真探索其苦难原因的文字却是稀少。俺猜想，同为湖南人又曾经是贺龙红二方面军中的骨干，许大将与贺龙大概是属于那种铁杆哥们的关系，所以绝不会相信那些强加在贺龙元帅头上的污蔑之词。被关押之后，许只是苦苦思索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想方设法给贺龙编织什么罪名好让自己开脱。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不合作的态度正好“证明”了他与贺龙是“反革命”的一伙，同时也证明了“反革命”在军队内部深厚的势力，最终当然也就“雄辩地证实了”伟大领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的必要。所以，许光达的顽固态度很可能是毛和林彪求之不得的，这种抗拒其实对毛展开他的政治宏图更为有利。十年前彭德怀元帅被打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反党分子”, 不是也有一个”反革命军事俱乐部”作为倍衬，涉及大将总参谋长和上将中将少将多人。

     把许光达拿下也算是“杀鸡给猴看”，对贺龙原来红二方面军的部下多少可以起到震慑作用，使他们不敢乱说乱动只能是敢怒不敢言。名相周恩来对于迫害许光达大将所产生的种种政治上的奥妙作用应该是了然于心。

     打击“反革命”和革命一样，都是规模越大越好。”反革命”的能量和规模不俗，才能证明革命的力量更为宏大，革命领袖更加英明伟大。许光达不幸成为了毛主要打击目标中的一员，而不是在边缘区域被文革大潮所波及的对象。许成了文革中的悲剧人物，周相无法表达同情，一是许将军个人倔强性格所致，二是他自己不明不白地与贺龙有了那种超越“党性”的铁哥们关系。

      周相确实是营救过不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然而如果谁是老毛认定的死敌，周绝对没有胆量出手相救。就是为了维护大局，他还必须装着跟老毛一个德性把那人视为革命的死敌。这种把人妖颠倒的制度性缺陷后来成了老邓和中共改革派思考的主要问题。

下面附有纪念许光达大将的文章，作者并没有着重说明许遭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来帮助人们理解为何周恩来不能出手相救。

      开国大将许光达文革挨斗：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党史文苑 作者：李意根

核心提示：“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变审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里，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8年第9期，作者：李意根，原题《大将许光达的‘文革’岁月》

许光达，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先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作为共和国开国大将，作为在共和国武装力量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建树、功勋卓著的一位革命家和军事家，那不容侵犯的神圣与庄严，却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被亵渎了……

1966年，风云突变风暴起

1966年9月，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的许光达一行回到北京。机声隆隆，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音格外刺耳，机场四处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看到这些，许光达一行神情漠然，谁也没有吭声。

回到家中，许光达不像往日出访归来那样高兴，而是闷闷不乐的，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想着什么。当高声喇叭里“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吼叫声再次传来的时候，许光达拍桌而起，一股怒火冲了出来。他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怒气渐渐平息后，他又坐下来，向妻子邹靖华打听道：“最近还听到一些老同志的消息吗？”邹靖华说：“最近外面风传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说完，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小报递给许光达。

许光达接过小报一看，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许光达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这事我清楚。”原来，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主要是承担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学校没同意。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变成“二月兵变”，还把彭真、贺龙硬扯进去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时，许延滨、沈燕和曾正魁回来了。许延滨是许光达的独生子，此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同红卫兵串联，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许延滨的未婚妻；沈燕是许光达的养女，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刚才，他们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又发现了不少新闻，见许光达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起红卫兵的“战果”来。

许光达皱着眉，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部吗？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你们年轻，见过的事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1967年，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1967年新年过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相继夺权，好多地区处于瘫痪状态。住在医院里的许光达，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心情越发沉重。

1月16日，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了一个重要会议。晚饭过后，正准备回医院。这时，突然跑来一些机关干部和军校的红卫兵。一个小青年喊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说完，一伙人拉着许光达就往办公室走去。

许光达跟着一群人刚走，又来了一伙，闯进家里，为首的竟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一进门，陈志文就直奔许光达书房，打开保险柜，哗啦哗啦地把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又乱翻许光达的写字台、书柜，还是一无所获。后来，他又冲进其他房间，仍然没有搜出什么，就把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之后，陈志文直接找到邹靖华：“把‘二月兵变’的黑名单交出来！”邹靖华这才明白他们要找什么。原来，16日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这些人听见风声，便行动起来了。这简直是莫须有的罪名！

“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邹靖华顶了回去。

陈志文没办法，命令其他人继续寻找。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什么名单，却抄出了一面日本旗，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说这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许光达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二十多年前与日寇浴血奋战，亲自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今天竟然成了投敌叛国的罪证……被带到装甲兵俱乐部后，许光达发现已经有好多人坐在那里，有装甲兵所属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有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装甲机关院里的人也来了不少。俱乐部的气氛相当严肃，谁也不敢高声说话。

一排红卫兵坐在主席台上，他们手里都拿着红宝书。一个红卫兵冲着他大声说道：“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主要有三个：一、你要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职权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许光达平静地扫视了全场，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许光达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较，回击了他们的提问。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觉得不满，大声地说着什么。会场吵吵闹闹，主持会议的人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让许光达问得张口结舌，只好命令休会。

就这样，身为中央委员的许光达不明不白地被关押起来了。许光达被关押后，开始静下心来考虑自己的问题。他想，自己戎马生涯四十年，难道一点错误没有？被关押之前，整日忙忙碌碌，我许光达又不是神仙，工作中肯定会有失误的，过去没有时间坐下来反省，现在好了，没有干扰了，可以安下心来反省了。许光达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清理，查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8月14日，造反派又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不由分说地撕去他的领章帽徽，把他给逮捕了。

邹靖华大声斥责道：“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中央委员、大将，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随便抓人，是非法的。”

许光达十分清醒，他平静地对妻子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那样的生活。”他转过身对刚刚结婚的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

许光达被带到装甲兵招待所。这次关押和上次不一样了。这次已被撕去领章、帽徽，名副其实地成了阶下囚。而批斗也主要是武斗，两个大汉对这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拳打脚踢，打得他浑身是伤，几次休克……

许光达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顶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一顶是“三反”分子。此刻，他最担心的是妻子邹靖华，她能承受得起这种打击吗？

许光达与妻子见最后一面是在1968年的初春。当时，许光达等“黑帮分子”被拉出来打扫装甲兵大院。得到消息后，邹靖华领着一家人早早站在路旁的一棵白杨树下，远远地向许光达望去。曾正魁把女儿高高举起，挥动女儿的小手向爷爷致意。许光达看见了家人，眼里闪着欣喜的亮光，也不断地向家人挥手致意。

连续不的有批斗，使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可是，专案组不给他治疗，逼着他交待罪行。他们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他们公开宣扬，“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贺案中的2号人物”，对许光达要“继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礼”，叫嚷着“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

有一次，专案组对许光达连续批斗了53个小时，专案组的人轮流值班，却不让许光达吃饭，试想一个身患心脏病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磨。许光达心脏病发作了，虽被送到医院，但专案组仍不放松。有这样一份材料，真实地纪录着许光达经受的这段非人的折磨：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

“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夜间咳嗽，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

“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

“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变审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里，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1969年，将星陨落

1969年5月16日，“许光达专案组”正副组长徐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去做许光达的工作。他们对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让他赶紧认罪。”

5月26日中午，许延滨、曾正魁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曾雪青去了医院。在许光达的病房里，已经坐着专案组的三个人，门外还坐着一个人作记录。

6月3日，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许延滨去看，但他们又不放许光达走。10点钟左右，专案组派人来通知说许光达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