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凯

台湾海峡两岸被“一个中国”困扰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一个中国”也困扰着全世界。任何人、任何国家都要在这个概念下选边站队。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不可以实事求是、不可以有良知正义，否则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就要被北京视为仇敌，饱受中共政权的折磨。

　　最可怜的是台湾，台湾在世界上的邦交国几乎被“一个中国”剥夺殆尽，只剩下21个无足轻重的蕞尔小国，几乎成了国际孤儿。2300万台湾人，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某一天要因为“一个中国”而国破家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不过台湾人仍属幸运的，他们好歹以往六十多年没受中共的统治，没有在镇压反革命中被枪毙，没有在三年大饥荒中被饿死，没有在文革中被斗死，没有在六四被坦克压死，也没有在房子被强拆时砸死。

　　何谓毛泽东的“超级愚蠢”？

　　台湾人的幸运，固然得益于国民党，更得益于毛泽东的超级愚蠢。

　　如果国共内战国民党败退台湾，1949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喊那一嗓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改为在南京总统府前喊一嗓子“新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今天成立了”，然后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毛泽东住进了总统府，国务院搬进了中山北路国民政府原址，那么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就真的没戏了，就算是转进到台湾，据守一隅，也不会有“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说了。世界只会认为中华民国发生了一场通过大规模战争实现的一次政党轮替，中共政权就名正言顺的接管所有中华民国驻外使馆，接管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的位置，也不再发生1971年七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谈建交，也不至于1972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搜尽枯肠才写出《上海公报》中的一句话，“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因为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已经被共产党的中华民国取代了。

　　有人说毛泽东不可能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对于毛泽东来讲，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没什么不可能的：他可以喊斯大林“亲爱的父亲”，他可以感谢日本侵略中国，他可以颂扬美国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批评国民党的独裁。为了替共产政权赢得合法性，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和继承者。所以他不是不可能做，而是没想到。那时，他正对中南海皇家的红墙绿瓦、碧水林荫垂涎欲滴，是皇帝梦做得正酣的时候，也是他超级愚蠢的时候。

　　据说当年有人建议毛泽东，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他没有接受。据说毛泽东晚年时对当年没有沿用“中华民国”国号深感后悔，但晚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虽败，却没有败亡。这都是毛泽东的超级愚蠢所致。

　　何谓蒋介石的“超级愚蠢”？

　　而后中共政权就不得不强迫世界接受“一个中国”、强迫世界接受中华民国已不存在。时间一久，“一个中国”的谎言便成了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事实。本来台湾不至于沦落到世界孤儿的地步，下面就要说到蒋介石的愚蠢。

　　联合国大会1971年十月二十五日通过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第2758号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得由中华民国政府拥有的联合国中国席位代表权。这使得联合国创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被称作“窃取”联合国席位的国家，而窃取联合国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倒是“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也成为中共政权“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依据。此时正是考验中华民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时候，谁知总统蒋介石高扬“汉贼不两立”的精神，决然退出联合国，于是便铸成至今四十多年间中华民国饱受中共政权“一个中国”的凌辱和世界各国的歧视之痛。我们从当年的影视资料，看到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表决前夕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愤然离场的画面，那画面非常悲壮，也非常愚蠢。

　　当年美国等国投了反对票，沙特阿拉伯提出要中华民国保留联合国席位的方案，获得很多国家的响应，却被中华民国断然拒绝，还是因为蒋介石的“汉贼不两立”，沙特阿拉伯后来也不得不与中华民国断交。如果不是蒋介石的超级愚蠢，中华民国现在仍然是联合国成员国，世界上多数国家将实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双重承认，就像承认西德也承认东德，承认韩国也承认朝鲜一样。这样一来，世界就有了“两个中国”，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仍然有广阔的生存空间，“一个中国”也不复存在了。

　　时间只不过过去四十六年，“汉贼不两立”的国民党早已与共产党穿一条裤子了，并煞费苦心的与共产党一起编造“九二共识”。反而国民党的反对党民进党倒有点与中共政权“汉贼不两立”样子，你说这历史荒唐不荒唐。

　　台湾已无蒋介石大陆仍有“毛泽东”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人、中华民族的英雄：他追随孙中山，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他北伐、统一中国；他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打赢了一场撼天动地的卫国战争；他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道路；他退守台湾保住了中华民国的国统、法统、道统；他在台湾实行和平土改，开展经济建设，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基础。但他丢掉了中国大陆、让中华大好河山和亿万人民任由中共蹂躏，让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中，再加上他1947年在台湾制造二二八事件屠杀手无寸铁的台湾人，实属罪不可恕。而蒋介石作为一国之领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毫无远见、不知应变，竟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单的比作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蜀汉与曹魏，一句“汉贼不两立”帮助中共政权在国际上营造了“一个中国”的局面，这种超级愚蠢也是不可原谅的。尽管伟人蒋介石的超级愚蠢与魔鬼毛泽东的超级愚蠢不可相提并论。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在实行独裁专制或威权统治时表现出他们的超级愚蠢，他们的个人意志、个人喜好便是国家的政策、便决定国家的命运。如今台湾已不再有蒋介石，但大陆仍不断有“毛泽东”。邓小平的六四屠杀，习近平的镇压异己，都将葬送这个国家，是罪行，也是超级愚蠢。他们其实是和常人一样吃喝拉撒的肉身凡胎，他们的智商有的还不如街上行走的平民百姓。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变成了魔鬼和表现出超级愚蠢。为了防止他们祸国殃民，唯有争取国家实现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把他们关进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的笼子里，或者把他们推翻、打倒，此外别无他法。

周恩来须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

作者：王维洛

为对中国子孙后代负责

　　国在山河破，如六十五年来中国增加的沙漠化面积相当于三个德国，很多学者说最主要是自然因素；国存千骨枯，如板桥等水库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专家说时值十年动乱，历史要负主要责任。为对中国子孙后代负责，必须追究错误决策者的个人责任！本文讨论谁应该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

　　1952年毛泽东把第一个出访地选在黄河，意在制服黄河水患胜过舜尧禹。毛泽东问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样？”王化云建议修大水库，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黄河三门峡工程最主要的倡导者。

　　1953年周恩来与苏联会谈，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的援建项目。1954年一月，中国政府邀请苏联专家组来华考察。1955年七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国务院提交《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三十日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了决议，决策依据竟是“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按照全国人大决议，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包括机构的组建。工程于1957年四月动工。周恩来是黄河三门峡工程规划和建设的主要负责人。

　　中国把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归于苏联专家。李鹏在《三峡工程日记》中专门用一节来谈三门峡工程：“三门峡工程是苏联水电专家设计，在我国政府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确定的。由于没有很好考虑黄河泥沙淤积问题和上游盐碱化的影响，被迫改建。”如果真是苏联专家的设计错误，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向苏联要求赔偿。如果不赔，还可以告上国际法庭。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提出索赔呢？

　　周恩来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

　　为了阐述方便，这里只用苏联专家的两个数据：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为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

　　对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的描述：“三门峡水库蓄水一年半后，泥沙淤积即达十七点五亿立方米，水库库容迅速减小；从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又淤积了三十七点二亿立方米，大大超过水电部设计部门对该水库泥沙淤积的估计。”五年半时间一共淤积了五十四点七亿立方米，为库容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的百分之八点四五，而且还都是在设计的死库容内，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三门峡工程提出后，即遭到黄万里、方宗岱等人的坚决反对。当工程在政治上提高到“圣人出而天下治”的层面，反对者噤若寒蝉，唯有黄万里依然死谏，不久黄万里被打成右派无法发声。当年一位德国水利专家考察了该地区后说：“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关中平原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府之国，秦国就是靠关中平原统一了中国。

　　与长江三峡工程决策过程有所不同的是，水库主要淹没区的陕西省坚决反对三门峡工程，习仲勋支持陕西省的要求。一九五八年，在工程开工一年后，周恩来被迫召开会议重新讨论工程问题，最后达成妥协，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将设计蓄水位从海拔360米下降到海拔335米。周恩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更改的后果是什么，可能当时也没有人敢指出这个更改已经宣判了工程的死刑。通过更改使得水库库容从原来的647亿立方米骤然下降到96亿立方米，库容减少了551亿立方米！之后五年半时间淤积的54.7亿立方米对于647亿立方米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只占647亿立方米的8.5%，但是它占96亿立方米的57%。所以常说，半个三门峡水库被淤满了。中国方面更改苏联专家的设计，如何再向苏联提出索赔？

　　可惜黄万里没有在场

　　高文谦先生解释了周恩来在文革中保哪些人，又不保哪些人，令人有所启发。黄万里是毛泽东钦点的右派，周恩来自然不会保。黄万里未能出席1958年的会议，无人能向、无人敢向周恩来解释更改设计的后果，致使周恩来失去了最后一次终止错误的机会，铸成让子孙后代诅咒的大错。

　　黄万里指出：「现行法假定库内水是平的，又假设坝址的Q-t线（流率──水位关系线）作为进库线，这是不合理也不安全的。必须改用不定流的方法计算。即使在技术经济报告中用现行法计算，未必就可当作近似的结果。对于防洪库量的确定，对于水库淤积后淹没高程的计算，可能距离实际发生的情形很远」。

　　苏联专家设计的蓄水位海拔360米，是指水库坝址处的水位。假定库内水是平的，水库尾部西安市的水位也是海拔360米，正好不会淹没西安市。但是水库的水面不是平的，而是斜的，有水力坡度。如果坝址处的水位为海拔360米，那么西安市的水位必然高于海拔360米，大部分城区被淹。工程上称之为水库库尾的水位上翘。

　　苏联专家为什么要把蓄水位定得这么高？这是因为建造三门峡水库的最主要目标是防洪，这正是毛泽东的圣人之作。三门峡水库要防千年一遇的洪水，把黄河千年一遇的洪峰流量3.6万立方米／秒削减到6千立方米／秒。这就需要水库有个大库容。水库库容与河流平均每年流量之比是工程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指标大于一，说明水库容纳洪水的能力大。如果指标小于0.1，有人说这样的水库也能防洪，那一定是骗子。三门峡水库647亿立方米的库容，黄河平均每年流量在1960年代为575亿立方米，两者之比为1.13。中国政府要求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工程首先要能防大洪水，蓄水位定在海拔三百六十米没有错。中国政府也没有对水库淹没提出过任何限制，如不能淹关中平原或西安市等等。

　　毛泽东要炸三门峡大坝

　　1964年毛泽东听说三门峡工程造成的问题，十分恼怒，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周恩来没有执行。这是周恩来第二次错失修正三门峡工程决策错误的机会。作为工程的最主要倡导者毛泽东已经表示用炸掉三门峡大坝的方法来公开修正错误，似乎已经不在乎黄河清和圣人出的这个政治关系了，意将自己的责任撇清。据说周恩来建国之后一直服从毛泽东旨意，为什么这次周不按照毛的旨意办？可能他意识到，大坝炸毁之后毛一定会将他作为替罪羊抛出。权衡之下，周恩来宁愿替毛泽东背黑锅来换取继续的信任。

　　1969年夏，三门峡水库库尾的水位上翘，西安告急。周恩来只得将三门峡水库坝址处蓄水位继续降到海拔315米。直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尚未找到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办法。2003年秋，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关中平原50年不遇的大洪灾，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惨重。张光斗与钱正英对此发表意见：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好像三门峡工程之错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好像三门峡大坝早就该炸了。周恩来手下的行政和技术官员多是佞臣，不愿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所以只有周恩来为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