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决定是非”的“中国逻辑”有三个特点：其一，问态度，不问事实；其二，问动机，不问是非；其三，问亲疏，不问道理。轻是非重立场是中国的帮派恶习。帮派恶习就是帮派利益至上、照顾自己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以普世价值为准，而是以黑老大的意志为准。由于老大的意志变幻莫测，实际上是无标准，导致社会崩盘。 一，儒家文化是“立场高于是非”的帮派文化 今年3月，很多人在凯迪网鼓吹“立场决定是非”，他们在为义和团运动洗地：只要有了爱国的立场，打砸抢烧都是正确的，辱骂诽谤（转基因）更是正确的；管它道德、法制与科技！ 他们所说的“是非”不是指老师判断学生答题的对错。许多考试的试卷都用电脑打分了，答题的对错有客观标准，与师生的个人立场无任何关系。可见，他们所说的“是非”多是人的行为的对错问题。 人的行为的对错是由立场决定的吗？不是，而是道德与法制来决定的。合乎道德与法制的行为就是对的，不合乎道德与法制的行为就是错的，与个人的立场无关。 孟子说，天天偷鸡是错的，一个月偷一次鸡也是错的，必须纠正。孔子认为偷羊是错的，所以，才要求儿子包庇偷羊的父亲。若偷羊是对的，用得着隐瞒吗？从道德与法制的角度来说，偷盗是错的，包庇偷盗也是错的；但亲属之间相互包庇偷盗，在孔子看来是正义的（“直在其中也”）。孔子毁灭了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陷入了“朋比为奸”帮派小圈子文化。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那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会。武松前一刻还想杀了给他下蒙汗药的孙二娘；后一刻和张青一攀谈称兄道弟，就既往不咎了。这就是只论立场不论是非、立场高于是非的文化所致。 为了强调孝道重要性，孔子要求儿子无条件地维护父亲的伟光正形象，父亲犯罪要包庇；父亲死了要“无改于父之道”；才是孝子。若父亲是个坏蛋，做儿子只能包庇并继承其衣钵；这样一来，社会只会越来越坏。或曰：孔子也要儿子委婉地向父母提意见。问题是：在“亲亲相隐”的前提下，内部提意见岂能改变坏蛋家长？儒家由近及远的仁爱，从爱自己的亲人扩展到爱自己所认识的人，其结果必然是亲情压倒了正义，最后仇恨蔓延，两极分化，社会溃败不已。 二，帮派文化导致人吃人 古希腊文化以正义为起点，古希腊人认为人的本质是正义。比荷马还早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就批判了“抢劫乃美德”的邪恶观念，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类知道什么是正义，并依正义来行事。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年～411年）说：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配称为人。吴思却认为“抢劫”是人和动物的本质，他把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美化为“暴力元规则”“血酬定律”“潜规则”，被无数国人喝彩叫好，充分说明中国社会正处在动物时代。 斯多亚派将理性置于亲情之上：“为理性所抉择的行为是义务，例如：尊敬父母兄长国家及使朋友满足等。不经过理性所抉择的那些行为是和义务冲突的，例如：怠慢父母、漠视兄弟、不助朋友、不关心国家的安全等。”贤者的标准是“先荣耀神明，其次乃及于其父母兄弟。”理与情孰大？理大。埃皮克提特说：“上帝的善比一切恩义都可取，不论是怎样密切的恩义。我并不是同我父亲发生关系，而是同善发生关系。如果把善不解释为优美和公正的话，那么父亲、兄弟、国家和一切全都走开吧。”可见，西方人拜（正义）神，说明他们的世界，精神重于物质，正义高于私利，亲情可为之而放弃。 希腊人尤狄弗伦（Eutyphron）要控告他父亲杀人，苏格拉底问他被杀者是不是他的亲戚。他说：“可笑，苏格拉底，你也以为被杀者有亲戚与非亲戚之别吗？却不想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杀人是否正当；正当便听之，不正当，虽一家人也要告发。明知某人犯罪而与之共处，不去告发以涤除自己和那人的罪愆，那便是同罪。……”这同儒家的“父子相隐”有天壤之别。 中国文化以奴性为起点，孟子认为人的本质是孝敬君父的奴性，而动物无；所以，“无君无父，禽兽也”。 孟子强调：包庇父亲杀人的舜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大孝子。杀人越货的行为在希腊、罗马，不管动机是什么，都是有罪的，都要受最重的惩罚。在中国则要先看杀人者的动机，先看他是为谁而杀人。如果是为自己，则罪不可赦；如果是为自己亲人的富贵，则可以宽宥。因为使自己亲人富贵的行为是“孝”的行为。此后，汉儒董仲舒将这种思想归纳为一种司法原则并为帝王所实践，即著名的“春秋决狱，原其心论其罪”。这就“立场决定是非”的来历，也就是“动机决定是非”。如果你动机是为了替父报仇杀人，你就无罪而且光荣。 隋朝末年即墨人王君操6岁时，父亲被李君则所杀。20年后，当李君则回州府自首时，被王君操杀死。王君操取出李君则的心肝当场生吃。由于他杀人是为了报杀父之仇，事后还获得了皇帝李世民的赦免（施剑翘杀孙传芳也被民国赦免）。王君操破坏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神法，且人吃人更为上帝所禁止。可见，儒家孝道不仅破坏了法律，而且使人堕落为吃人野兽。 东汉末年有两兄弟与人结伴避乱，遇粮绝后，兄弟俩杀伴而食。最后，兄弟两人竟遇赦无罪。孔子的后裔孔融曾为这两兄弟辩护，认为他们吃同伴合乎“尽孝”与“亲疏有别”这两条原则。孔融还说吃不认识的人，就好比吃猩猩吃鹦鹉。吴虞在《吃人与礼教》得出结论说，礼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礼教。 1884年7月 5日，一艘海船沉了，3位海员和一位少年男孩进入到救生艇上。此后，水尽粮绝，饥渴难忍，3海员吃了那男孩，终于得到外界救援。事后查明，如果不吃人，他们会死。英国法官确认两位杀人者构成了杀人重罪。那位没制止杀人又吃了人肉的海员也被定罪。英国通过这个案例确认，人的生命不能成为他人生存的手段。 三，社会的首要问题是正义问题 社会的首要问题是正义问题，正义既不是利他的要求，也不是利己的欲望，正义是超越了亲情或情感关系的互惠原则。必须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都使用同样的标准，社会才会有正义！正义女神自蒙双眼，六亲不认，无视纷争者的身份，才能不感情用事，不让亲疏的立场来决定善恶。耶稣当众否认了他的生母，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蒙眼的法官不受宗教的干涉，也不接受国王或总统的领导，司法独立才可能正义。 圣经里反复强调不要欺负外来人，可中国的城市就是歧视乡里人。儒家强调爱有等差，实行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照顾自己人，歧视陌生人。《孟子》记载：舜对待自己的亲属依据孝（家规）处理，对非亲属则依据国法处理。儒家的亲情文化极端自私而又违反正义，譬如：在食堂买饭菜，若掌勺者给熟人多些，给陌生人少些，这怎会有正义？孟子曰：“义者，宜也”。法律一点也不神圣，人可以便宜行事。中国的官吏不会根据一视同仁原则进行审判，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地位作出判决，谁后台大谁赢官司。这样，岂有公正与正义可言？中国社会无正义，凡事要讲关系、走后门。中国历史上总是克服不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其深层的文化背景就是“内外有别”的思维方式。 四，中国人从来不知道客观的正义标准 如果人的理性停滞在动物的求生本能阶段，就无法确立正义的标准。孔子老子的思想聚焦于人的动物性的物质层面：鸡鸭猪狗都有自然的血缘亲情，孔子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的最高纲领！生育不过是动物的本能，孟轲却当做大智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般一再提醒！中国人拜物，说明国人的世界，物质重于精神，私利强奸了正义，因此，就没有发现客观的正义标准。 老子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赞成与反对，相差能有多远？善于恶，相差又有多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天下公认的美，已不是美而是恶了；为天下公认的善，已不是善了）。庄周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生的同时就是死，死的同时就生；正确的同时就是错，错的同时就是正确）。 中国人从来不知道有客观的正义标准，所以一切是非以帝王的意志为准（墨家）。孝道的核心是“只论尊卑，不论是非”；尊长就是“正义”的标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不是的皇帝，无不是的领导。”在网上争论中，国人总是问：“你代表谁的利益？你站在谁的立场？”当牵涉到是非之争时，人们首先考虑哪一方是自己人，哪一方是外人，对外人则非之。如果有谁依据客观标准来表态或仅仅客观地分析一下是非曲直，就很可能被骂为“汉奸”。国人因此丧失精神的独立，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变色龙、势利眼，正义标准随人而定，中国人成了专注于人与人关系的权力（物质）动物。 当帮派之间发生冲突时，由于没有统一的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定解决、以“拳头”的大小即暴力来判定谁是谁非，从而陷入了专制主义泥潭。当真相与立扬不符的时候，国人就通过造假来掩盖，并拼命地打击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于是就形成了阴谋与不择手段的恶习。在中国，当学生打架后，老师、孩子甚至警察都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没有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 佛教徒说：“大凡天下的事，本来都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才有了是非对错”。这种说法完全错误。 物质运动确实没有是非对错，但人类社会的活动是有是非对错的。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就是天赋人权，由此而引伸出一系列的规则。 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说法，别人把你全家。也无所谓是非对错吗？要是那样的话，你早到地狱去了，还能再佛说八道？按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观念，那还要法院干吗？譬如举行足球赛，按“是非对错都是因为立场的原因”；那么，足球裁判员到底该站在那一方来执法呢？若裁判不站在中立的立场而搞歧视性执法，裁判员以阶级立场执法，处处维护偏袒他的穷人（或富人）球队，就没有了公平竞争，比赛也失去了意义。若裁判员吹人情哨、金钱哨，那不就是在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吗？可见（阶级）立场性==歧视性==邪恶性。 由于没有正义标准，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客观真理。不相信客观真理，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客观标准如形式逻辑等。即便在以形式逻辑为真理标准的古希腊，尚且诡辩风行，那么在不知形式逻辑为何物的中国，一切说客就只剩下居心叵测的诡辩了。在庄子看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齐一”也。于是人们释然了：你指鹿为马，我难得糊涂，“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种“辩证法”实乃诡辩术。诡辩是否定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必然结果，而相对主义必然导致不可知论，而“不可知”正是道的本原——混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相对主义，是一种纯粹的不可知论，是诡辩论的老祖宗。这样，中国人学会了“死不认错”的诡辩术，无法产生抽象的形式逻辑，在原始的诗歌似的巫术思维的酱缸中永远地沉沦。 五，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普世价值 正确思维应该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思维推理，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观来进行是非判断。保障人权的民主法治环境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收入。清代的郑观应认识到：富强和长治久安是民主的果实，自由民主是本，富强久安是末。连百年前的清代人都明白的道理，XX却本末倒置，把富强当成了根本价值观，荒谬啊！孙立平说：公平正义比民生建设还重要。因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近代以来，西方确立了“人人平等”的正义标准。人人平等，你没有抢劫他人的权利和滥用暴力的权利；除非他人暴力侵犯你，你才能以暴力自卫。吴思还鼓吹“暴力决定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这不过是强权即真理（或者权力即公理）的谬论。人人平等，不靠暴力定胜负，而是靠语言来定规则，靠全民投票来定这些规则是否有效。美国独立的时候，军队总司令华盛顿是暴力最强者，他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几乎不说话。美国宪法近似美国的元规则，是人民公投的产物，与暴力无关。20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美许多国家纷纷采纳了英美的陪审制。陪审团员在普通公民中抽签产生，与财富、声望或暴力、权力无关。这是古希腊直接民主（抽签制）的延续，以“集体智慧”弥补法官的缺陷和不足，保证了司法公平正义。把判罪权完全交给公民，既是对人类良知和公民权利的信任，又是对政府滥用职权的戒备。这就充分说明：社会的正义标准，不是由少数社会精英决定的，而是由民众共有的常识即普世价值决定的。 六，立场先行的思维方式应抛弃 立场先行的思维方式是丛林思维方式，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恶习。立场先行的帮派思维与独立公正的逻辑思维是水火不容的，是绝难融合的。中立公正的逻辑思维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形式逻辑来推理，以“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观来进行是非判断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都是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有人主张多元，主张这两种思维方式应结合起来，是可笑的。因为思维方式只有两种，正确的逻辑思维和错误的立场先行的帮派思维，二者必居其一，不能结合。 在主张多元的某某群里，我提出反对立场先行的派性思维。我说，“学术自由的前提是学术中立，不能立场先行。在未读、未研究对手文章前，就有了结论，那能叫学者？不能，只能叫看门狗。”这就遭到立场先行的老子派的围攻，他们说，“立场先行的人可做看门狗，中立无立场的人就是野狗。”这群只有立场的道家“刍狗”，怎么可能有中立公正的价值观？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家机器——政府只是为人民服务的看门狗。可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处在丛林时代。 正义女神必须蒙上眼睛，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六亲不认，不论男女老少，贵贱尊卑、智愚贫富、人种肤色。同样，学者也应象正义女神一样，中立、公正、无偏私，充分了解情况，根据逻辑和实验，得出科学的结论。学术机构类似于司法部门。如果中国的学者没有中立正义的价值观，没有逻辑能力和科学实验能力，就没有能力建设好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唯有抛弃立场先行的帮派思维恶习，中国才有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