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数国人都有巫术思想，官员尤甚。2004年5月，中国科协公布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仅有1.98%的中国公众具备了“科学素养”。让人吃惊的是：这份被认为“基本说明了目前我国18至69岁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的调查显示，13.3%的中国公众迷信。其中，20.4%的公众很信或有些信“求签”，26.6%的人相信“相面”，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蝶仙或笔仙”，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程萍对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调查后发现，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迷信，半数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部分官员中，对迷信活动的相信程度甚至高于一般公众。一些官员相信风水能改变运道，持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一，中国自古就有杀女婴的巫术恶习

近年来针扎女婴事件频繁被曝光，如2013年哈尔滨儿童医院接治一女婴，其体内前后两次共发现4根缝衣针，同年7月，江苏淮安市一名11个月的女婴也被发现体内有4根针，2011年北京天坛医院收治了一名5岁山东女童，并在其颅内、颈内和腹部发现三枚钢针。2014年10月21日，山东高唐一名11个月大女婴被扎16根钢针。不少网友纷纷将此类案件与当地杀女生男的迷信风俗联系在一起，而在哈尔滨针扎女婴一案中，身为作案凶手的女婴父亲在自首时已经承认，其作案动机就是迷信“针扎头胎女婴，下胎能生男孩”。心理学家武志红也曾提供一个类似的传说：“(针入大女生男孩)以及将女婴杀死埋在路上，让千万人碾压，看来都是出自同一种心理—让投胎的女魂不敢来投。”

自古以来，生女被视为贫穷的根源，殷商甲骨文中便写有“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由此产生的虐杀女婴现象，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溺死，有专有名词谓之“洗儿”。战国末期，民间溺女便蔚成习俗，《韩非子》即记有“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元代《郑氏规范》中称：“世人生女，往往多淹杀”。及至晚清民初，残害女婴的恶习依然屡禁不止，有湖南长沙县志记载：“此邦风俗，向有溺女陋习，至今相沿，牢不可破。”民间溺女的原因不止贫困，更有迷信“溺女以求男”，即溺头胎女婴以利于下胎生子。清代江西临川县志称 贫乏之家因耻于卖女而溺之，不以为怪，“且有溺女以求子者，犹可痛恨”，道光五年浙江巡抚列举民间溺女理由也有此条。江西按察使对瑞金县溺女恶习提供了具体细节：“维富家巨族子弟、富少习于不经之说，谓生初胎生女不溺，则必连育三女，而得子必迟，故完婚即期得男，有生女者，当必抛溺。”即富家巨族多信风水，认为头胎生女如不溺死，会导致连生三胎女婴，因此要溺女以求速生男。

根据《中国巫术史》记载，中国上古时期就有用于诅咒的厌胜之术，即对画像、偶人等作法起到镇服、伤害对方的作用。后期还加入诅咒对象的头发、指甲等物，并在偶人身上写生辰八字，其中常使用钉、针一类的尖锐物做辅助。根据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解释，这种古老的“交感巫术”普遍存在于世界上。如2009年，巴西一男子为报复前妻，根据当地伏都教巫术，他将两岁的继子当成了“巫术人偶”，偷偷往他体内戳进了50根缝衣针。使用针作为凶器，则不易被发现，方便以意外或慢性病为借口解释死因，从而规避风险。

巫医认为，针扎人体可驱鬼治病。上古时代巫、医一体，医疗行为通常以巫术形式出现。中国古代四大巫术：医、卜、星、相。“中医”就是其中的一个。唐代医家孙思邈称“古有汤救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咒焉、有引导焉，斯之五法，皆急救之术也”。在巫文化最盛的商代，根据甲骨文显示就有针刺疗法，后来的汤药之法皆晚于针砭法。《科尔沁萨满教研究》提到，萨满教认为人做梦时灵魂会暂时离开躯体，这时鬼怪会附在孩童身上，使用银针扎体就可驱除鬼怪治好疾病。清末义和团运动让原本隐蔽的黑巫术公开登台，使华北农村巫术之风更泛滥。义和团运动期间，除了刀枪不入的降神巫术，拳民普遍使用人偶诅咒方式，在十字路口公开烧掉代表洋人的草人，以作为致胜手段。至民国时，这种巫术信仰已成为北方农村的一种广泛现象，如社会学家李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提到，乡民在请巫医治病时要请神磕头，巫医念咒驱邪时，要用桃木钉子在病人身上乱钉，病人若受苦开口嚷叫，即为妖魔附身的证据。

二，中国人信仰实质是功利性的巫术

人类为了生存，凭借著对大自然的一些神秘和虚幻的认识，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法术，期望能够寄托和实现某些愿望，这种法术一般通称为巫术。巫术信仰出现在八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安葬死者的仪式中。

巫术的思维特征是：一是相信万物都存在精灵鬼神，二是有些人能通灵，巫师或帝王能够指挥、祈求甚至恐吓神灵来做一些事情，中国由此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整体主义思想；“天人合一”其实是天人未分。三是任意两件事物都可以通过神秘力量关联起来。巫术思维认为世界的道理在于相似，只要相似的就可以互相感应。比如扎个纸人写上谁的名字然后扎针，那人就被感应而得病招灾。中国古人由此产生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互相转换的原始的巫术辩证法思维。这是巫术声称可以改变未来，预知未来的思想基础。

巫术思维代表着这个时期一种人类盲目自信乐观的思想方法。宗教和科学都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谦卑和诚实。而巫术恰恰相反，一直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总是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仪式改变世界的进程，常常显得无知而又自负。古代文献中“人定胜天”的伟大气魄,就是巫术信仰的口号。

中国人历来就有很强的功利性，即便是在信仰选择上，也是趋向于可以带来实际的利益的。这就使得无论是宗教还是迷信活动，只要能够给人带来好处，通常就会有人相信。在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之下，曾经花大力气与巫术分离的宗教，在今天却有奇迹般的开始与迷信等走向一种内在的隐蔽的结合。这是因为：

首先，中国人的巫术思维对鬼神的态度相当不端正。西方宗教，世人对神灵是寄望于来世或身后世界，如基督教等，为了来世更好或死后上天堂，这辈子就必须关心灵魂的拯救，关注如何“摆脱世俗的困扰，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等带有终极意义的哲学命题。然而，巫术是纯粹实用性的技艺，它更关心的是鬼神能否以及如何给自己当下的某个目的带来好处。这目的一般是非常具体，非常功利的，如病能否好、能否发财、某次出行是否顺利等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巫术使用者们往往对鬼神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如果说西方宗教对鬼神更多的是顶礼膜拜的态度，那么中国巫术对鬼神总是试图操纵、打击甚至消灭神灵，即便中国人对某些佛祖神灵敬香施钱，也类似于当今社会对贪官行贿一样，总是在祷告立即提出具体的要求。中国人认为“无官不贪”，做事情习惯于找关系走后门，其实在巫术中他们以鬼神的态度也是一模一样的。《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取经被阿难尊者们索贿，如来不但未加责怪，反而认为这是应当之事，这样的故事，恐怕也只有中国人能写得出来，也只有中国人看了会会心一笑吧。

其次，巫术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懒人及弱者思维。总希望通过某种仪式，获得鬼神的承诺，从而让自己不劳而获，或者能不受挫折少花精力而获。一次祷告就能让自己发财，一次烧香便能让合家平安，这样的潜意识恐怕还存在大量的国人心中，否则如今各大寺庙道观的香火也未见得有如此兴盛，更直观的是中国人对风水的趋之若鹜，风水先生大行其道，许多学校里研究周易的教授专家们也打起了风水的幌子，到社会上走穴捞钱。为什么风水有如此大的市场？原因谁都明白，哪个人不想通过房子的布置或者祖上葬得好就能让自已飞黄腾达。

佛教进入中国后，与这种懒人思维相结合，便产生了禅宗这个颇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形式。不用苦苦修行，只要一次“顿悟”，便能立地成佛，有这等好事，怎不会获得众人青睐？只可惜，许多人总忘了，悟出一个道理并不难，将道理化为实践却实在不易。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些劳苦过程，在巫术和禅宗那里全然不要，巫术只要一次仪式，禅宗只要一次顿悟，你的生活便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种懒人思维，实际上反映了低层人民的急欲改变现状，却又过于急功近利，从而希望天上掉馅饼的弱者心态，这种心态在我们身边仍然不会少见，彩票业大大兴旺，麻将赌博全社会流行，一切都在于运气而不在于勤劳与科学……

三，宗教和巫术的本质区别

宗教思维认为万物都由一个万能的神来主宰。宗教也承认神秘力量存在，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看待它的。

首先，按照逻辑思维推导出的一个唯一的至上神，由此否定了泛神论的万物有灵论。中国的巫术文化坚信万物有灵论的神秘力量的存在，所以，中国人崇拜龙图腾，认为中国人是龙的后人。这完全是荒诞不经的原始思维。

其次，既然宇宙存在着至高无上的上帝，它的意志不可能因为某个人的祈祷或法术而改变。宗教认为，巫术就是对上帝的僭越和冒犯，所以，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禁止巫术活动。巫术活动的关键是祭品，宗教活动的关键是祷告。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不会出现毛泽东似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巫术思维的必然。巫术思维者希望冥冥中的鬼神或伟大领袖能帮助自己。

第三，宗教是试图探求上帝的真相，而巫术只在乎自己的法术是否有效。宗教有自身的一套观念体系，巫术则完全没有。巫师们从来没有试图让他们法术体系系统化逻辑化，因为他们不懂逻辑；只是对一些偶然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猜测，从来没有努力为自己的巫术寻找一种理性基础。

第四，宗教观念是公开的，要经受各方质疑的考验，经受不起质疑的观念都将被抛弃，经得起考验的观念和价值观会保留下来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巫术则不然。历史上，巫术从来都是私人的秘密技巧（中医等巫术都是如此，什么祖传秘方，不可公开），甚至在巫师圈子里面都未曾形成共同的观念，更谈不上成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巫术始终只是一种技艺，不是宗教，更不可能是科学。巫术的思想是一切迷信的基础。

四，巫术思维阻碍了逻辑、科学和民主的生长

哲学思维强调逻辑思辨，但是缺乏实证精神。当代科学的思维强调实证，是逻辑和实证的有机结合。实证就是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观点。逻辑是人们正确的思维形式，只有用正确的逻辑方法才能保证思维的正确。有很多理论在逻辑上就不通，可以把它们剔掉，没必要费事去研究了。

中国文化里巫术思维特征是：一是坚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二是整个“天”都在这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之下，任何事情都可以与神秘力量联系起来。三是神秘力量具有不可尽知，不可演说的特征。中国的传统“学问”讲究“悟”，中国式的“悟”也仅仅是感受，悟的内容是说不出来的，只能“取象比类”，语词间相互循环定义，同义反复，无法用表示事物规律的逻辑方法把它“说”出来。只有用逻辑的方式表述出来的“悟”才是真正的人人可以“学习”的知识。

《中国古代巫术》说“巫术的兴盛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思维残余，由此形成了一种贬低概念分析，崇尚神秘直觉的风气。”因此，中国主流思维模式注重直觉体会，粗略地认识思维对象；仅满足于对经验的大致总结及对事物粗浅描述，缺乏精确分析。道家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集中代表，道家就是心中无数的糊涂虫。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也就是说越少越好，“无”最好，他的道就是“无”。这就缺乏数字化思维的“度”的把握，错误百出。如，病人吃药，必须达到剂量，少了治不了病，多了把人吃坏。哲学上说是要把握“度”，绝不会是越少越好和“大道至简”的越简越好。

古希腊很早就产生了科学的数理逻辑思维。希腊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据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主要是一群贵族，他们喜欢音乐，他们发现“一根调好的琴弦，将会奏出一个高八度音。同样地，如果缩短 为四分之三，就奏出一个第四音；如果为三分之二，就奏出一个第五音。一个第四音和一个第五音一起成为一个八度音”，罗素说，“音乐上的发现极可能导出万物皆数的概念。因此要了解我们的周围世界，必须找出万物里的数。一旦掌握了数的结构，我们就控制了世界，这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说到这里，再顺便说一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些人，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类，就像是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去，一种是做交易的，一种是参与比赛的，还有一种是观众。做交易的人地位最低，而旁观者的地位最高，他们是理论界，是哲学家。在古希腊的时候，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观：思考的人要高于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因为理性（思维）是人的本质。

离开数量关系来谈论事物或现象，将很快进入巫术、迷信和玄学的领地。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没有数字化思维的领地里，辩证法是永远的胜利者。即使辩证法声称自己是科学的和理性的，也常常是反科学和非理性的，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缺乏数理逻辑的辩证法是前科学的范畴，早被西方和苏东世界抛弃了。可是在中国，它却成了“智慧”的代名词，比如书店和网上充斥着“领导工作的辩证法”、“企业管理的辩证法”、“人际交往的辩证法”、“谈恋爱的辩证法”等等说法，这里的“辩证法”就完全可以替换为“智慧”。这就是颠倒黑白，使中国人更加愚昧化。譬如：香港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非常精细，有很厚的一堆，有些项目，比如说，细化到一个接线员每天可能会接到多少通电话、折合多大的工作量等等，因此，他们用到的每一分钱都有交待，决不有丝毫的含糊。而内地的各级政府部门给出的预算报告就粗枝大叶多了，很多项目到底是干什么的？语焉不详，大而化之，这就为他们搞腐败预留了很多的余地。西方政治家说，关心公共财政开支，是民主政治的起点。我们都是纳税人，有权过问我们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合理恰当，这就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地方。然而，由于中国人缺乏数量逻辑思维，关心公共财政的人非常少。

可见，中医、风水、星相、测字等巫术思维阻碍了中国的文明化和民主化。遗憾的是：中国的制度派只承认中国制度落后，阿Q似地不承认中国文化落后。其实，中国文化永远不可能长出好制度。例如，中医几千年，没有产生医院和医院制度，也没有产生医学院和学院制度。西方医学产生了这些制度，而且还产生了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管制度。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就是原始人的阴阳文化，中医、国学都是中国人的精神鸦片，永远不会产生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