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非裔美国人在“有色人种候车室”前候车

在将种族歧视写入法律前，纳粹德国曾深入研究美国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彼时的美国，现代化与不平等共存，被全世界种族主义者奉为榜样绝非偶然。

1934年6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大约一年半，纳粹德国的“御用”法学家们齐聚一堂，就反犹主义在法律领域的“杰作”《纽伦堡法》展开热烈讨论。

在纳粹政权将种族歧视写入法律的过程中，这次会议的地位举足轻重。律师和官员们坚信自己的思想将不朽，在场的速记员也格外勤奋，将他们的一言一行记录在案。

如今，当我们审视这份会议记录时，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与会人员围绕如何借鉴美国在种族主义立法方面的“先进经验”进行了长时间讨论。譬如，有人主张第三帝国应全盘照搬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的隔离制度，有人主张异族通婚应被认定为犯罪，还有人兴致勃勃地介绍了美国各地如何认定“黑人”和“蒙古人”，并试图将类似标准用于甄别犹太人……简而言之，在会上，“美国模式”的拥趸几乎全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这就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詹姆斯•惠特曼在新书《希特勒的美国榜样》中呈现的事实。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的，这份80年前的会议记录令读过它的美国人感到难堪。经常为外界选择性忽视的是，早在1925年出版《我的奋斗》时，希特勒就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称其“在创建健全的种族主义社会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上世纪30年代上台后，纳粹德国的政策制定者努力从美国寻找将种族歧视“合法化”的灵感。

美国“商业内参”网站在点评该书时指出，惠特曼的故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纳粹的种族主义立法竟是从美国学的？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

在普通人的认知中，美国在打败希特勒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但很多人不清楚，一个多世纪前，美国在制定种族主义法律方面同样领先世界。

惠特曼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的种族主义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的公民归化法，其中规定“自由的白种人”可以成为美国公民。进入19世纪，美国出台了多部基于种族的移民法律，成为全世界种族主义者眼中的旗帜。同时，在民事法领域，美国对跨种族通婚的严苛立场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相关法条禁止不同族裔的居民通婚，还威胁对通婚者追加刑事处罚。更重要的是，这些如今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法律规定并不局限于种族歧视盛行的南部各州，而是适用于整个美国，因此被纳粹德国法律界拿来借鉴。

的确，美国不曾迫害犹太人，但并不介意将其他少数族裔列为二等公民，包括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随着希特勒下令将犹太人与“德国人”区别对待，美国对二等公民的政策也变得颇具参考价值。

尤其令当时的德国人着迷的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文化强国，“有活力、现代化且富裕”。《希特勒的美国榜样》一书提到，“元首”及其追随者因此羡慕美国，希望了解后者崛起的秘密。种族歧视被解读为美国强大的原因之一。

有人会说，无论美国的种族歧视何等丑陋，纳粹的死亡集中营都不是受此启发，即便希特勒曾对北美早期白人定居者“将数百万印第安人射杀至几十万人”赞赏有加。问题在于，20世纪30年代初，《纽伦堡法》初具雏形时，纳粹当局尚未考虑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他们最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犹太人赶走，以维护“雅利安国家的纯洁性”。

讽刺的是，在探讨如何判定一个人有犹太血统时，直接仿效美国对黑人的甄别方法的提议被德国法律界否决了，理由是美国的规定太过严格：一个家族在几代前曾与非洲裔人士通婚，后代就会被归入少数族裔范畴，无法享受和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

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惠特曼在《希特勒的美国榜样》中强调，当时的德国法律界人士真诚地信奉“美国模式”，并援引美国著名政治人物的观点佐证种族歧视的合理性。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德国律师海因里希•克里格曾在阿肯色州大学做交换生，他向纳粹司法部提供的资料为后者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克里格留存至今的笔记中，不止一次提到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前者在1821年主张“两个同样自由的种族不能在同一个政府治下存在”，后者在当上美国总统前曾多次发表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言论，如“美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把黑人另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仿佛与纳粹驱逐犹太人的计划遥相呼应。

惠特曼在《洛杉矶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透过《纽伦堡法》和其他档案，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纳粹德国式的荒诞，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事实上，种族主义从美国法律中彻底消失的时间，比德国还要晚些。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常被指责对移民不够友善；而在欧洲，玛丽娜•勒庞等政客的极端言论也令人忧心忡忡。其实，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发现，大西洋两岸的右翼人士就“排外”这个话题心意相通，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青年参考》  2017年03月08日   1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