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钱学森感到寂寞的是，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声讨“四人帮”的残害、倾诉“牛棚”里的苦难……他已经同他们不再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了“十年浩劫”，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这不是他的过错，但从前的那种友情是很难恢复了


　　老高按：前几天读到不少文章和短信，很多人举了很多例子，称颂民国时代的文人学者如何有骨气，言下之意，是抨击中共治下的知识精英，整体上如何堕落无行。我不能说他们这些颂扬和批评不对，中共治下的许多知识精英的丑行，也实在是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也确实应该推崇独立人格、气节，开创和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但是我总是在想：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法治、人权环境之下的人，批评那些生活在无自由、无法治、无人权保障的环境之下的人，有理由、有资格那么义正辞严吗？
　　我见到过、听到过很多在旧时代保持独立人格的人士，在“新中国”却屈从强权的例子——这些例子太多，我不忍心列举——这些真的只能归咎于他们个人灵魂的蜕变吗？
　　批评者是否想过，旧时代，毕竟有相当大的社会空间，顶不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公权力管不到他；但中共治下，“党是领导一切的”，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支部建在连上，公权力覆盖村庄、街道、家庭，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生活资源，“普天之下，莫非共土”——作家萧军在东北受到批判，被剥夺政治权力和谋生手段，他逃到北京，想甩脱高岗和刘芝明（东北文协主席）的淫威，但没有转关系的介绍信，他在北京就无法找到工作，全家饥寒交迫，陷于绝境……这一类的事情成千上万，哪里是民国时期能够相提并论的？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如果生活在他们所生活的中国大陆环境，自己能不能与他们不一样？——当然，有些人在会上和文中去颂扬最高权力者是“精神引路人”，“纵做鬼，也幸福”……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二十年前曾读过已故作家史铁生所得评价甚高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后来在他的散文集《病隙碎笔》中，又读到他反覆阐述的一个话题：我们不曾在酷刑拷打和死亡威胁下叛变，但我们真有资格谴责那些叛徒吗？
　　读了华新民的一篇讲述钱学森的文章，有了以上感慨。华新民的文章是客观的、平实的，虽然没有深入剖析钱学森的心路历程，但可以帮助我们能更公正地理解和评价钱学森一类人——其中，钱的扭曲，当然有其个人应负的一份责任。


　　钱学森胆战心惊度过文革前后20年

　　华新民，光冕传媒

　　钱学森

　　钱学森先生高龄逝世，引起许多正面负面的评论。少有涉及钱学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论行止。笔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是投奔系主任钱学森这个偶像而来的。我们的耳闻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点。
　　关于钱学森在六七十年代的经历，他的秘书涂元季在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文革中他没有倒，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谈话。早在1958年，钱学森向党交心所写的检讨和其他材料“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党的高层领导就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要把这位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受过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学家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样板。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有关钱学森的一切资讯，只让人们知道他红色的一面。另一个措施，就是减少他同普通民众的接触。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钱学森参加了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注：指驱赶麻雀。让其不能落地停歇而死）的“除四害”，中央知道后，立即指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委以造卫星和导弹的重任

　　1960年八月，钱学森送别了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这对钱学森来说是一件大事。苏联专家走后三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制的仿苏R02型短程导弹，又叫东风一号。然而1962年3月，真正中国自己研制的东风二号中程导弹的第一次试射没有成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究和改进，在1964年6月方才将它送上了天空。1965年11月，中国发射第一枚惯性导航的导弹东风二Ａ，并在第二年10月载上轻型的核装置从甘肃的双城子基地打到九百公里以外新疆的试验基地，完成了所谓“两弹结合”试验。
　　可以想像钱学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这两年多时间里，承受着东风二号试验失败带来的何等巨大的压力。1964年东风二号的发射成功终于让他松了一口气，毛、周、聂的指望没有落空。让毛高兴的还有，1964年10月一个月里发生两件大事：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及毛的死敌赫鲁晓夫下了台。于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难得地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毛身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这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
　　不仅是科大的校园，这时连中关村也不大容易见着钱学森了。钱家1955年回国时住在中关村为高级科学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党中央批评力学所领导让钱学森下乡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去了。钱学森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保密当然是搬家的一个理由。
　　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的时候，每逢节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国时的老朋友聚会。例如1957年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钱学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竟然每月接济他的家属，这种立场不稳的事难免流传到社会上。钱家搬进军队大院以后，去拜访他要填写会客单，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来，就不容易见到他，这就将他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隔离开了。

　　父亲受冲击，钱表态关闭大学

　　住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还有一大好处——在文革来临的时候保护了他。1966年八、九月间，军队大院的高墙替他挡住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的第一道冲击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华罗庚等着名学者都少不了有人贴大字报，红卫兵到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钱学森得以幸免。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亲住在高墙之外，当时在中央文史馆任职，是钱学森回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1969年逝世，这三年中一直没有收入。这在政治上无疑让钱学森感到了相当的寒意。他的心情抑郁表现在行动上，有让他发表对教育革命的意见，钱的讲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竟然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课。
　　当然大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成员时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钱讲话的份量。
　　文革最初几个月的动乱总算过去了，原来的国防部五院这时成了七机部，钱学森是七机部的副部长。1967年1月，钱学森遇到了文革开始后头一个重大事件——七机部夺权。
　　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他们事先还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就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次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

　　回归老友受迫害死，钱不寒而栗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1968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1968年6月8日，703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织的人用钢管打死。
　　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1968年10月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而死。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都属于“海归”一类，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岳父蒋百里就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级上将，幸运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开列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不过“周恩来名单”能够保住钱学森本人的平安，却不能保护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
　　钱学森最亲密的战友郭永怀，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职，被授予烈士称号。但是郭夫人李佩受到隔离审查，服安眠药自杀被救。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罗时均和妻子被说成是美国间谍，妻子被逼自杀，他被隔离审查。近代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教授在家中自缢身亡。从美国归来的力学家、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学校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火箭燃料化学家萧光琰不堪刑讯逼供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钱学森有一个朋友罗沛霖，他们的友谊从交通大学读书的年代就开始。只是因为妻子的嫂子是英国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钱学森妻子的母亲是日本人，两人的亲属中有许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蒋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庐山会议站错队被迫检讨

　　在中央的保护下，钱学森不仅没有受到审查，反而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即文革中的庐山会议。钱学森出席了会议。开幕第二天他在华北组发言，陷进了一个险恶的漩涡。
　　会议讨论林彪开幕式的讲话。钱学森的发言被写进“第六号简报”。不料这份简报被毛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厉批判。钱的发言内容是：“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毛泽东对这份简报感到震惊和恼怒，称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要求都要作检查。这份简报实际上是毛和林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次错误的发言。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才能过关。
　　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出逃和丧命的事件。钱学森的同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起来，传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汇。钱学森的问题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被迫同一切可能受到怀疑的关系划清界限。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议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七十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太事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国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71年发射卫星的计划。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批准。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三天后，《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接着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年试验成功。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他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红外线制导。后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

　　批邓：主动对张爱萍落井下石

　　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指责的境地，不是在1975年（此处疑有误，应是1958年？——老高注）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是在1970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
　　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的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庐山会议的错误，决心维护毛的文革。他为了表明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说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议。
　　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儿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说：“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就是钱学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
　　“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言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理钱学森应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轮到他。科学界都猜测这同他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的苦难，交流如何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前，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太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一样。但是当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那种友情是很难恢复的了。
　　（作者华新民，美籍华人科学家、文革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