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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理性，它们决定着在社会危机时期社会变革的进程。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理性，也可以称为经验主义，它认为理性认知是有局限的，因此尊重传统和经验，主张渐进和试错，一点一点地改进社会。因此，英国以平和的方式，以不流血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另外一种是绝对理性、整体理性，也就是大陆理性主义。它把理性的认识能力绝对化，认为理性可以认识并设计出一个理想世界，并且可以在人间实现这个理想世界。大陆理性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开放社会的敌人”——黑格尔，还有后来的马克思。法国受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影响，一些人，如卢梭，用先验的原理推导出完美的社会范型，而激进主义者如雅各宾领导人则希望在法国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结果暴民以民主为名进行独裁，导致法国大革命流血漂杵。这种大陆理性主义由法国到俄国，再由俄国辗转流传到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理想国的冲动，导致了最暴烈的革命进程。

两种理性的区分，说得有些玄。说得简单点，就是五四时期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和主义之争”，就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呢?还是把这些问题纳入一个整体框架中解决呢?胡适的主张就是渐进理性，李大钊的主张就是“绝对理性”。

两种理性说法很流行，但却不符合真正英、法革命的历史进程。

先说英国。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政变，推翻詹姆士二世，迎接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在荷兰执政的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国干政。威廉率兵15000人在英国登陆，英军放弃抵抗，詹姆士二世流亡海外。1689年威廉继任为国王。这个政变史称“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力大于王权，逐渐形成立宪君主制，议会权力至上，君主统而不治。这一制度为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效仿。

英国“光荣革命”确实尊重“传统”，重视“协商妥协”，资产阶级实际掌握政权，但也在形式上给王权以地位，很符合“渐进理性”的原则。

但是，如果把历史的视野稍微放大，看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光荣革命”确实没有流血，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却是流血的，而且是“流遍了郊原血”!。英国革命公认是从1640年始，1688年“光荣革命”结束，跨度半个世纪。革命之初，英王查理和议会各不相让，最后导致1643年爆发内战。克伦威尔为代表的主战派逐渐在议会中占据优势，改组军队和议会，打败支持国王的军队。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1648年，南威尔士王党进行暴乱，第二次内战爆发。同年八月支持议会的军队取得胜利。随后，支持国王的议员被清洗，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英国宣布为共和制。据英国作家约翰·劳埃德的畅销书《趣谈》提供的数字，7年内战，85000人死于战场，100000人死于战争导致的创伤和疾病。当时英国总人口500万，成年男子200万。就这个比例，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法国大革命。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成为终身护国公，实际上独掌大权。克伦威尔死后，国事由少数军官把持。在得到查理二世不进行秋后算账的承诺后，议会(新成立的)支持查理二世回国登基，君主复辟。查理二世复辟后，迫害革命者，就连已经死去的克伦威尔也被鞭尸。查理二世去世后，詹姆士二世继位，刚愎自用，与议会冲突加剧，最后发生“光荣革命”。

英国革命是英国剧烈动荡的时期，经历了战争、共和、专制、复辟、反复辟等一系列过程，阶级斗争何尝不惨烈，哪看得见什么“渐进理性”?

再看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也不是一上来就暴烈，而是一个由温和逐渐越演越烈的过程。

法国革命爆发前，由于连年战争，败多胜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财政陷入危机。1789年，路易十六重新召开三级议会，筹划税案，解决财政。但路易十六、贵族、第三等级无法达成协议。路易十六以武力威胁，三级议会誓不低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王不得不承认三级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除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外，巴黎和凡尔赛城内的革命比较平和。较激烈的，是农民随后起来反抗贵族和僧侣。这个，应该与平时的压迫有关，与什么类型的理性无关。8月4日，贵族宣布放弃特权，古老的封建特权被废除。在这期间，等级制被消灭，法国颁布《人权宣言》，教会世俗化，筹划实行君主立宪，确定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的人有投票权。这个进程，远比英国革命之初要平和“渐进”得多。然而，1792年夏天，法国大革命各方矛盾骤然激化，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一变为共和国，雅各宾派执政。国际方面，英国成立反法同盟，奥普联军越过边界，击败法军，直逼巴黎。严峻的形势加剧了内部矛盾。此时，国民大会已经执行法国政府职能。1793年，国民大会成立公安委员会负责外交、军事、安全。1793年，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给与男子以普选权，颁布《土地法令》，规定乡镇的财务应根据该乡镇有住所的居民的不同年龄、性别或者是否在场，按人口进行分配。颁布《废除封建义务法》，规定全部和无条件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义务和稅租，烧毁封建契据。可见革命措施之彻底!在这之后，1794年热月政变发生，法国大革命高潮结束。后来出现拿破仑的军事专政。

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一个由磋商到温和革命，再由君主立宪到杀掉国王实行共和，尔后雅各宾派彻底颠覆一切旧制度的过程，最后形成拿破仑军人专政。

英法两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实际很难用单一的“理性精神”来解释。

理解历史的进程离不开人的思想和思维特征，但是，仅仅从人的思想和思维特征出发，解释不了历史，因为它们不是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中国有老话，“时势造英雄”，“乱世出妖孽”。离开社会结构中的矛盾，离开社会危机积累程度，把人的思维特征作为决定因素，并由此出发解释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的进程，这是本末倒置。这是以“两种理性”说的问题所在。

社会变革都是要应对重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矛盾和危机的程度决定了社会变革的激烈程度。社会从正常运行到调整，从调整到改良，再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危机无法解决的过程。托洛茨基有一句话，大意是，什么是革命，就是阶级间已经无法通过理性协商来协调利益时所采取的行动。革命代替渐进改良，往往是因为渐进改良解决不了问题，不得不革命。

先看英国面临的问题。

英国君主立宪之所以能够确立，各阶级之所以能够妥协，就是因为这种制度已经能够解决英国当时面临的问题。

英国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现代政府。主张大历史的黄仁宇先生有一个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英国属于海洋型国家，工商业比较发达。商业因素已经逐渐瓦解了封建制度，如著名的圈地运动，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侵蚀封建制度的产物。同时，封建社会传统的议会机制也向资本主义议会转变。沿海地区商业市镇往往自治，有自己的自治机构。而在国家高层，议会的实力也从代表贵族的上院向下院转移。在革命前，英国资本主义在底层的经济、政治结构已经逐渐形成，瓶颈是在高层，就是议会和国王的关系。

欧洲资产阶级和封建君主的关系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矛盾不必细讲。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往往是掌握经济实力的资产阶级和掌握军事力量的君主相互合作，二者之间分配利益。资产阶级有一定的自治权利，而君主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取经济利益，但要提供一定的军事保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在议会逐渐扩大权力。国王的权力主要是决定战争和外交等事务。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增长后，自然要求扩大权利，在影响自己利益的战争、外交等事务方面获得决定权。而国王身份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王室财产和事务属于王室私人的。但是，国王也承担了实际的国家行政职能，要维护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国王的财政问题，就存在着王室的私人财政和实际的国家财政不分的问题，如国王乱收税、乱花钱的问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矛盾集中在国王和议会之间，爆发点是税收财政问题。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就是推翻王权，不仅把司法，也把行政的权力彻底接收过来。英国的君主立宪的实质就是国王保持虚名，退出国家事务，形成实际的议会制。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底层组织已经成型，并不需要改变，只要打破上层瓶颈就可以解决问题。因此，英国革命有“保守色彩”。

君主立宪是因为资产阶级力量已经大大超过封建势力，但封建势力还很强大。封建势力并不甘心妥协，但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力量。詹姆士二世逃亡时，孤家寡人，被沿海渔夫送回伦敦。最后是威廉准许其流亡。保留王权是一种妥协，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整体结构实际上已经打通，当时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国对这个问题有个传统观点，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但这个传统观点也存在问题，即只批判其妥协，却忽视了为什么能够妥协的问题。它不是针对英国当时要解决的问题出发看问题，而是从一套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模型在社会中“实现”的程度出发来看问题。

荷兰和美国也有这样的特征，在两个国家独立时，底层的政治经济结构都已成型，需要的是在国家层面进行制度安排。荷兰的独立在于反对西班牙王室，随后各省希望保持自治，只设议会，不设首脑。后来，形势所需，建立君主立宪制。美国在独立后，最初是邦联制，各州高度自治，而邦联政府极弱小。后来形势所迫，建立联邦制，大幅度增加政府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国家底层的政治、经济结构并不需要改变，只是根据需要建构上层的现代国家机构。

再看法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被视为是“最彻底”的革命。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最初的磋商、君主立宪、温和革命不能解决问题。

法国与荷兰、英国不同，它是一个大陆性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在英法百年战争后，法国形成了中央统治的财政体系，能够控制货币供应和地方稅收，有中央统一的法律系统，形成由国王、枢密院、三级议会组成的政治结构。在红衣主教黎塞留进主枢密院后，君权和神权紧密结合，法王的地位至高无上。三级议会在法国革命前200年内没有召开过。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使法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这套中央集权式的封建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的束缚。表现为政府混乱、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在国家财政方面，没有相应的机构，而是把税收承包给私人或公司。封建土地制度也阻碍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

所有这些问题，最终表现在法国的财政危机上。法国不缺财富，而是缺乏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相对应的组织构架。因此，法国只有构建起一个高效率的现代国家机构，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个从大陆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农业国向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转变的核心问题。这个观点还是黄仁宇先生的。我们可以以此透视法国大革命的过程。

第一，路易十六与三个等级磋商财政税收问题。第一等级是僧侣，约10万人，有自己的领地、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向教徒收十一稅。他们不向国王纳税。第二等级约40万人，主要是封建贵族和地方官吏。由于欧洲封建成规，国王也难以向第二等级收税。第三等级是平民，约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他们耕地小、收入少，负担重，每况愈下，无力担负新的税收。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已经掌握法国的工业、商业和金融，经济实力雄厚，他们反对等级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磋商的基础。

第二，温和革命时期。这是对国家体制进行变革，但是，仅仅停留在顶端。旧的封建政治制度废除，但是，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新机构。很多措施没有相应的机构来执行，无法向社会基层贯彻下去。这表现在1792年危机加重，工人阶级生活下降，不满加重。国家顶层的制度设计缺乏有效的基层组织的支持，因而无法解决当时的危机。从而导致革命进一步深入。

第三，有效的政府机构没有产生，整个国家处于无序状态，再加之欧洲封建势力黑云压城，法国处于生死危亡之际。为了动员人民保卫国家，也是为了提高国家控制能力，当时的临时政府废除一切封建特权，按人口均分土地问题，给人民以选举权。扫除封建特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迅速组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底层组织结构的过程。土地法令消除了农业融入资本主义市场的障碍。同时，国民议会派督导员到各地方，整肃地方组织，加强铁腕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向富人配置税额。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组织迅速形成，可以把高层政策意图迅速贯彻到社会基层。这样，高层组织和基层组织在革命高潮中成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否定实现理想国的激情。但是，更应该看到现代高效的国家机构迅速成型。

当保守主义只看到暴政和狂热的时候，法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府机构已经开始高效运转，法国人民高唱马赛曲奔赴前线，打败入侵的封建势力，并且扫荡欧洲。

社会危机导致变革，就像人生病进行治疗。治病时，医疗方案最终要建立在病情上。这其中或许会有误诊，医生的水平、性格会影响用药，治疗会有些差异，但总体上，小病或者调养或者用小药，一般的病一般治疗。如果病情严重，用药自然就重，治疗方案就严厉。如果提出的治疗方案无效，那么，治疗方案自然会不断升级，最后用大手术，用大器械。这时，病治了，人却难免元气大伤。

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的最重要因素是病人的病况，而不是医生的脾气。解释英法革命差异的“两种理性说”，实际上就是离开病情，用医生的脾气解释治病方案和治病过程，甚至把病情也归因于医生的脾气。

【梁孝，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